边区旧式性别观念和传统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根深蒂固，民间谚语“再好的女子锅边转”反映的正是传统乡村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

1.边区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兴起

边区法律中规定的男女平等，使得广大农村妇女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不再是家庭的奴隶”，“你不让她读书，她不但可以与你理论，并且可以给你提到法律上去”。^[79]这其实反映了边区乡村妇女逐渐具备了权利意识。边区政法令规定妇女与男子一样可以平分土地。

皖南事变后，边区被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于是发起大生产运动，并号召妇女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边区党委、边区妇联先后做出动员妇女参加经济建设的决定。此后，妇女干部以及广大中共妇女工作者深入农村，在妇女群众中选拔积极分子参加生产技术培训，领导成立妇女纺织组。此外，边区建设厅还聘请专门的纺织人员，走乡串户向乡村妇女教授纺织技术。

1937年的春耕运动中，仅延属六县就有15000 个妇女生产小组，共计35000 人。1938年的春耕运动中，边区妇女开垦荒地7000 多亩。1939年，边区妇女垦荒30000 多亩，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有12 万人。^[80]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这等于妇女开始走出“生火做饭”的传统模式，参加社会劳动。再加上边区政府实行的“自力更生”的生产自给方针，开荒担粪、种树农耕，她们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此过程中，很多农村妇女成为边区政府推崇的英雄劳模，例如延安的马杏儿不仅通过农业劳动致富，还带动其他农村妇女生产热情。米脂农村的赵老太自发创办纺织班，学员36名，分为儿童班、少女班、妇女班。学员在学习纺纱同时，还须学习识字，保证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纺织班基本每天能够纺织二两棉花。

农业生产方面，妇联设专门的妇女生产委员会，指导帮助妇女掌握耕作技能。传统乡村社会的妇女从事家庭纺织的人数稀少。边区成立后，为解决边区群众的穿衣问题，中共投入大量资金鼓励妇女纺织。1945年前后，政府先后贷款2400 万、6900 万边币开展纺织运动。绥德分区还建立专门的土布产销公司。^[81]边区农村妇女的主要副业有养猪、羊以及蚕。还有一些地方妇女学会制肥皂、熬盐等。三边地区的农妇温苓宣通过打盐、种瓜菜，维持了全家的生活。在其影响下，当地群众逐渐转变了歧视妇女劳动的观念，很多农妇也纷纷效仿，到田地里给自己的丈夫送水送饭，帮助丈夫采盐。延川地区的杨老太通过养殖猪盈利20 万元。志丹地区的农妇胡某，不仅养60 多只羊，还养了牛、鸡、蚕，生活富裕。^[82]边区缝纫厂还专门招募妇女学员，指导其学习使用机器裁剪技术。学员实行每周换班的轮流生产制度。1947年至1948年间，近百万农村妇女置身于缝纫活动中，缝制30000 套棉衣，10000 条棉被。^[83]“以劳动为耻辱”的历史传统在边区逐渐消失。“山高、脚小、走镇头”是乡村妇女的真实生活写照。边区成立后农村妇女们“一个一个沸腾起了参加生产的热情”^[84]。截至1939年，十万以上的边区乡村妇女走上生产战线。关于垦荒，延属12 个地区的妇女垦荒30000 多亩；关于纺织，延川妇女一个月就纺纱2000 斤。其中仅延川的一个区便有3700 多名妇女参加纺纱合作社。^[85]

在生产过程中，边区还产生了劳动女英雄。延长五区的老年抗属卫老婆、卫小莲、闻秀珍，都在开荒劳动中开垦了6 亩地。延川乡村妇联会的妇女干部中，年仅17 岁的抗属杨玉英、张兰英成为村中的纺织英雄。固林地区则选出100 个劳动女英雄；靖边地区选出79 个劳动女英雄。志丹年迈的老人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她感言：“我这么大年纪，还常常帮助那些自卫军盘查行人，革命是大家应干的事呢！”边区劳动女英雄的出现，成为农村妇女们羡慕的对象：“咱什么时候也做个劳动英雄呢！”^[86]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最重要的便是实现妇女经济的独立，否则只是纸上谈兵。边区法令规定的妇女财产继承权，“给了妇女几千年来所没有的权利”^[87]，实现了男女在财产继承权上的平等。此外，乡村妇女在参加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使得以劳动为耻、女性无力劳动的传统歧视观念得以扭转。10 余万的妇女参与大生产，不仅成为改善边区民众生活的主力，还实现了妇女自身的经济独立，同时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农村妇女开始有了社会地位、社会价值。边区乡村妇女认识到参加生产不仅具有抗日救国的政治意义，还同样具有解决温饱的现实意义，“更是妇女自己的一种经济活动”^[88]。经济的独立让妇女拥有生活上的自决权。例如，许多学习识字的妇女可以通过所获的收入独立支付笔纸费用。也就是说，经济独立使得农村妇女更有权利与积极性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1940年4月，绥德成立妇女生产合作社，主要以纺纱、做鞋为主，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征股活动中以募集股金。^[89]妇女生产合作社成为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实现其作为股员的选举权，改善妇女社员的生活水平。此外，合作社盈利后会购置妇女必需品以方便妇女生活。边区政府婚姻法的颁布，减少了很多买卖婚姻、打骂妇女现象的发生。妇女工作者也协助乡村妇女缓解了家庭矛盾，一方面劝解出现家庭纠纷的妇女不要轻易离婚，另一方面维护妇女权益、代表妇女向其家庭成员主张家庭和睦、反对轻视妇女行为。(www.daowen.com)

2.边区乡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兴起

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公民均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且参议会的女议员须占全体议员人数的25%。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按照参议会条例，有19 名女议员正式出席。边区选举人中，老年农村妇女积极参与，以实现自己的选举权利。神府、延安、延川等地女乡长、女区长的出现，反映了边区农村妇女的参政能力不亚于男子。此外，有70%的乡村妇女都加入了妇女救国会，开展行政工作。^[90]

延安县东一区38 岁的女区长刘生荣，带有残疾，但她先后在甘泉、志丹等地任职妇联主任。因为其工作期间深受群众爱戴，被推选为1938年边区参议会议员。此外，边区将其作为干部楷模，在党政机构中进行推广。刘生荣的家庭也是典型的新型家庭。家中有丈夫、儿子、儿媳、女儿。其中儿子李德明是西北青救会巡视员，女儿李德胜在八路军卫生部工作，丈夫在东乡工作，儿媳妇杨光明不仅参加妇联会，还在学校读书。“和所有在旧时代中被鞭挞过来的女人一样，刘生荣同志有着变迁过来的窄小的脚”，但她却有着“战斗的新女性的姿态，并没有因她的束缚过的双脚和残疾的上肢而阻碍了自己的热忱”^[91]。

1940年1月17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女子大学的学生队伍，还有农村妇女代表们——延安四郊的乡村妇女：有怀中抱着娃的青年农妇，有拄着拐杖的老年农妇，有扎着麻花辫的年轻女性。同时还有穿着军装的自卫队的妇女。其中花甲之年的老太太还跟旁边的女学生讲自己对宪政的理解：“宪政就是要老百姓管国家大事，咱么那妇女和男人平等。”^[92]1937年，边区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活动中，参选妇女占女性选民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这是边区妇女首次实行自己的政治权利。1941年，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活动中，参选妇女占总人选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清涧、神府的妇女选民占总人数的一半。这表明边区妇女逐渐具有了现代参政意识。1945年10月的第三次民主选举活动中，边区参选妇女人数占女选民总数（76292 人）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子长县的妇女参选人数达到百分之八十三。^[93]

第一届参政会召开前，边区妇联发出指示信，明确提出要“发动农村妇女多提案”^[94]，以发挥其在抗战以及妇女解放方面的作用。1939年年初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上，六名女参议员在会上联名提出关于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提出妇女应在政府机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提出开始妇女训练班等妇女教育组织，提出培养妇女干部以及专职妇女人才。

3.妇女其他社会活动的参与

最为典型的是边区乡村妇女开始与所有国际妇女一样，拥有了属于女性自己的节日，过起了三八妇女节。1940年，边区专门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女自卫军、抗属等农村家庭妇女。纪念大会上，不仅有毛泽东、王明等中共男性领导人参加，还有孟庆树等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讲演。纪念会还有专门的会歌。会上主要是对边区一年来各地推选出的模范妇女以及家庭进行表彰。延安第二行政村的刁氏家庭之所以被推选为模范家庭，是因为全家人都不阻碍家中女性李育英外出开展妇女工作。会上还颁发“全家模范”的四方旗，全家成员都做了演讲。除了召开群众大会，三八妇女节上还举办了运动会、妇女展览会以及文艺晚会。运动会的入场仪式上，有专门的军乐队伴奏助兴，除了女自卫队、女学生走方阵外，还有边区各地的农村妇女组成的方阵。参加运动会的500 名女性表演体操、秧歌舞。这种不同阶层妇女共同表演的方式有其社会寓意，即“打破那种中世纪的观念，这些观念以为妇女是弱不禁风的，以为工农妇女是不能与知识妇女在一起奋斗的。”^[95]妇女展览会上，贴满各种关于妇女以及三八妇女节的壁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名为《国际妇女团结起来》《战斗中的中国妇女》《边区妇女是全国妇女的先进和模范》的壁画，其分别反映了国际、中国以及边区妇女的形象。展览会在女大的学生宿舍——窑洞中举行，共有八个窑洞展点。关于“妇女与卫生”展厅，摆列着婴儿浴盆、月经带、妇科药物还有身体标本、生理图表。生理图表主要包括妇女生育的解剖图、婴儿头脑解剖图、胎儿脐带解剖图等。展馆有专门的讲解员向广大妇女科普、阐释基本的生理常识与卫生科学。关于“妇女与生产”展厅，其展品出自边区妇女之手，有各种各样的绣花枕头、女腿带以及小脚绣鞋。旨在放映妇女文化的同时反映封建社会妇女深受缠足之害。另外，展厅还展示出草席、草垫、枣、鸡蛋等，以反映在边区建立后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劳动。关于“妇女与文化”的展厅，主要是陈列关于中国妇女生活的历史连环画，旨在向参观者反映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文化、封建社会深受“三从四德”禁锢的妇女文化。关于“妇女与抗战”的展厅，主要反映妇女积极参加抗战的情形，并制作出全国各地妇女参加妇女社团组织的分布表。关于“妇女学习”展厅，列有反映边区妇女学习教育情况的图表。此外，还列出妇女参加抗战动员的成绩：1937年至1938年缴纳25000 石救国公粮。1939年制作鞋袜50000 多双。关于“妇女手工”展厅，有妇女绣的荷包、鞋帮、肚兜、剪纸等民间工艺品。展览会本身反映了边区新型妇女文化的形成。而妇女参加展览会也同样反映了“在边区女人同男人一样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各种抗战动员工作”^[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