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的妇女被当作贤妻良母培养，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社会的主流观念。即使有少数妇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是为男权社会培养贤妻良母以更好地相夫教子。但在最广大的农村，妇女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基本处于目不识丁的状态。妇女不识字，再加上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妇女处于故步自封的境地，对国家民族命运也更是漠不关心。落后的西北地区乡村社会更是如此。这里“几乎是一个没有女子教育的地方”^[56]。妇女们被认为就是天生的“屋里人”。近代陕甘宁地区的女校为数不多，能够入学的女性基本都是出身地主官僚家庭。这些女性接受教育也基本上是为了夸耀门庭，巩固封建势力。

在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妇女大众教育组织，诸如女学、妇女训练班、识字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处，由于妇女干部队伍的匮乏，妇女教育尚未普遍化。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暂时和平的社会背景下，中共首先在陕北建立了首个正规的女子学校——红军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该学校改为抗日军人家属学校。

抗战初期，边区女子教育突飞猛进。与国统区的女子教育相比，边区女子教育不以封建伦理纲常束缚妇女，不会禁止男女同校或是区别对待，是男女接受同等教育；不会开展亡国教育，而是开展国防教育。

在妇女教育方面，边区妇联组织起到重要作用。1940年，边区妇联组织中，乡级妇女干部有6200 多人，占边区妇女干部总人数的96%。^[57]且这些乡级妇女干部周围都是广大乡村妇女，她们对家家户户的妇女受教育情况都做了详细调研，她们知道村中哪家妇女可以接受社会教育，哪家女孩到了入学年龄。此外，村中的少先队、儿童团成员都成为动员他们家中接受教育的辅助力量。正是因为妇女干部在推进大众妇女教育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妇女干部自身须起到模范作用。例如在动员乡村女性入学或者参加妇女教育组织时，需要首先以身作则，动员自己家中的女性接受教育。^[58]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中共围绕革命主题，从乡村妇女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妇女教育工作。

民国时期，农村条件富裕家庭妇女基本都是通过“抹纸牌、扯闲淡、串门子”来消遣农闲时光，但农村贫困家庭的妇女则是“又在忙于债务的清偿”^[59]。但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边区的平静生活。过去从不出门的农村妇女开始加入各种各样的妇女组织，尤其是冬季农闲时节的妇女冬学运动。妇女冬学运动由当地乡村政府与学校教员合作开展，建立各种类型的组织。一是建立妇女军事组织，教授妇女关于军事、防空常识。二是建立妇女俱乐部，以调解学员身心。三是定期举办社会活动，向妇女宣传缠足、封建迷信的危害。冬学运动除了教授妇女基本的政治、自然以及社会生活常识之外，还会教学员唱歌。此外，妇女冬学运动还有毕业典礼，乡村政府以及群众团体都会参加。结业的妇女则有机会被介绍到妇教组织作为农村妇女学员结业的奖励。

边区政府法律明确规定妇女与男子一样，具有受教育的权利。^[60]

在组织上，边区成立专门的群众妇女教育机构，如中共妇女部、妇联组织，专门负责边区乡村妇女教育工作。此外，边区教育厅考虑到乡村妇女的实际情况，专门成立识字委员会，负责开展乡村妇女的扫盲基础教育。(www.daowen.com)

在教育形式上，则贴近妇女生活，采取农学结合的方式，利用乡村妇女的农闲时间开展读报组、话剧团、半日校等形式，使得妇女能够合理安排家务、农事实践。中央妇委指出要给妇女建立免费学校，广泛开展妇女识字运动，以启蒙妇女民族、民主意识以及政治觉悟。^[61]此外，边区教育厅印制的《社会教育概论》提出社会教育要“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62]。

在教育内容上，多是围绕家庭生活以及革命时局，以提高其学习热情以及民族意识。

在边区政府鼓励下，乡村妇女纷纷参加妇女识字组、冬学等教育组织。定边县一名20 岁的农村女性还偷偷写信给冬学教员，请求她们来家中给她的父母做思想工作，让她参加冬学。^[63]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农村妇女想要走出家门上学，还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或是自身思想保守，觉得没有文化也无所谓；或是自身渴望学习，但家人思想落后不同意。鉴于此，边区制订相应的计划，动员广大妇女及其家人，协商学习、家庭平衡的办法。妇女教育组织规定若是妇女学员受教育期间与家庭出现矛盾，可由组织负责人亲自出面调解，以保障妇女学员家庭关系和睦。此后，乡村群众才逐渐改变妇女参加教育组织的认识。以冬学为例，边区的妇女学员占总人数的七分之一。1942年，边区13个县中仅妇女冬学就达到23 处，妇女学员621 人。^[64]民歌《妇女把身翻》中歌唱乡村妇女识字带来的巨大变化：“女同志们醒一醒，一齐起来闹革命，组织军事识字班，培养了人才管理政权，女人把身翻。”^[65]

据统计，1939年边区识字200 字以上的妇女已经占到妇女总人数的10%。^[66]。186 所半日校中，妇女学员占学员总人数的77.3%；5513个识字组中，妇女学员占25.4%；581 所夜校中，妇女学员占5.3%；619 所冬学中，妇女占14.2%。^[67]由此可见，半日校是乡村妇女接受教育的最主要的形式。关中分区的岭底村“婆姨、女人、老婆婆全都上了学”^[68]。米脂高家村成立的妇女组织专门规定中午到学校识字。靖边张家畔在开展妇女识字运动时，村中妇女的学习兴致并不高昂，但自从将识字小组改进为轮校，同时成立村级教育委员会，该乡镇90%以上的妇女都积极进入轮校学习。此外，很多乡村还成立了家庭识字组，家庭成员之间互教识字，其中仅志丹的两个区中旧有十几个家庭识字组。^[69]正如边区戏剧《夫妻识字》所唱：“旧社会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识字牌牌好比明灯一盏，学习文化理当然。”^[70]此外，还有女学生以及妇女干部组织起来走乡串户教农村妇女识字。例如农村妇女刘佩珍通过女学生，学会认字，不仅认识了自己与家人的姓名，村名，还认识了日常名词。绥德抗属薛保莲感慨，以前丈夫从前线写信回来她还得找人帮忙读信，如今终于可以识字写字，这样就可以写信给丈夫了。有识字热情的农村妇女不在少数，她们会拿着黑色刷子或者木炭在院子里、炕沿边、灶台上比画着练字。^[71]

年轻的农村妇女更易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她们成为受教育的主要群体。边区在1941年的冬学运动中，就将入学年龄从原先的15—40 岁改为15—30 岁。^[72]因为年长的妇女家务繁重，需要照料的家事多，因此无法集中大量时间参加冬学。可以说，冬学因为有三个月的时间要求，还有具体的学习任务，即完成冬学须识字过百。三边分区的农村妇女们在接受三年的冬学教育后，有的能识字二百，有的能识字五百，有的甚至可以读《边区群众报》了。^[73]对于年长的农村妇女，则是要充分考虑她们的生产生活实情，通过灵活、分散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子洲的农村妇女把生字带回家中，贴在家中窗台、磨道等显眼的地方，以方便“识字的人抬头见字”。靖边张家畔的识字组就是挨家逐户上门教不方便或者不愿意出门的妇女识字，妇女有空则多教、有事则少教。^[74]

起初边区妇女教育的内容只是枯燥的政治教育和简单识字，但这对于目不识丁的乡村妇女而言，学习到的字在生活中没有实际作用，听到的抗战道理、政治理论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使得不少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欲望与热情。1943年，葭县政府注意到许多妇女即使参加了几年冬学，也仍然是“讲不开的多，白识字”^[75]。在此背景下，边区政府也注意到要在教育内容上符合群众需求。^[76]之后边区调整方式，将教育内容转变为与农村妇女生活、生产相关的知识，以此使妇女自发产生受教育的意愿。经过改进后的教育内容，深受妇女欢迎。延长县的妇女如此评价：“教的都是我们常时用得着的、鞋帮呀、鞋底呀……日本呀、中国呀……这些字，又有用，又好记。”^[77]妇女识字组的教材多是来源于报纸，通过阅读报纸提高识字能力是水平较高的妇女的主要学习方式。但对于普通农村妇女群体，边区编写的教材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等，也有妇女日常生活素材，例如借据、信件等。写字的工具则多是煤砖、粉土、树枝等。

边区妇女们感慨：“有八路军的地方就有咱们念书的地方。”^[78]边区法律规定男女皆具有受教育的权利。边区政府也向广大乡村的家庭妇女提供了受教育的多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