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社会“移风易俗”的风潮也随之发展，其中便包括各种进步的婚姻思潮涌现。以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新民丛报》等报刊舆论提出不少关于婚姻文化改革的主张，归结其要点基本为：提倡婚姻自由，反对早婚，引导青年男女反抗旧式封建婚姻制度。可以说，清末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在“习俗救国”风潮引领下，掀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婚姻文化变革高潮。但其变革地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农村地区则基本没有明显变革。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除了经济水平落后之外，还缺乏接受西方文明以及国内先进思潮的条件，教育水平低下且仅有少数权贵的子女有机会入私塾或外出学习进修，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无法触及该地。因此，西北乡村社会的婚姻礼制仍“因地处偏僻而绝鲜近代作风”^[15]。关于当时为数不多的西北地区留学生也不乏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身体力行者。例如祖籍米脂的留学生张季鸾于1906年在日加入同盟会，并创办《陕北》杂志旨在号召同乡觉醒。回国后其又担任陕西分会刊物《夏声》编辑，宣传介绍先进思想。同一时期的高祖宪接受本土书院教育后，亲自创办绥德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并协同一批青年赴日留学。这些早期的西北留学生回国后在带回西方生活方式与思想的同时，也成为近代西北地区的启蒙者。具体到婚姻文化，则表现为少部分人开始试图践行婚姻自主，打破传统。但传统婚制仍占主流。民国时期，政府短期内颁布大量革故鼎新的法律法规，倡导婚姻自主，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此背景下，婚姻文化的变革开始成为国家、社会进步的指向标，即“改良婚姻，唯独为谋社会之发达所当有事，亦为谋国家之进步所当有事”^[16]。(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