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开始，乡村社会发展教育的渠道是开办私塾。私塾主要分为家塾、族塾、馆塾。但由于西北地区的经济落后，很多贫苦家庭供不起孩子读书。鉴于此，清政府要求每乡设一社学，另须配备资历丰厚的社师。这样就使得贫寒子弟有机会受到儒家礼教启蒙。儒家伦理与乡里道德都注重孝悌节义等原则，因此乡村社会基本秉承忠孝文化，孝子典型成为后人楷模在民间时代流传。大的宗族都很注重子弟的科举读书，横山地区李氏宗族“自举人而下登科拔萃者，难偻指数”^[58]。但凡有经济条件的宗族一般皆会设立私塾。乡村宗族私塾多是开设在祠堂或者宗族庙宇。陕北米脂的马氏宗族在乡村内创办族学，以方便本宗族成员及其亲友子弟接受文化教育。乡村私塾教育包括启蒙与开讲两个阶段。其中启蒙期的基本读物为《百家姓》《弟子规》以及《三字经》等。至于开讲期，私塾则会设置专门的讲堂教授四书五经，但能够进入开讲期的只有少数财智富裕的农家子弟。其实乡村私塾启蒙阶段读物旨在传递儒家孝悌教育。不论是《三字经》中的“孝于亲，所当执”还是《千字文》中的“孝当竭力，忠则尽命”，都传递着儒家忠孝伦理，这对于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而言，具有天然亲和力。因此在“孝”教育的影响下，乡村社会也会不断塑造出孝子的典型。洛川的南、北两坑村，是民间二十四孝之一郭巨埋儿的地方。传说当时遇灾荒之年，孝子郭巨为让母亲活命节衣缩食，万不得已之时在村口挖出两坑打算活埋两个儿子，结果土地爷为其孝行感动，在两坑中放入金银，最终郭巨抱子回家。^[59]

民国初年，盐池惠安堡士绅张复元、刘炳等创立一所高级小学。民国七年，盐池县士绅聂本善创建高级小学，经费出自商业利润。1936年之前，该校已经有八届毕业生。盐池各乡村则建有几所初级小学或者私塾，但其基本上都是为地富子弟开设，普通村民没有受教育的资格，且几乎没有女学生。直到1936年，盐池学生虽然有所增加，但总数也不过200 余人。^[60]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初期，盐池乡村农民能够识一百个字的仅有两人。整个边区平均下来的识字人数占全边区总人数的百分之一。^[61]

【注释】

[1]《陕西省神木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印行，第14页。

[2]〔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四。

[4]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 期。

[5]《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

[6]乾隆年间《环县志·古迹》，乾隆十九年抄本影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卷四十五。

[7]刘东生、丁梦麟：《黄土高原 农业起源 水土保持》，北京：地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8]《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米脂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9]柴树藩：《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10]《吴堡县志》编纂委员会：《吴堡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1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4]〔元〕王祯：《农书》卷三《锄治篇第七》。

[15]《洛川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页。

[17]《淮南子·说山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18]《隋书》卷二十九·志二十四《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1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天宝十二载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20]《盐池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池县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1]光绪年间《绥德直隶州志》，卷四。

[22]民国时期《洛川县志·工商志》。

[23]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2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

[25]乾隆年间《合水县志》上卷《里甲》。

[26]张寄仙：《陕西省保甲史》，西安：长安保甲研究社1936年版，第86页。

[27]张寄仙：《陕西省保甲史》，西安：长安保甲研究社1936年版，第113页。

[28]张寄仙：《陕西省保甲史》，西安：长安保甲研究社1936年版，第113页。

[29]张寄仙：《陕西省保甲史》，西安：长安保甲研究社1936年版，第220页。

[30]秦燕：《陕北黄土高原的村庄与社会变迁（1368—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www.daowen.com)

[3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32]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33]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六《人物志》。

[34]张寄仙：《陕西省保甲史》，西安：长安保甲研究社1936年版，第220页。

[35]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九《艺文志》。

[36]民国时期《宜川县志》卷二十五《人物志》。

[37]民国时期《米脂县志·辑余》。

[38]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39]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40]秦燕：《陕北黄土高原的村庄与社会变迁（1368—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41]孙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北京：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42]欧阳恩良、潮龙起：《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 清代社会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44]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45]〔英〕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46]袁文伟：《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47]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48]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49]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50]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51]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52]吕静：《陕北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53]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54]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55]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56]光绪年间《绥德州志》卷四《风俗志》。

[57]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四《风俗志》。

[58]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59]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60]《盐池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池县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6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