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节日风俗基本与岁时节令相关，其活动时间与内容具有稳定性。节日风俗的形成主要源于农耕文明中的时令节气以及农民信仰中的祈福、祭祀心理。先秦时期农民就有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到了汉朝基本定型，最初旨在准确预测、指导农事的特殊日子在被赋予祭祀、祈福、驱邪意义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了迎新、娱乐等功能的社交意义。陕甘宁地区的节日风俗是其社会文化的典型。其中年节文化最能体现节日风俗。春节作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热闹非凡。贴对联、请门神，以避免凶邪；请灵牌（请坟）回家，以寄孝思；用泥巴修复破旧的墙面，象征家全人齐；除夕夜守岁，象征新年平安顺利；大年初一挂灯笼，寓意吉利喜庆。大年初一的习俗颇多，每家每户早起，争先恐后去挑第一担水，这反映的是勤劳致富的心理。如有新婚媳妇或者意愿生育的女性，则会到所在宗族的家庙中去抢烧头香，以求得到祖先庇佑多子多福。大年初一有拜年、拜影活动。拜年活动主要是晚辈向家中长辈行叩头跪拜礼，长辈向晚辈散发压岁钱及糖果。拜影主要是同一宗族内部的男子在家庙或者祠堂前集合，击鼓奏乐，祭祀祖先，以表追思之情。正月初五又叫“五穷”日，这一天忌讳外出走访亲友，以免沾上“穷气”。当日乡民会在各窑洞前放鞭炮，清扫垃圾，或者将剪纸人送出门外，象征送走“穷神”。饮食上则基本上是吃荞面、搅团等粗粮，意为“填穷坑”^[54]。元宵节的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其中灯会为重点项目，儿童多是持手灯或者手花，或者放天灯许愿。农户则多是蒸面灯，形象丰富多样，或是花鸟鱼虫，或是十二生肖。基本以十二个蒸面灯为一个单位，灯芯由棉花制作而成，浇上清油后再置放于灶前。十二个灯象征十二个月，蒸熟后的面灯中蒸馏水多的，则象征着相应的月份雨水丰沛。元宵节还有社火、唱戏等娱乐活动，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端午节同样是陕甘宁地区重要的传统节日。除了有吃粽子的传统饮食习俗外，还是重要的孩童娱乐节日。当日孩子们会戴上用五色线捻成的“花花绳”还有荷包。五色花绳的佩戴风俗由来已久，民间又称“续命丝”^[55]。荷包俗称“耍活”，由多种颜色的布料、绸缎制作成十二生肖或者五毒动物，再往荷包中放入各种香草。孩童将荷包挂在肩上，表达了以毒攻毒的民俗心理。其他如清明节、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传统节日，也都寄托和体现了不同的文化意蕴。

陕甘宁乡村社会在生育、婚嫁、丧葬方面也有自身固有文化习俗。在生育观上多是重男轻女，这与低下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相关，因此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就成为农牧业生产中决定性因素，此外传统乡村社会对生命繁衍延续的重视，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成员注重人丁兴旺的生育观。此外，陕甘宁乡村社会一直保留着“睡扁头”的习俗，女婴以扁头为美，这与女真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有关。在抚养孩子过程中，还有“保锁”的习俗，即由道士或者法师给婴儿戴上附有七彩丝线与神符纸条的银锁，以求平安消灾。等婴儿到12 岁时，再由原先的道士或者法师给孩子举行解锁仪式。这种风俗与陕甘宁地区萨满教的流行有关。陕甘宁地区的婚嫁文化习俗受到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一地区乡村社会在婚嫁方面注重门当户对，当事人的生辰八字、双方家庭的威信声誉等都在考虑范围，此外还禁忌同一宗族的近亲结婚。不过毕竟陕甘宁地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因此大多身体健康，仪表俊美。因受到中原婚姻文化中六礼程序的影响，陕甘宁等西北地区大致也有“放话”“定亲”“娶亲”三项聘娶程序。在经济极端落后的乡村，财力颇重，买卖婚姻现象频频发生。关于丧葬文化习俗，陕甘宁乡村社会的丧葬一般包括葬式与丧礼两部分。葬式普遍实棺材土葬。古代这一地区的厚葬习俗盛行。近代之后，虽然厚葬之风不再，但在部分偏远贫困的地区遗风犹存。乡村社会各宗族一般都有祖坟，按照血缘辈分依次竖排，并有陪葬物品。丧礼是举办吊唁死者的祭奠仪式。这一带主要以汉族丧礼习俗为主，其中包括报丧、跪草、供饭、成孝、朝奠、请衔等环节。

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交圈。婚丧嫁娶这些礼俗活动，其实是乡村互助经济理念在社会文化活动的延展，看似财物与劳动力的交换活动中，双方都不会精准计算交换价值，而是体现大体上的形式等价，因为每个在礼俗交往中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深谙日后自己也可以在类似活动中获得相应的回报服务，它反映的是人情的交换和积累。这种文化习俗构成了乡村秩序的基础。(www.daowen.com)

陕甘宁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实际也反映着乡村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主要源自宗族观念和宗教信仰。祖先崇拜是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中有固定的祭祖时间表。陕北地区基本在正月初一、清明、六月初六、十月初一时，供奉在宗祠或家里的祖先牌位；在元旦、清明、中元、中秋、冬至等时节赴墓地祭祀祖先。陕北民间祭祀主要围绕鬼神、祖先展开，且三者没有严格界限，“惟葬礼之祭，三献四拜，俗谓‘神三鬼四’也”。^[56]祖先崇拜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它表达着村民希望得到祖先庇护的心理以及敬畏思念的感情，还起着凝聚乡村社会力量的作用。

村庙作为传统中国乡村的重要文化景观，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折射。陕北地区的民俗节日活动大多围绕以村庙为中心的多神宗教仪式展开。古代的陕北民间在腊月会举行大型驱鬼仪式——傩，近代以后，傩逐渐演变为社火和秧歌。秧歌谐音“阳歌”，旨在歌颂阳气，驱散阴气，以祈祷来年庄稼丰收。庙会之前，村社会长筹备好服装乐器，然后带队排门逐户扭着秧歌唱着吉祥歌谣，“悉中节奏”^[57]。很多村落会联合起来举办庙会祭神仪式，即社事。负责该仪式的组织由各村推荐而来的会长组成，会长中再推举出会首管理总务。会首一般由乡村中有威望的富人或士绅担任。清朝中后期，庙会活动在各地已颇具规模，成为重要的民间宗教文化活动。庙会时间多集中在春秋两季，体现了“春祈秋报”的理念。西北地区农作物基本一年一熟，农历九月、十月是农闲期，也正是举办庙会的好时机。中国乡村社会整体缺少农闲娱乐，因此庙会活动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生活，村民通过民间音乐舞蹈向神灵祖先祈福，也愉悦了自己。庙会期间，村民叩拜神灵，观看戏剧，燃放爆竹，载歌载舞，商贾也聚集在此开设商贸集市。庙会成为农民信仰神灵的物质空间。庙会的仪式，可以促进乡村社会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还可以凝聚整合区域力量，增强村民的历史记忆与乡村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