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沿海城市陆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逐渐开启了城镇化进程，城镇居民开始从事新兴工商业，职业女性群体开始出现。但相比之下的内陆地区，则城市化进程缓慢。整个陕甘宁边区仍处于农业社会。正如《府谷县志》记载：“不独居乡之人皆务农业，即城市居民亦间资耕作。”^[21]手工业只是农业附属的经济形式。陕甘宁地区为典型的封闭式小农经济，薄弱的小型家庭手工业只是小农经济的补充。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本就市场狭小的手工业遭受打击，闭塞的地理位置，导致新兴改良技术无法及时传入，只能被动接受物美价廉的西方洋布的渗入。直至民国初年，陕北南部地区不过“几家裁缝铺、砖瓦窑和酿酒、榨油、木器制作的作坊”^[22]。可以说，传统经济形式主要以农牧业为主。

如前所述，由于古代历朝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政策，长此以往导致这一地区生态失衡，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再加上灾荒战乱，至清末，陕甘宁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陕甘宁地区虽是农牧业混合地带，且具有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但普遍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得农牧业无法抵御天灾人祸的破坏，很多农民被迫离乡、逃荒，从而导致土地大量荒芜、农业减产。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年，是陕西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导致16 万亩土地因无人耕种而沦为荒地。^[23]在天灾战乱的背景下，农民的负债率颇高，其负债形式多是高利贷。普遍化的高利贷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破产、乡村经济落后、抛荒现象频繁。民国时期陕甘宁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落后，耕作方式仍然沿用“二牛抬杠”等传统耕作方法，仍然沿用木犁、镰刀、铁锹、头、风车等简单的传统手工制造农具。由于陕甘宁地区本身水利条件滞后，即使到了民国初期，仍然没有现代化的水利设施。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农业科教技术普及机构。虽然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号召学术界成立西北建设学会，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但政策并没有真正有效落实。(www.daowen.com)

整体而言，小农经济体制在陕甘宁地区占主导地位，但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地主阶级通过劳力、地租以及高利贷等剥削形式，不断攫取并垄断乡村社会资源与财富，从而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陷入贫穷—受剥削—贫穷的恶性循环。总而言之，传统小农经济发展缓慢，既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的破坏，也无法摆脱地主剥削，农民生活普遍贫困。近代以来，陕甘宁地区乡村社会经济落后，再加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旱灾频发，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经济贫富差距明显，农民生活窘迫，终年辛勤劳作但收获甚少，农民基本延续传统社会的生产自给模式，生存空间封闭狭小。沿海地区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碍于千沟万壑地貌的遏阻，其乡村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