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的河谷、山地，都分布有天然森林与牧场，动物种类繁多，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秦汉时期，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水源浊化。秦汉时期为抵御匈奴南下，该地设立郡县，修筑长城，实行移民政策。西汉前期，外来移民的涌入，增加了该地的人口数量。西汉初年的人为开垦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太大影响，自然植被保存完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面积的增加，以及相应的大兴土木政策的实施，至西汉末年，反击匈奴的战争及中原人口的连续迁入，导致传统的农牧分界线北移，继而引起大规模的屯垦，乱砍滥伐，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原住居民人口与移民人口达到1128 万。^[4]人口数量的剧增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大量草原、森林面积为农牧植被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从轻微的地质侵蚀转变为严重的土壤侵蚀。西汉政权颠覆时，汉族军民南撤，留下的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

东汉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开始南迁至黄河流域，原先的农田再次恢复为牧地，退耕现象普遍，多地成为半农半牧区。虽然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改变，次生植被开始替代原先被破坏的生态，但这种相对恢复仍然无法回归到西汉前的程度。游牧民族的南下又导致农牧界限的南移，直至魏晋南北朝，农牧界限回归到战国后期的状态。

匈奴的南迁成为生态环境恢复的主要原因。汉武帝时期，政府在此境内设立属国，属国内的匈奴从事传统畜牧业。南北朝时，匈奴、鲜卑族等继续南迁，汉人则迁回内地，这使得区域内的耕地荒废，植被得以重新恢复。加之匈奴长期占据长城沿线，游牧业的发展使得生态环境压力减缓。

南北朝时期，战争以及北方诸多政权间的斗争，使得农牧分界的格局长久持续。游牧民族政权的交替过程中，游牧文化始终处于主流。甚至在关中“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5]。魏晋时期的游牧民族在这一区域引发的战争造成流离失所、生态破坏，但其民族游牧特性，决定了其沿水源草地而居的生活方式，这使得秦汉以来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得到缓和与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次生草原灌木丛取代了农耕栽培植被，土壤侵蚀程度也有所缓解，黄河中上游的泥沙也相对减少。(www.daowen.com)

北魏之后，长期生活在境内的游牧民族开始转向农耕化。唐初，这一地区开始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注重农业发展，汉人也开始北上迁入从事农耕。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陕西关中人为避战乱而北上，垦荒辟田为生，结果导致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北移农业人口数量增多，草场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整体的生态环境日渐恶化。这一区域在隋唐时期半农半牧区的特点更为明晰。内迁少数民族的畜牧习俗利于生态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与战马繁殖匹配。因此，军事养马客观上保护了生态。与此同时，少量的开荒耕种，也促进了农牧业的协调发展。

宋朝之后，政府开始实施林木资源的保护政策，提倡农林并举。尤其着手的陕北、陇东地区加紧造林以达到军事防御、巩固西北边防的目的。元朝时期，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政府实行保护农业的政策，禁止将农田变更为牧地。这一时期的大量军屯、民屯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破坏当地生态，诸如长城沿线风沙扬尘天气居多，进而反过来影响农业甚至农民生活，“大风禾稼、毁屋、仿屋、伤牛羊”等记载在地方史书中层出不穷。清朝这一地带“浊流土阜，一望荒凉，夫何景之足云”^[6]。这反映了当地植被破坏殆尽，青山变成光黄土堆，土壤侵蚀严重。“泾渭分明”已不复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