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反映边区农民整体性的社会生活的文化研究成果较少。与此相关的主要有黄正林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该文章梳理了边区饮食、穿衣以及娱乐生活，总结出边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不协调性，以及边区农民与干部之间的生活差异性、边区社会生活整体的时代性特征。^[16]此外，尚子翔、梁仲明的《试论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堕距”及其弥合》一文，认为当时边区民众的精神文化无法适应物质文化的发展速度，从而出现“文化堕距”。为此，边区政府探索出建设法制、繁荣物质文化、发展文教事业、开展群众动员的路径以弥合“文化堕距”。^[17]王晓荣、何金凤的《抗战初期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的社会动员——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一文，则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层面反映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变迁。^[18]

关于边区乡村婚姻、妇女、家庭文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基本都是合并在一起研究。例如秦燕、岳珑的《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年）》一书属于地域妇女史的研究专著，该书围绕妇女生活，梳理了近代至延安时期陕北的婚姻形态、习俗的变革，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变化，妇女的婚姻、生育观念变化等。从整体而言，近半个世纪里，陕北妇女从封闭走向了解放，但社会解放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基础，妇女解放任重道远。^[19]秦燕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一文认为，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是中共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冲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理念不仅促进了边区乡村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形态，还将农民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边区随之而来的离婚浪潮引发出两性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变革与妇女利益之间的冲突。对此，边区政府一方面改善妇女生活，一方面提倡“家庭和睦”、两性共同为民族解放努力。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边区婚姻家庭制度变革不仅为完善婚姻法律制度提供经验，还为中共指导妇女运动积累了经验。^[20]

有关边区乡村婚姻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多是以边区婚姻制度为研究对象。较为典型的有吕静的《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研究》以及丛小平的《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的重塑》。其中吕静的文章从发源、原则、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对边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认为婚姻制度的改革不仅提高了妇女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社会风气，宣传了现代文明理念。^[21]丛小平则是以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为研究文本，对延安时期的边区婚姻纠纷案件的处理、婚姻政策的变化展开了细致分析，边区司法工作者的司法实践原则实现了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的转变，即赋予婚姻当事人决定权，排除其父母等第三方的干涉，从而导致父权的削弱。这种实践原则反映了中国探索适合自身社会变革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对边区婚姻习俗变迁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元的《民国时期陕北婚姻习俗变革研究》，该文章梳理了晚清至延安时期，陕北地区婚姻习俗的沿革过程，并总结出半个多世纪里，陕北的婚姻习俗变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以及不均衡性，其婚俗变革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诸多合力的作用。^[22]

有关边区乡村家庭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单薄，基本都是散见于相关专著中。最为典型的是秦燕、胡红安的《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该书在“宗族文化的陕北地方特点”一章中对陕北的传统宗族（家庭）文化进行了梳理，尤其对包括祖先崇拜、祭祀在内的宗族（家庭）进行了阐述，并认为直到边区政府成立后，随着人口流动、土地改革，传统宗族结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家庭，封建宗族等级制度逐步根除。^[23]另外还有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编著的《新家庭文化概论》一书在追溯中国家庭文化起源与变迁的一章中，对延安时期中共在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的根据地展开的家庭文化变革进行了概述，且主要是从丰富妇女日常生活的角度阐释，例如通过组织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班等方式践行“新家庭文化”。^[24](www.daowen.com)

有关边区乡村妇女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妇女教育、妇女参政、妇女思想意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关于边区乡村妇女教育，主要有孙瑞阳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教育》，文章对边区乡村妇女教育的内容、形式进行了梳理，并总结出相应的历史经验，即乡村妇女教育要与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作者认为，边区乡村妇女教育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25]关于边区乡村妇女参政，主要有罗琳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研究》，该文对边区妇女参政的活动形式进行了梳理，主要从民主选举、参加参议会与社会组织等方面展开论述，其历史作用在于不仅提高了边区妇女自身的素质与社会地位，还推动了各革命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26]关于边区妇女的思想意识，主要有张秀丽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该文章认为边区妇女具有空前的民族救亡意识、参加生产的独立意识、卫生保健意识以及重视文化教育的意识。作者认为，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是随着边区妇女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实践而实现的。^[27]

总而言之，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基本都是从中共或者边区政府开展社会建设的角度进行论述，且大多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层面进行探讨。然而除了边区党政军系统外，边区乡村民众是边区社会的真正主体。关于边区乡村自身的社会变迁研究，尚有很大研究空间。此外，文化变迁与经济、政治变迁一样，皆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皆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核心要素。研究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是试图提供一种研究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新视角，试图为社会主义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