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集中研究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文化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国外学者也参与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是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甘布尔·西尼的《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会》，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这三位学者都是集中于华北乡村的研究。其中杜赞奇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没有意识到权力的文化网络资源，而是绕开这一资源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这使得传统乡村文化网络受到国家政权的强力冲击与侵蚀，国家政权与传统文化网络的关系被斩断。杜赞奇将这种被斩断的结果称为“国家权力的内卷化”^[11]。这一概念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思考。例如张鸣在《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一书中指出他并不认同“内卷化”的概念，也不认同杜赞奇将乡村权力结构嫁接到西方的“经纪”概念中。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权力中，传统乡绅的权力属于文化权威，他们与农民的关系更多的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传统乡村社会有其特定的权力结构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结构。尽管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但战乱的半个世纪使得乡村权力结构无法逃脱军事色彩，传统意义上具有文化性质的乡村权力转向了武装化，乡村传统的文化道德网络都受到了损害。此时的乡村文化组织的功能系统已经受到大面积萎缩。张鸣同样认为黄宗智的“过密化”生产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乡村实际，因为中国乡村文化以及乡村权力已经逐渐丧失自主性，乡村的衰败不可避免，其根源在于此时的中国既遭受着殖民性破坏，又经历着畸形的城市导向式的现代化。^[12]国内学者中，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研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成为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经典。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由私人联系而成的网络，其维系要素是道德伦理。社会范围是由“从‘己’推出去的”^[13]。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原本就是乡村国家，孕育着高度的乡村文明。^[14]晏阳初认为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需要通过生计、卫生、文艺以及公民教育的途径来实现。^[1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