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于1937年春创作完成，此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戏剧创作的灵感油然而生。

剧作描写某纱厂小职员林志成，八年前为照顾被捕入狱的朋友匡复之妻杨彩玉和女儿葆珍，与杨彩玉同居在一起。林志成在工厂由于不肯拍马溜须，受人欺侮，也得不到升迁，为此牢骚满腹，但还得小心翼翼，看别人眼色行事，担心打破饭碗。而杨彩玉，无情的岁月和艰难的生活也消磨了她年轻时的锐气，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全家过着小市民式的郁闷、平静、灰色的生活。但匡复的出现，一下子打乱了他们表面平静的生活。痛苦、后悔、凄惶折磨着三个人，在情感深处掀起巨大波澜。面对令人难堪的处境，每个人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林志成在悔恨交加的情况下准备离开这个家，得知这一情况的杨彩玉感情上一时又不能割舍，这一幕被为匡复所见。从女儿身上匡复受到启发，精神再度振作起来，决定自己出走以恢复这个家的平静。从他的留言自己今后“绝不是消极的逃避”和林志成认为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着我们这些受难的人……”都暗示匡复将走继续革命的路。

全剧以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线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一）人物形象分析

1.黄家楣：失业的大学毕业生

住在亭子间的黄家楣，是个失业的大学生。他从小被看作是一个天才。在家乡父亲卖了田卖了地，典了房产，借了榨得出血来的高利钱，供他上完了大学。父亲来到上海，以为他已经发迹。一个乡下的老人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又得了孙子，心里非常高兴，即使是穿着“褪了色的蓝粗布衫，头发也花白”，而且耳朵也不太好了，但依然是“得意地抱着孙儿”。而黄家楣的情况是失业、有病、有妻、有子要养活。他们的全部辛酸、凄苦、烦恼和矛盾，是跌入了贫病交迫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黄家楣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骨子里很有志气，不屑、更不肯将就社会上的一些风气。但妻子的话让他面对生活毫无办法：“有志气有什么用，上海这个鬼地方，没志气的反而过得去；他，偏是那副坏脾气，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生活的艰难、失业再加上肺病，与妻儿一同挣扎在贫困线上，正如他以愤懑而自嘲的口吻说：“天才在亭子间里面。”而面对以为自己已经发迹、兴冲冲从乡间赶来探望的父亲，夫妇两人苦不堪言，不得不采取瞒、骗的办法。先是当孩子的金锁片，又要当妻子唯一外出的衣服。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很看重外出衣着的上海女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得了。桂芬还算是一个比较贤惠的女性，公公来上海了，一般都得出去玩玩，可又没有钱。这种窘境又怕公公知道，又怕丈夫难过，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做得周全。最后老人明白了他们的处境，临走时，将最后养老的血汗钱偷偷塞在了孙子身上……

2.林志成、杨彩玉、匡复的关系

住在客堂间的林志成，现在是某纱厂的小职员。许多年前，他与匡复同在一所学校，而且都是进步青年，是“闹饭厅的老对手”。后来匡复被捕，从监狱里托人带信给林志成照顾自己的妻女。林志成虽然性格比较内向，但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最开始他拼命帮助彩玉，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匡复之所以从狱中带信来找林志成而不找别人，也正是在多年的交往中，匡复认为林志成是个讲义气的、值得信任的人。

但现实生活是严酷的，一方面，林志成为不辜负朋友的信任和嘱托，必须坚持帮助彩玉；但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自己另成一个家的同时，又养着彩玉和葆珍。更重要的是，林志成说“我是一个人，我有感情”。而跟匡复同案的人，死的死了，变的变了，足足等了匡复三年，一点消息也没有，所以就与彩玉同居了。由此可以看出，他与彩玉的同居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与彩玉生活的这些年，他潜意识中一直觉得对不起朋友，所以彩玉说“你老是跟我寻气”。他一方面爱着彩玉，但一看见彩玉，就感觉到朋友的存在。身边不仅有朋友的妻子，还有朋友的孩子。正因为内心有潜在的愧疚。他才会对葆珍非常好。而葆珍一直叫他“林伯伯”，每叫一声就像在提醒他，所以他说“当我稍微地感觉到一点幸福，感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一种看不见的刑具就紧紧地压住了我的心”。八年后匡复的出现，使得这个讲究义气的人，做了常理看来不讲义气的事。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时的他非常憎恨自己，从内心里认为“我卑劣，我不是人，我犯了罪，犯了一种没有面目见朋友的罪”。这些都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他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他会觉得无所谓，而现在他见到朋友时。是“歇斯底里”地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捎个信来呢？”

为了维持生活，这些年，林志成在外面委曲求全，每天到厂里要看老板的脸色，因为工厂里经常裁人，总担心会裁到自己，老板把他当牛使唤，他只有拼命干。而厂里的工人又把他看成是老板的狗，厂方要收买流氓去打罢工工人。他说自己再怎么也不会缺德到这个份上，所以他今天说自己不干了，多少年都在蜷缩着生活，今天总算可以放开了，摆脱这种夹板式的生活。

在家里，从一开始与彩玉接触，他把自己的薪金拿出来给彩玉。他很想把钱攒到一个大数目给她，这样就不会频繁地这么接触了，但微薄的收入使他攒不到“一个大数目”。就这样他们在患难之中生活在了一起，两个人维持一个家总比维持两个家容易。经过八年的患难生活，他们有了很深的感情。

匡复回来了，他说我虽然对不起朋友，但总算没有让彩玉和葆珍流落街头。现在可以把她们还给朋友了。因为这些年有匡复的阴影，使他在家里的生活一直不痛快。而现在他可以走了，觉得心里可算是轻松、痛快，决定该走了。但真的要走时，他发现自己是舍不得彩玉的。而彩玉以为要和匡复恢复在一起的生活了，内心、情感上都以为没有问题了，匡复也谅解了她和林志成的同居。当林志成要走时，又在想“你走到哪去呢”，不走又怎么办呢，总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吧。她突然感到八年来，她和葆珍、林志成是相依为命的。因为她跟林志成生活的时间要比与匡复生活的时间还长。在感情上真是难以割舍……

三个人之间的感情都是难舍难分，但又不得不分。

剧作在刻画三个人物的内心矛盾、痛苦上，都很下功夫，但比较而言，杨彩玉这个人物展现得更充分一些。

彩玉过去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她与匡复的爱情也曾是很浪漫的。当年他们在一起读着描写苏联人民克服困难战后重建时，一个水泥厂恢复生产的小说《水门汀》。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后来都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的始祖。彩玉是读着这样的小说，为了与一个革命者结合，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但没多久，匡复就被捕了。

八年后，面对已经成为“死人”的丈夫，她在感情上非常愧疚。就像她自己说的“自己所爱的丈夫在监狱里受罪，而自己却嫁了人”。而彩玉在匡复面前，却是将这种愧疚的感情以谴责的形式表现出来：“你说，你要用一切的力量使我幸福”，而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大热天，地上沥青都烤化了，我在背着那么小的女儿，到处讨生活。我问女儿累不累，女儿非常懂事地说不累。”这时母亲的心情更加难受。可以体会彩玉带着葆珍，走在怎样的一条路上，又是怎样的心情。彩玉的台词虽然是埋怨，是谴责，但它让人更能听出潜台词：我知道我自己有错，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匡复的人物形象，较之其他两人略显单薄。妻子为了生存与朋友同居。匡复没有出于贞操的观念看待她，而是理解、谅解了妻子。虽然匡复略有些“灰色”，但观众可以想象，在狱中待了八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一切都很茫然地放出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找自己的亲人。这些年，妻子和女儿也就是他活下来的精神支柱。结果妻子成了别人的妻子，自己的女儿把自己称作“先生”。

匡复最后选择离开杨彩玉，应该说是这个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结果。他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八年的牢狱生活，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的勇气。出狱后不可能一下就改变其心灵上某些灰暗情绪，所以他曾自认“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但不向命运屈服的意志占了下风，最终还是抛弃小我，义无反顾重新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情怀和行动，颇具悲壮色彩。(www.daowen.com)

3.赵振宇：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

住在灶庇间的赵振宇一家，是非常有喜剧色彩的。赵振宇是一个小学教员，是穷困不得志却比较达观的下层知识分子。他虽然收入微薄，但工作十分认真；为人正直、热情，也关心国家大事，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有时不无牢骚。但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又使他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反正是永远也不会满意的，不满意就有牢骚，牢骚就要悲观。悲观就伤身体，你说身体是咱们自己的，我为什么要跟自个的身体作对呢？所以我，就是这样想，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那些更不如我的比一比，那心就平下去啦。”

他常给孩子们讲1814年拿破仑失败后被反法联军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故事。经常说不要怕失败、不要沮丧。他对妻子的毛病不以为然，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对孩子不摆出专制家长的架子，而是平等、友好地相处。他对儿女打架不加劝阻而遭妻子责怪时，很有理由地说“黄梅天，让他们运动运动也好”。这些都反映出他遇事抱着心平气和的态度。他对施小宝同情，对孩子宽容，就连听不清话的黄家楣的父亲也是他聊天的对象。于是在他身上出现了许多喜剧的场面。

与赵振宇的人生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他的妻子赵师母。这也是一个非常生动、典型的小市民的人物形象。戏一开场就是赵师母与卖菜的发生冲突。先是因为两个铜板与卖菜的争执，后来“回身摸袋，故意迟疑。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卖菜的了”。当人家正要走时，她很快地抄起人家一支茭白，“狠命地将门关上”和女儿一起用身子顶住门。这一系列动作的描写，一个生动的小市民形象就刻画出来了。赵师母在院子里爱传闲话，爱议论张家长、李家短，尤其爱议论别人的婚姻。与黄家楣的妻子桂芬议论彩玉的家事，完全是津津乐道。

赵师母的言语中有许多“狠狠地”。“狠狠地”说明她生气——“气人有”。她“狠狠地”对丈夫：赵先生爱说“譬如说……”，她就说“别再譬如说啦，再不去，又会脱班啦，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还要扣薪水”。她“狠狠地”对孩子：阿香要吃糍米饭，她是“摸摸口袋，没钱”，开始态度还和缓地：不是才吃过稀饭吗？孩子还要，马上是“狠狠地——‘你爸爸还没有发财呐’！”

再看看与儿子在一起的对话，儿子问算术题：“一个月薪水350块，一个月存进65块……”“一个月薪水350块，一个月存进65块，做梦！”“你爸爸一个月还不到35块”“这种书有钱人才配念”……这些“狠狠”的语气，表现出她从心底对一切的不满。

这个院子中林志成一家的生活比她家要好一些，赵师母非常生气。林家是二房东，彩玉又是有点知识的女性，一家三口住在客堂间，旁边还有一个小屋。而赵家4口挤在一个本来是做饭的灶庇间，丈夫还得为几毛钱上课，所以她心里非常不平衡。但在这五户人家中，她认为施小宝不如她，所以她又“笑人无”。施小宝并不比她穷，而且自己不开火，吃包饭。但她认为施小宝比她缺的是道德，施小宝是一个暗娼。当施小宝给她孩子一块糕时，她说“咱们穷是穷。可是不清不白的钱买的东西，是不准小孩儿吃的”。她看不起施小宝。认为自己有合法的家庭，合法的丈夫，是个正正经经的人，所以她处处与施小宝作对。看施小宝时不是憎恶的眼光，就是冷笑。施小宝与赵先生说话，她就吃醋。而赵先生又是个乐天派，和谁都可以打哈哈。所以她在这个院子中只和情况与她相差无几的桂芬能说到一处。

（二）作品的艺术风格

1.题材选取

《上海屋檐下》里有五户人家，主要的纠葛是围绕匡复、杨彩玉和林志成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类似这种围绕三个人之间的纠葛的作品非常多。进行艺术创作时，这样题材怎么选择，怎么截取，从哪儿开始，在哪儿收尾，把它处理成一种什么样风格的作品，不同的作家，是不一样的。《上海屋檐下》选取的是上海最普通的房子：石库门；是石库门中的一群小人物；是凡人小事，是各家各有难念的经；赵振宇：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他们是为柴米油盐发愁；黄家楣：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是为“当东西”而发生矛盾；施小宝：是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她是为生存而卖身；李陵碑：是儿子战死的老报贩，他是老年丧子的悲哀；匡、林、彩：是全剧的主线是大动荡时代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把广阔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小屋檐下。

2.创作风格

丈夫是一个革命者被捕了，妻子带着孩子生活无着落，跟自己丈夫的朋友同居了。这是带有些畸形、传奇色彩的事件。这样的题材，也可以把它处理成一个传奇故事。但剧作者削弱了事件外部的传奇性、戏剧性，完全采取生活化的处理白描出来。比如第一幕结束时，匡复和彩玉的见面。当彩玉提着菜篮子，像往常一样回家来时，八年没见的丈夫已经在她的客堂间里等着她，那一幕是最让人揪心的，也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但作者偏偏略去了这样最难堪的场面。等第二幕再开始的时候，一切已经安静了，两个人已经沉默，一个在抽泣，一个在无目的地踱来踱去，这中间略去了最难堪的场面，略去了观众最想知道的场面。

第二幕结束时，三个人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如何处理，匡复说：“我还得跟你……”显然是：跟你商量商量，但又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观众正想知道，三个人怎么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林志成说了“彩玉，去找一找葆珍，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把三个人在一起时最难堪的，也是观众最想看到的场面又去掉了。第三幕时，屋内又恢复平静了。

这样的处理乍一看有些遗憾，仔细一想很有回味，让观众去想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几组人物走了，来了，来了，又走了，一切归于静。是在看似平淡之中，人的心态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幅非常隽永的、风貌感很强的画面。

（三）永恒的主题：知识分子出路问题

夏衍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创作与现实的同步性。他的戏剧创作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西安事变”与《上海屋檐下》、“七七事变”与《保卫卢沟桥》、反对投降倾向与《心防》、太平洋战争与《再会吧，香港》和《法西斯细菌》等。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有高瞻和宏观的视角；作为一个记者，他又有敏感的新闻写作直觉；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在大时代背景下的责任和创作的冲动、契机。

另外，夏衍的剧作主要是写知识分子，要解决的是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

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深知他们的命运和喜怒哀乐，同样也深知他们的先驱作用和弱点。无论是感同身受的个人感情，还是统战工作要团结他们的需要，使得他要写知识分子从“个人小圈子”跳到“整个大世界”，从彷徨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这也正是因为他的作品试图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出路，所以有时就服从某些理念，剧作结尾过于理性，有些勉强。

在《上海屋檐下》中，匡复是听到了彩玉跟林志成的对话，又见到了葆珍，听到了葆珍唱的歌，决定离开这个或许本不该来的地方。而且用很简单的方法，用小孩子的嘴，把未来的希望唱出来。这又一次说明剧作的主题倾向，就是解决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且每一个剧本，都很真实地写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同时都要回答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他在处理知识分子的感情时，也总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的这些剧本，问题解决得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