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跨入了它的生长时期。其突出特征是：中国现代话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前发展，体现出鲜明的目的性。

1927年以后，中国的现代话剧进入了一段“空前盛况”时期。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开始对话剧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话剧演出团体的数量也不断激增。以上海为例，在这段时间内，活跃在社会上且已具有较广泛影响的戏剧团体就有南国社、复旦剧社、上海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摩登剧社，等等。这些话剧团社，在思想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和不满现实、向往革命的进步倾向，但同时又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因而苦闷彷徨。部分人在艺术上受到艺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深入到戏剧领域，加强教育与引导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后来都发生了明显转变，成为左翼戏剧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下面，将以南国社为重点，进行较为具体的剖析。

南国社最早兴起于1921年，前后历时约9年时间，1930年，南国社被反动政府查封而终止。它大体上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1922年，田汉与自己的妻子易漱瑜从日本回国，他们带着对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的二元见解：“愿为第四阶级而战”，又“保持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抱着“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的宏大宗旨，怀着追求进步和追求艺术的理想，由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创办了《南国半月刊》。这可视为“南国”的发端。

田汉曾经这样说道：“这时期南国的社员就是我与漱瑜夫妇两人。”其中除了发表二人的文字外，还录登了他们与郭沬若、宗白华、郁达夫等朋友的通信。从第二期起，南国月刊又附刊“南国新闻”，注重各种艺术如戏剧、电影及出版物的批评。终因负担过重，漱瑜病倒了。这份刊物到第四期停刊，从而结束了“南国”的第一阶段。

（二）第二阶段

1924年，田汉的妻子易漱瑜返湘养病，终至不起。田汉的心情十分低落，整日借酒消愁。后来，田汉在《醒狮周报》附刊“南国特刊”一文，抒发自己的悲伤与难过。之后，又因与“醒狮”所属的“少年中国派”分歧日渐激烈，致使发行至20余期，并拥有相当热心读者的“南国特刊”戛然而止。这是“南国”的第二阶段。

（三）第三阶段

1926年，田汉萌发了对新兴艺术——电影的制作“热恋”，并发起组织了南国电影剧社，与唐槐秋夫妇等筹拍电影《到民间去》，历时一年，却因经济的窘迫而功亏一篑。最后，东西当光，欠房租四个月，田汉甚至连吃大饼的钱都没有了着落，至此终结了“南国”的第三阶段。

（四）第四阶段

1927年7月，由于当时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看得不甚重大，又急于寻找一条摆脱危机使南国诸友得以谋生之路，田汉应约到了南京总政治部负责戏剧、电影的工作。他将戏剧方面的工作托诸欧阳予倩、唐槐秋，自己则拟拍摄电影“南京”“广州”“武汉”三部曲。为此曾赴日考察电影两周，及至匆匆返回南京，政局却已急变，“南国”短暂的第四阶段亦告终止。

（五）第五阶段

田汉对自己多次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首先，要做真正的运动，必须切实训练些人不可；其次，艺术运动应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实行。此后，他应黎锦晖之请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由此，他得到许多“各有特异的天才与干才”，后来他评价他们“至今为南国之宝”；至此，而知艺术的各部门联络之必要，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应联成整个的艺术战线。这一时期，田汉在校内主持的戏剧电影活动颇为可观，电影拍摄了以美术系学生生活为背景的《断笛余音》；戏剧则“开了一个礼拜的艺术鱼龙会”。(www.daowen.com)

“鱼龙会”的来由，是校长周某携款潜逃，学生教工衣食无着，以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继任校长，田汉以全票当选。他身无分文，豪情满怀，为解决经济困难，邀请剧坛挚友名流组织演出。学生尚未成名，缺号召力乃小鱼；名演员如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则能叫座，是为龙头，故名“鱼龙会”。演出历时一周，七部剧作（其中两部为译作，五部为田汉尚未定稿之作），压轴戏是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由话剧改为歌剧）。这是田汉在上海的第一次话剧活动，当时被称为艺坛盛举，为南国戏剧揭开了序幕，打下了基础。但是，艰难支撑一个学期之后，学校终因经费紧张而不得不宣告解散，这也就是“南国”的第五个阶段。

（六）第六阶段

1928年1月，田汉自己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术学院下设文学、戏剧、美术三个院系，学院的口号是“但肯努力，天是无法阻止人们的天才的发展的”，旨在“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之先驱”。

南国艺术学院的特征可以用四个词语来形同，即：陋室、名师、杰作、高徒。学院校舍设在一条小弄堂中几幢最简陋的房子里。校内的用具是从旧货铺中搜寻来的废旧物品以应必需之用，此之谓陋室。这所简陋的学校却聘请了徐悲鸿为美术系主任；欧阳予倩、洪深为戏剧系主任及教授；田汉自任文学系主任兼院长。此外，徐志摩、陈子展、孙师毅、王礼锡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担任教授，任教者皆无分文薪金，此之谓名师。在这样简陋的学院里，改建了一间颇为精美的画室和一间演出的小剧场。这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创作，特别是田汉前期的代表作品，大都作于此时期，此之谓杰作。这所简陋之极的学院，成就了吴作人、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张曙、塞克（陈凝秋）、左明、赵铭彝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各个方面的人才。田汉曾自豪地说：“南国无以为宝，惟以人才为宝”。此为“南国”戏剧的第六个阶段。

（七）第七阶段

1928年后，南国艺术学院因经济拮据而停顿，学生相依不去。田汉经再三考虑，决定集中全力从事职业演剧，果然由于面向社会的演剧活动而使南国社声名大振。这是南国戏剧运动的第七个时期，也是南国社活动的最重要时期，对戏剧运动贡献最大的时期。

本时期的主要活动是三次公演：

第一次公演（1928年底至1929年3月）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举行。演出剧目为田汉前期作品《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颤栗》等及数部翻译剧，其共同特点在于表现“灵肉生活之痛苦”，带有感伤的情调。田汉在以后总结这一阶段活动时曾说过：“当时之所以能够把社员们组织在一起，主要是靠一种热烈的感情和朦胧的、追求进步的愿望。”这些人很想致力于民众戏剧运动，但却一时搞不清民众是什么，如何才能接近民众，于是，他们的戏剧就成了“我们的生活马上便是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反映着我们的生活”这样的戏剧，在当时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的报刊评论曰：南国社一期演出后，沪杭一线充满了戏剧的空气。公演受到不少好评，同时也有一些批评。来自进步人士的批评是：“南国的戏艺术是有的，可惜离开了平民——中国的平民”，而“戏剧的艺术单靠非平民的人们欣赏，很容易变成贵族化”。并且呼唤南国，“莫要自命清高、温柔、优美，我们被饥寒所迫的大众等着你们更粗野、更壮烈的艺术！”这样的批评给了南国很大的力量，促使南国向进步方向转变。

一期公演后，田汉总结了三点新觉悟：第一，认清我们的路始终是民间的；第二，南国艺术运动的对象自然是劳苦大众；第三，要集合起来，组成一条广大的艺术战线。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开始了南国的二期公演（1929年7月至8月），在南京、无锡、上海举行。演出剧目较之一期公演有所变化，既有写“灵肉生活之痛苦”的作品如《古潭的声音》《南归》等；也有揭露社会黑暗，抒发反抗呼声的《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以及翻译剧《莎乐美》（英国王尔德名剧）等。首场演出，受到观众极为热烈的欢迎，以致“场为之塞”，报刊上也刊登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但是，一因将票价由六角提到一元，二因剧目虽有“民众之声”，但剧作却依旧保留了“悠永的、神秘的、充满着诗与泪”的成分，也受到颇为激烈的批评，甚至受到“南国要造成为民众的南国，不要把民众强奸为南国的民众”的指责。可贵的是，这些意见，不仅未遭到田汉和南国社反感，反而被认为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田汉由此决心改变自己和南国的艺术路线。在去无锡演出的火车上，他兴奋地表示：“我决定要和绅士阶级开仗了！”他在列车上完成了《一致》的腹稿，第二天便在无锡搬上了舞台。演出临结束之时，演员站在台口大声吼道：“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建设新的光明，新的光明是从地底下来的！”观众席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民众感到这说出了他们心底的话。

总而言之，两期公演，使南国社为社会所注目，受到爱好话剧的广大青年的倾心欢迎。

1930年的上海，左翼文坛兴盛起来，田汉率领南国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他写了洋洋十万言的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明确地表示了“左倾”意向。文章上篇“结论”部分，严肃地总结了十年以来的南国由文学运动而电影运动而艺术教育运动而戏剧运动，汇集各艺术部门同志的努力形成广大艺术战线，严格地进行了自我剖析：“过去的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感伤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严正地宣告了南国将“考察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国革命运动阶段”，以“不悖民众的要求，才有贡献于新时代之实现”，使今后“旗帜来得鲜明，步调来得雄健”。南国社最终在反动派的压制下瓦解。

总而言之，南国社对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中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肯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新南国社的活动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