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拜伦和摩根（Morgan）等人以及ISP等项目的研究，共有六个文化教学变量：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教师变量（teacher variables）、学习者变量（learner variables）、教学法变量（method variables）、教材变量（curriculum variables）、测试变量（assessment variables），因此，测试（评价）变量是文化教学的六个研究变量之一。

针对跨文化交际素养的测量，国外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在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发展等方面编制了一些量表（见表2-1）。

表2-1　国外学者编制的跨文化交际素养量表(www.daowen.com)

上述量表中，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用于测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上的跨文化敏感度，然而这份量表缺乏一定的信度。1997年，库什纳（Cushner）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度量表（Inventory of Cross Cultural Sensitivity），包含32个测试项目、5个分量表，但卢（Loo）在1999年证明其具有较低的内部效度。1998年，本内特（Bennett）和汉默（Hammer）在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跨文化发展测量问卷（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成为比较有效的测量方法，该问卷在美国、亚洲和欧洲被广为使用。这份问卷虽然具有较高的信度，但仅包括认知能力，因此斯帕罗（Sparrow）认为在定义跨文化学习成功与否时，这份问卷还应该包括社会和情感因素。陈（Chen）和斯特罗斯塔（Starosta）根据跨文化敏感的六要素概念框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开发出了跨文化敏感度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包括24项5点量表，分别对构成跨文化敏感的五个不同层面的变量——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进行测量。尽管这一量表中的某些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但其效度和信度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具有较高可靠性的跨文化敏感度测试工具之一。弗里茨（Fritz）的研究证明，该量表适用于各种文化，其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达到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