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①利率政策都面临零利率约束；②经济都面临流动性陷阱。产生这两个特点的重要原因是债务通缩机制，即经济下行风险强化了信贷收缩，从而带来流动性稀缺的后果。流动性不足直接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水平。企业察觉金融机构信贷紧缩，并预期这一状况会持续很久，那么企业不愿将资金用于商业固定投资。同时，由于企业预期在未来会面临融资约束，很可能会错过未来的盈利时机，那么企业将偏好于以现金流投资流动性好的资产，推迟商业固定投资，从而影响经济总产出（Ugai，2007）。

实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稳定金融体系，以防止上述融资约束传导至实体经济。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影响的存在。金（King，2002）认为，如果央行扩大基础货币规模，基础货币供给量将远大于家庭和企业进行与其当期收入相匹配的正常经济活动所需水平，那么这些流动性供给不仅会降低商品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从而缓解私人部门的现金流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报告对日本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向金融机构传导的渠道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导致收益曲线变得平坦，依靠短期融资和长期投资的金融机构无法以偿还期转移方式获利，从而减少了金融机构发放新贷偿还旧债的动力，使整个银行系统趋于稳定。鸬鹚（Ugai，2007）认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对金融市场的传导是通过信贷成本的显著变动实现的，这些政策显著降低了金融危机中由于不良贷款（NPL）问题而大幅上升的信贷成本。巴巴等人（Baba等，2005）认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预防了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融资时风险溢价的产生，并且避免出现流动性危机。铃木和小林（Suzuki和Kobayashi，2005）认为，日本央行2001—2006年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在金融机构融资方面具有未雨绸缪的作用。Baba等人（2006）对主要银行的可转让存款证（NCD）发行利率分布进行汇总分析，利用面板回归分别对1997年、1999年、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可转让存款证信贷利差进行分析，并通过引入与样本银行每年信贷评级相应的虚拟变量对信贷利差进行回归，以估计不同信贷评级（信贷曲线）的信贷利差。结果表明，在1999年日本采取零利率政策（ZIRP）后，信贷曲线开始趋于平坦；这种趋势在2001年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仍然持续，直到2004—2005年斜率趋近于零，即市场对信贷利差几乎没有反应。此外，该研究还运用面板回归分析了货币政策相关变量对金融机构的可转让存款证发行利率的影响，发现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和央行购买国债操作的期限长度对上述利率的影响显著。因此，该研究认为，日本央行延长购买国债操作的期限对该利率具有一定影响。藤木和白塚（Fujiki和Shiratsuka，2001）认为，对流动性的需求越大，短期证券的收益能力越低，收益曲线越陡。基于这一关系，该研究发现，日本实行零利率期间，无形中扩大了可作为基础货币替代资产的零利率金融资产范围，使得流动性大幅增加，从而缓解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紧缩问题。由于在日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这些零利率金融资产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推断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得到了进一步缓解。鲍曼等人（Bowman等，2011）运用2000—2009年日本银行微观数据，检验了日本2001—2006年广义量化宽松政策对银行贷款的流动性头寸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央行向银行间市场注入流动性对银行贷款的流动性头寸具有稳健显著的正效应，表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中的准备金余额扩张对信贷流动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刺激作用可能很小，具体表现为回归估计中的银行贷款对流动性头寸的反应很小；日本央行对银行体系注入准备金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被银行间借贷减少所削弱。只有在政策实施之初，银行体系十分疲软时，央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流动性的影响才十分显著，而在2005年退出广义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央行资产负债表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消失。

除对日本2001—2006年实行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进行研究之外，学者们也对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各国央行所实行的相应政策进行了探究和评估，从而验证了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里希纳穆尔蒂和维辛·乔根森（Krishnamurthy和Vissing-Jorgensen，2010）研究了美联储在2008—2009年和2010年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名义和实际长期利率的影响，发现安全资产（国债和机构债）的长期名义利率大幅下降；但对安全性略低的资产（Baa级企业债券和抵押贷款）的名义利率影响较小。该研究认为，前者是由于安全资产的发行者比较特殊，并且美联储购买长期安全资产降低了该种资产的供给，提高了投资者愿意支付的风险溢价。后者是由于这些资产的利率受降低的持续风险溢价（duration risk premium）影响程度与企业和家庭长期借款的关系更为密切。该研究认为，央行不能仅以国债利率为政策操作目标，应该更加关注反应迟缓的风险资产利率。Joyce等人（2011）对英国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的信贷宽松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对央行直接购买资产的操作反应显著。由于英国政府购买资产大部分为金边债券（英国国债），因此金边债券收益显著下降，每次信贷宽松政策出台后该收益平均下降100个基点左右。(www.daowen.com)

此外，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聚焦于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对本国银行贷款供应量的影响，即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贝茨和德桑蒂斯（Betz和De Santis，2019）发现，欧洲央行在企业部门购买计划（CSPP）引导下购买企业债券，增加了债务证券的净发行量，引发了银行贷款供应的转变，这对无法获得债券融资的企业具有积极效果。库兹曼等人（Kurtzman等，2017）利用机密的贷款官员调查数据、贷款标准和内部风险评级来检验美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对贷款标准和风险承担的影响。该研究利用银行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横截面变化，揭示了第一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 1和QE3）显著降低了贷款标准，增加了贷款风险特征。这种影响的程度在第一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中大致相同，与美联储基金目标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的影响相当。摩瑞斯（Morais等，2019）以欧洲和美国银行居多的墨西哥为研究对象，分析欧洲和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国际信贷传导渠道。该研究将墨西哥的企业贷款与企业和银行数据相匹配，揭示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跨国信贷渠道。结果表明，外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了外国银行对墨西哥公司的信贷供应。较低的外国货币政策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对具有较高的事前贷款利率（达到收益率）和较高的事后贷款违约率的本地借款人的影响更大，从而表明货币政策有一个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总而言之，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既体现在外汇政策的量化宽松部分，又体现在紧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