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经济学理论层面来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理论与传统货币政策理论之间存在以下三大区别。

1.存在流动性陷阱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假设是在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时，利率政策变得无效。这也是希克斯（Hicks，1937）在研究IS-LM模型和流动性陷阱时，认为凯恩斯学派和古典学派之间最核心的区别之一。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流动性陷阱的描述，当利率水平下降到一个极低水平时，货币和债券是完全替代品，这时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投资于债券。此时，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也无法带来投资增加，即发生货币供应量与投资无关的情况（Krugman，1998）。但是，在该理论提出的初期，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使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利率和国债平均利率都极低的情况，也很少有学者将这种现象与流动性陷阱相联系（Krugman，1998）。然而，在1991年，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货币市场利率长期低于1％，同时日本经济从1991年开始不断向迟滞的状态发展，甚至呈现出衰退的状态。日本货币当局也明确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在1998年，克鲁格曼（Krugman）首次将日本的上述现实情况解释为凯恩斯理论中的“流动性陷阱”，并预言“这种情况今天可以在日本发生，未来也可能在其他经济体中发生（Krugman，1998）”。至此，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认为仅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存在的“流动性陷阱”现象第一次在现实中发生。而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欧元区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陷阱”现象更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情况下，由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因此传统的利率政策失效。这时，以长期低利率承诺、货币供应量调控和资产购买作为主要工具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或称为广义量化宽松政策）登上了历史舞台。

2.跨期决策、经济开放和金融中介三个重要前提假设的缺失

传统的IS-LM模型认为，在出现“流动性陷阱”时，任何货币政策都将失效，而财政政策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然而，Krugman（1998）认为，之所以传统理论得出这个结论，是由于其中有三个缺失的前提假设，第一个缺失的前提假设是决策具有跨期性，使得人们预期政府当期的行为会影响其未来的政策；第二个缺失的前提假设是经济具有开放性，使得IS-LM等传统模型无法考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在“流动性陷阱”情况下的作用；第三个缺失的前提假设是金融中介的存在，金融中介在“流动性陷阱”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银行系统出现问题是大萧条时期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将货币政策通过改善金融中介作用，进而对“流动性陷阱”的可能调节纳入基本的理论框架，因此也就无法得到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而财政政策的唯一可行性则是建立在不考虑人们跨期决策、经济开放及金融中介的基础上，因此并不适用于日本1991年以来，以及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出现的“流动性陷阱”问题。

3.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

从这一层面来说，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理论之间存在两种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一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化。(www.daowen.com)

首先，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变化体现在由物价稳定向金融稳定目标的转变。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中，人们始终相信央行的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因此现行的货币扩张政策都是暂时的（Krugman，1998）。也就是说，在出现“流动性陷阱”时，传统理论认为，无论央行如何承诺提高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中的流动性，人们都会认为这种政策只是暂时的，因此不会增加下一期的投资，那么对“流动性陷阱”来说，传统理论框架下的货币政策确实是无效的。然而，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理论中，央行只要能够有效地承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继续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Krugman，1998），即让人们相信未来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较低的利率和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那么人们对未来的投资决策将会受到当前货币政策承诺的积极影响。只要人们开始相信下一期增加投资并不会面临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经济就会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泥沼。对英国等长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达国家而言，放弃通胀目标是很难的，但英国将金融稳定作为通胀目标之外的新的最终目标，并根据丁伯根法则，通过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同发挥作用。宏观审慎政策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增加了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规则等要求，以强化金融稳定，或至少缓解资本市场的泡沫破裂冲击（Joyce等，2012）。

其次，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化体现在由短期利率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转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目标。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实行利率目标制的央行通常以泰勒规则作为主要利率中介目标准则，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通常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的中介目标（Joyce等，2012；Woodford，2003）。然而，对于实施利率目标制的国家来说，由于经济陷入衰退，按照泰勒规则的指引，短期名义利率应该降到接近零或达到负利率的水平。但是，由于投资者永远可以持有无利息的现金，因此实际上经济会面临“零利率约束”。这意味着，利率不能够再按照泰勒规则进行调整。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系统的混乱和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损失，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性不复存在，金融机构宁愿持有资金也不愿将资金向私人部门出借。这时，中央银行必须依赖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直接向市场提供信贷（Joyce等，2012）。也就是说，在出现“流动性陷阱”时，实行利率目标制的央行的中介目标被迫转为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组成的改变。

对实施通货膨胀率目标制的央行来说，由于在“流动性陷阱”出现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与投资无关，央行无法通过设定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来刺激投资。同时，由于央行还须兼顾金融稳定这一最终目标，要求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这将进一步弱化金融机构实行货币乘数机制对基础货币的放大作用，进而弱化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作用。此外，央行同样需要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直接向市场提供信贷，即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央行的中介目标也转变为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组成的改变。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目标的具体形式来看，不同央行也有所差异。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目标表现为准备金余额的提高（Shiratsuka，2010）；美国和欧元区的资产负债表目标体现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通过购买多种非传统资产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同时改变其组成；英国的资产负债表目标体现为英格兰银行通过购买金边债券（英国国债）来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Joyce等，2011）。此外，央行实施负利率目标（丹麦、日本、欧元区）和通过扭曲操作等方式影响名义利率（美国）也是利率目标改变的形式之一（Joyce等，2012）。

根据既有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理论文献，央行通过资产购买改变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组成，进而从广义量化宽松政策层面影响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使其走出“流动性陷阱”的可行性是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安德列斯等人（Andres等，2004）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引入了金融市场，并假设金融机构对政府债券的偏好有所差异。该理论证实了央行进行资产购买能够有效影响金融机构的投资。库尔迪亚和伍德福德（Curdia和Woodford，2011）将信用缺失和金融机构异质性引入了理论模型，发现在央行实施信贷宽松政策时，即央行直接向私人部门提供流动性时，央行购买特定类型的资产可以有效影响总需求和产出。虽然该模型放弃了代表性机构的假设，即引入了金融机构异质性，但仍然认为央行购买国债无法影响总需求和产出。这是因为Curdia和Woodford（2011）假定国债利率是一期无风险利率，与央行短期政策利率一致，同时也与央行的准备金利率一致，这说明准备金和国债是完全替代品，央行用国债替代准备金不会带来任何影响。关于央行能否通过购买资产来影响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和产出的机制主要取决于央行购买的资产是否与公众持有的资产是“不完全替代品”。这一假设也称为“公开市场操作无关假设”。最早提出这一假设的理论研究是托宾（Tobin，1961，1963，1969）、布鲁纳和梅尔茨（Brunner和Meltzer，1973），他们认为央行通过供给不同期限和流动性的金融单据，可以在资产不完全替代的机制下影响不同资产的收益率，这一传导机制也被称为“资产重新配置渠道”。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投资者具有异质性，即人们持有不同类别的资产，并且通过资产价格调整使整个系统均衡。此时，李嘉图等价的情况会削弱这种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因为当人们能够完全预见央行资产购买行为带来的隐含税收时，人们会认为央行目前的资产购买行为与自己持有的资产组合之间并没有联系，此时便不会产生投资者的资产重新配置，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失效。基约塔基和摩尔（Kiyotaki和Moore，2012）所构建的货币经济学模型中引入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差异假设。进行投资的企业家只能通过发行新股票获得有限比例的融资。因此，这些企业家会持有高流动性资产，以备不时之需。货币可以随时用来投资，但出售股票进行融资较为困难。在该模型中，当发生流动性冲击时，由于发行股票变得更加困难，企业家能够投资的好项目会减少。这时央行可以通过资产购买来降低流动性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即通过购买流动性较差的股票来释放流动性更好的货币。该模型认为央行资产购买中性的问题不会发生，这是因为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性和有限参与性使央行能够通过“资产组合重新配置”渠道来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埃格特松和伍德福德（Eggertsson和Woodford，2003）通过构建跨期均衡模型，揭示了名义利率零下限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该模型认为零利率下限可能是对中央银行抗击通货紧缩能力的一个重大限制。在跨期均衡模型的背景下，如果预期未来政策纯粹是前瞻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即使是“非常规”类型的操作，也是无效的。然而，对依赖历史的正确政策作出可信的承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零边界造成的扭曲。在该模型中，最优政策包含一个承诺，即在与零界一致的情况下，调整利率，以达到一个时变的价格水平目标。

另有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溢出效应层面出发，探讨了危机情况下国际货币政策协同的理论机制。艾肯格林（Eichengreen，2013）从货币战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货膨胀、汇率升值、资产价格泡沫等不利的跨国影响，迫使新兴市场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紧缩政策能够被纳入国际货币政策协作的框架下，那么后危机时代的全球货币政策将会更加有效。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选择最优货币政策策略，使国际货币政策陷入了“囚徒困境”，最终演变为货币战争。金（Chinn，2013）在传统资产价格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为新兴经济体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尽管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金融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冲击，但仍能够有效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调整，进而有效推动全球再平衡进程。卡巴列罗等人（Caballero等，2016）聚焦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政策对全球安全资产供给的影响，从“安全资产陷阱”这个全新的角度来探究上述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和汇率影响。该论文在IS-LM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框架下，探究了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私人部门购买大量安全资产所导致的安全资产稀缺对总需求的影响。严重的安全资产短缺迫使经济陷入“安全陷阱”衰退。在开放经济中，安全的资产稀缺通过资本流动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导致利率相等。同时，全球安全资产严重短缺迫使经济陷入全球安全资产陷阱。汇率变得不确定，但仍在各国产出调整的分布和幅度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各国适当增加安全资产净供应的政策对提高产出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