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家庭追踪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女性老年人、高龄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并且独居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最为显著，其次为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1]近几十年来我国家庭结构已发生了明显改变，人口规模和代际组合缩小，核心家庭逐渐增多，家庭同住总人口数越少，从家庭中获得的支持，尤其是心理支持也就相应减少。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精神病患者父母的主观幸福感较正常人群明显偏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消极应对和家庭外的社会支持。[2]“失独”父母会长期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并普遍存在着孤独、自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6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一半以上还曾有过自杀倾向。[3]

在我们的研究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父母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境。在遭遇子女变故后，尤其是突如其来的变故后往往会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长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被访谈的许多父母都有自我边缘化的心理特征，不太愿意主动寻求人际交往，幸福感较低，这种情况在男性群体中还更为突出。见到GG爸爸（75岁，退休工人，独居）是在一次集体心理治疗活动中，GG爸爸突然在分享环节开口说话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里的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讲讲我的经历。我儿子是在20多年前去世的，他当时26岁，喜欢飙车（摩托车），经常和别人出去飙车，我说了他也不听。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去到现场，我就站不住了，儿子的尸体在路边，撞得面目全非，满地都是血，人行道上也是大片大片凝固了的血，至今那个画面都印在脑海中，太惨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说话，不好意思说，也不想说，太痛苦了，我觉得就是我的错，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忽视，我多教育多关心他，也就不会出这种事情。

如GG爸爸一样，随着步入老年，这些父母的孤独感也明显增加，他们寻找安慰或心理支持的需求也更加强烈，有些父母则更倾向于找同命人诉苦，因彼此相同的经历，更容易获得认同和理解，也不容易遭到歧视和排斥。

CJ妈妈和J妈妈两人的遭遇颇为相似，她们都是退休工人，都曾幼年丧母。CJ妈妈的独子成年后因病过世，一个月后其老伴也因病离世，独自抚养孙女长大。J妈妈的老伴在儿子成年后过世，随后独子又因病离世，留下未成年的孙子陪伴J妈妈。在访谈中了解到，CJ妈妈的原生家庭在昆明，家中还有兄弟姐妹，在遭遇一系列家庭变故后，她的兄弟姐妹给了她很多支持和帮助，CJ妈妈心理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在访谈中，CJ妈妈健谈而乐观，对于未来的养老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相比之下，J妈妈由于原生家庭在外地，虽然家中有兄弟姐妹却来往较少，在发生家庭变故后，J妈妈认为朋友和亲戚担心被借钱，相互来往就更少了，访谈中明显感觉J妈妈非常悲观，也不健谈。事实上，CJ妈妈和J妈妈住在同一小区，但互不认识。访谈后，在两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从中联系，让两人见了面。经过几次交流后，J妈妈告诉我们，她也能感受到CJ妈妈的积极乐观，相反，自己糟糕的心态不仅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也给孙子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J妈妈和CJ妈妈均表示，能多与同命人交流，相互之间更能获得理解，相互倾诉生活中的不易也是一种解脱和安慰。(www.daowen.com)

GL妈妈（54岁，失独）也这样诉说过：

孩子刚离开的那几年，我确实不太想和任何人接触，就想一个人躲起来生活。现在慢慢老了，觉得自己更希望有那么一个群体可以让自己去诉说，听自己诉说，但是希望这个群体是个正能量的群体，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虽然在现有的政策中也提及要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心理援助服务，但基于现实情况调查来看，能够开展此项服务的地方或社区几乎没有，“爱心鸟”虽也组织过心理疏导的相关活动，但缺乏持续性和有效性，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极度缺乏能够提供较好心理疏导的专业人士；二是缺乏资金支持，难以相对固定和长期的为这一群体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三是每个家庭的情况还有差异，除群体性活动外，也需要一对一的个体咨询和有针对性的帮扶，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的投入和家庭的积极配合；四是当前的基层行政部门本身就承担了大量常规性事务，仅仅依靠基层的力量，很多“小事”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