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国学者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另两名同事发表了他们历经25年的研究成果，从各类史料和心理学实验中寻找有关人类行为驱动力的答案，最终他们认定死亡是埋藏于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但也正是因为死亡恐惧的存在，才激发着人类不断在艺术、宗教、语言、科学、经济等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求应对死亡的法门。[5]基于一系列研究证据，他们发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对死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也时时萦绕在每个人心间，此时人们就会激活近端防御机制或远端防御机制以抵抗死亡信息带来的恐惧或困苦。近端防御机制是理性判断后做出的即时选择，例如锻炼身体、遵医服药、选择健康食物等，这些行动可以帮助某些人很快移除恐惧感，克服有意识的死亡联想，但并不一定持久生效。倘若要发挥长期的效用，并且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也能抵抗死亡惧念，就需要建立自我的远端防御机制，此类防御主要是指来源于精神的力量，包括价值观、人际关系和自尊，虽然这些抽象的防御术在逻辑和语义上看似与维护健康、对抗死亡缺乏直接的联系，但它们才是消除生存孤独感、无价值感，获得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的关键所在，也是每个人能建立强大的心理盾牌抵御人生种种磨难和困苦的长效机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失独”家庭还是“独残”家庭，父母要能重新鼓起勇气直面子女重大变故必须建立起自身的远端防御。某些即时显效的手段可以暂时缓解这些父母眼前的困境和焦虑，但在长期面对伤痛的历程中，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才是修复内心盾牌的源泉。有研究证实，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会对独居者的社会融合产生补充效应。[6]开展本研究之初，我们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致，认为这些家庭是可怜的，他们的生活一定充满了泪痕和无数感伤。但随着调查持续深入的进行，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相反，许多父母从人生困苦经历中折射出来的坚定、自信、勇敢、乐观和善良才是最有力量的呼声和号召力，犹如王兰兰，犹如“失独者之家”。

如前案例一中提到的ZH妈妈（63岁，独子40岁，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和精神分裂症），尽管她说自己看不到生活中的任何希望，但她还是一直很努力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她说：“经历很多事情后就看明白了，自己学了佛，没有学佛之前自己想不通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糟糕，在学佛之后就释然了。”在加入慈济会[7]后，ZH妈妈开始利用自己难得的空闲时间参与做一些公益活动，甚至鼓励瘫痪在家的儿子也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比如帮忙电脑录入等。她说：“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日子过一天是一天，自己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也希望可以去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www.daowen.com)

这些父母都在原有价值取向遭到重创时，重新探索和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有些父母选择了慈善，有些开始学习佛学，有些开始钟情于哲学，他们也开始自发组织网络，形成互助群体。良好的群体认同、人际关系和共有的价值导向帮助他们消除了年迈后的孤独感和无价值感，重新在群体中找到了社会角色，由此进一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维护了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