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全情倾注已成为中国式家庭的集体意识和价值取向，独子发生的任何变故都会对父母造成巨大冲击，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应激反应和心理困境。有研究表明，在遭遇丧子打击后，丈夫的恢复速度优于妻子，[43]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社会对两性角色期许存在差异，男性总是代表坚毅、刚强，有泪不轻弹的一方，而女性则是脆弱、哭诉和需要慰藉的一方。因此，女性在遭遇打击时，她们常用外显的方式向他人哭泣，甚至喋喋不休，以发泄心中压抑的不满和痛苦；而男性则相反，他们一般是内敛的，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表现出坚强隐忍，但深埋心中的负面情绪日积月累而无法排解，最终常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44]201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韩生学所著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中提及：“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在对独生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调查中也显示，患者母亲的躯体化症状较父亲突出，而父亲的偏执因子分高于母亲。[45]

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同样发现父亲更容易出现“隐忍”和“抑郁”的倾向，虽没有专业心理学研究数据的支撑，但基于田野调查的结果，我们可总结出几类现象：一是在家庭的走访中，愿意接受访谈或向研究者倾诉的几乎均为母亲。二是据多位母亲描述，丈夫多在子女发生变故后变得沉默少言，也不愿与外界接触，常一个人待在家中。被访的丈夫也表示，自己是个男人，不可能像女人一样去找谁哭诉。CHH爸爸（64岁，失独）这样描述自己和妻子的生活：“她每天生活忙得很，不是出去和朋友唱歌跳舞，就是去哪里参加演出。她可以不想，我不行，我也不愿找哪个去哭诉，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去儿子房间坐坐，有时我还会一个人去他坟上，在那坐上几个小时。”三是许多被访的“失独”家庭中的父亲常在子女去世后的两三年内出现重疾或离世。在我们所调查的59户“失独”家庭中就有23个家庭是丧偶独居的女性，仅有3个家庭是丧偶独居的男性。

QQ妈妈，36岁，9岁独子重度智力障碍

我昨天又吼孩子了，我知道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问题，儿子还是很爱我的，无论我怎么吼他。我晚上和儿子一起睡的，其实也很后悔吼了他。感觉自己现在就是戾气满满的人，都是生活搞的。我老公很少和我说啥，其实我知道他也不好受，家里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好受，但是他从来也不说什么，我吼孩子他也没抱怨过我，老是鼓励我去锻炼身体。(www.daowen.com)

D妈妈，63岁，失独丧偶

儿子去世后我和他爸爸有半年都不愿出门，但我们差了6万的债，必须还债呀，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出来打工……就这样打工打了两年，终于把孩子看病欠下的债还清了。结果才刚刚不打工了，我老公就病了（2013年），有时候就是命。他说肚子疼，我们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来就说是胆汁干了，并且和肝脏粘连，需要动手术，我当时就要晕了，我们才熬过了儿子的艰难时期，现在老公又要动手术……手术途中主任就把我叫去说是情况不太好，需要做病理检查。2天后结果出来就说是胆囊癌，我一听到是癌症，一下子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真的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去找谁都不知道……后来住了18天医院，医院说按照医保规定，实在不能再让我们住了，我们只好出院。回去后，我老公十分悲观，认为自己不行了。同事们来家里看他，开导他，让他多想想我，后来他才愿意接受化疗。我们又做了8次化疗和6次放疗，做完6次放疗后我就发现他全身发黄，反而不好了，我赶紧带着他去给主任看，主任说是胆汁排不出来，估计是不行了……后来医生建议我去临终关怀医院，在吴井桥那里，我们就说打车去，车费我都没有，还是同事拿出来的。去到那家医院才10天，他就走了，临终前他就一直说，他对不起我，让我这辈子太苦了，这辈子就是为了他们父子俩辛苦，啥都没留下，就有一套空房子。

综上所述，在社会性别角色划分的影响下，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差异性分工也显现出某些特征：第一，女性对内的照护功能。克莱曼（Kleinman）曾指出健康照护可成为家庭抵御病痛的实践，链接着不同层面的道德和价值体系。[46]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基于社会性别分工，女性被理所当然地强加了大量照护责任，虽然她们的劳动价值仍未转化为直接经济价值、也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她们的劳动付出却给子女和家人带来了强大的情感支持。女性作为母亲具有更强烈的为子女生存发展而“谋划”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当家庭发生危机时，她们也常是愿意自我牺牲和勇于付出的一方，减少了家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资金投入。女性的投入、参与和时间分配成为家庭反脆弱、反贫困的重要实践。第二，女性对外的生存之道。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女性往往也是最积极主动寻求外界帮助和社会支持的一方，具有参与社会互动的强烈诉求，她们在家庭经济上的屈从地位并不代表女性失去了社会交往能力，她们积极寻求和挖掘外部资源，努力维持家庭内外平衡。同命运女性之间的互助网络的建立就是女性共同抵抗命运不公时迸发出的集体力量和智慧，她们相互支持，为家庭发展增加了社会资本。第三，男性“逃离”。男性选择离异、孤立，以及随即出现的压力增大，疾病的产生，甚至是死亡都是面对家庭危机时的自我“逃离”，可以说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逃离。有些男性不愿意承认家庭的残缺，选择离异和重组家庭，有些不愿意积极寻求外援，在公众和家人面前显露出男性的脆弱面。因此，在对相关家庭开展帮扶时，应加大对女性的赋权，提高针对女性的经济和能力扶助力度，可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健康能力提升培训和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支持氛围，在避免她们陷入贫困的同时，积极发挥她们对家庭发展的贡献力和优势。同时，在帮扶工作中，应加大对男性的心理辅导和健康关注，强化男性在应对家庭危机时的参与度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