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对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做过精辟的论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是以农耕文明为基调，农耕文明是四季分明、作息规律的文明，其运行和绵续的前提就是家庭和家族聚居，以一定结构和伦理关系为依托形成稳定协作进行耕种的生活方式。[8]“家”对于个人来说既是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和根本，也是意识形态上外延产生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的重要基础。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解析也是以“土地”为支点，认为土地是安家立命之根，是固定聚居生活方式形成的前提。因此，家庭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物质依托和精神支柱。在家庭中，保障家族的传承和延续是最重要的课题，“亲子关系”的权重也因此远高于“夫妻关系”，家庭的轴心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9]

费孝通对中国家庭关系的纵向性论述，一是说明了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亲疏程度，二是表明了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家庭格局构建的重视程度。虽然阎云翔在对中国一个农村地区家庭变迁的考察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大部分夫妻的独立性已成为理想家庭模式的体验，横向夫妻关系已经开始取代纵向的父母亲子关系。但这一改变并没有表明中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已然可以割裂。[10]孙隆基比较了中西代际关系的差异，他认为西方人的代际关系主张“断裂”，每一代在成长后都将成为独立的个体，代与代之间也不再产生牵绊。与之相比，受中国文化思想中“和合”的影响，中国的代与代之间则强调相互依附和制衡，下一代的重要程度和生活内容往往高于对“自己”的界定。许多父母往往在下一代成年之后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孩子”，常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强加于下一代，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要求去行动。[11](www.daowen.com)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以“纵向为主轴”且不可断裂的家庭亲子关系：对“失独”家庭而言，代际关系的突然断裂使得父母失去了自己的生活重心，许多被访谈的父母都提到“感觉生活没有了意义”。亲人逝去是人生常态，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心态却道出了中国家庭长幼有序，其发展方向不可倒错的逻辑思维和对年轻死亡的排斥。长者对晚辈的追思有别于晚辈对长辈的悼念，前者代表的是伤痛与惋惜，后者代表的是敬仰和缅怀。对“独残”家庭而言，虽然“下一代”依然是父母的生活倚重，自我牺牲仍是为人父母应尽的义务，但子女却不能按照父母的期许去行动，承担自己的家庭角色，亲子关系也变为了单向的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