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劳动市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内的决策已不再是个人生活领域中的独立片段，而是具有个人和制度的双重面向，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对家庭决策产生影响，某种社会制度缺失或供给都左右着家庭发展中的抉择，甚至有可能会加剧或缓解家庭两性关系的冲突。[7]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生养孩子不再是家庭的“天命”法则，而是与劳动就业、两性社会分工、教育、生育调节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相关。现如今，女性虽然可以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不再仅仅只为生养孩子而活，但是与此同时，“孩子”也在系列调节手段下变成了“被期望的孩子”，父母则是“深思熟虑的父母”。出生孩子数量减少的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也就更加凸显，夫妻关系中无法实现的渴望均指向了孩子，孩子的生命节律也成了父母生活状态的重要成分。在以往的许多年代或社会，年幼的孩子因饥饿、战争、灾难、疾病等较早死亡的概率远高于现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婴儿死亡率为200‰，那时的众多家庭对于孩子的逝去并没有太多的怨责和持久的悲伤，似乎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命运法则。与之相比，到2017年，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已提高到76.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至6.8‰，死亡概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未减少人们的死亡恐惧，反而加深了对生命的敬畏。一是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生命或死亡变成了可以干预或挽留的事件；二是生育调节制度和措施使得子女成了家庭中被期望的重要角色。

从上述的几个案例中，我们均不难发现父母亲关注的、担忧的、伤感的并非是自己，而是孩子，这个“被期望”的孩子的生命价值被政策和技术干预大大提升了，以独生子女为重心和载体的生活方式已悄然成为中国众多父母的集体意识和价值取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