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理论是从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的相关理论演进发展而来，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提出，认为它是影响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不同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论证，国际学者逐步建立了3个层次的社会融合研究方向：宏观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融合；中观族群的文化性融合；微观个体的心理建构融合。[39]3个层次的研究方向又与不同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交互发展，形成了较为庞杂的融合理论体系，难以形成学术界公认的统一界定，但总体上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进行中的行动过程，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包括制度性的融合也包括主观性的融入，既涉及多维度也关乎多层面的融合。[40]

除了理论研究和建构外，社会融合也是解决社会不平等和弱势群体问题的政策性工具，欧洲某些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推崇社会融合理念，并实际应用于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以期解决社会不平等和排斥问题，消除阻碍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和发展的制度性壁垒。2003年欧盟在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中指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贫困风险和受社会排斥的人群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机会，以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享有所在社会认为合理的生活标准和福祉。同时，社会融合还要确保这些人群能够获得更多参与有关他们生活和权利的决策机会。[41]

由此可见，社会融合并非仅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和目标的政策开发工具，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和机构运用社会融合理论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政策完善，主要包括贫困人口、外来移民和残障人群。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虽不是中国社会最为凸显的社会排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较多的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但从社会融合的视角来看，这些家庭在社会参与和自身建设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两大壁垒：就微观层面而言，这些家庭成员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父母依据家庭变故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性建构，成为不同情绪和行为表达的基础；在宏观层面，独生子女残障的家庭同样面临着残疾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融合壁垒，包括观念、制度、就业、教育和公共设施，[42]这些壁垒和障碍使其父母面临更多、更持久的困难和挑战，也使他们的养老需求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

[1]10个省市为重庆市、贵州省、甘肃省、山西省、吉林省、湖南省、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和青岛市。

[2]参见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2018年《关于提高本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2018年《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云南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2018年《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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