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重要的社会媒介的戏曲艺术也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其主题内容和美学特征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宣示着传统的社会观、道德观与人生哲学。一个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在大量的兰州民间传统戏曲中，都会充分表达与展示着对“忠、孝、节、义”的诠释。

从上文对秦腔传统戏《杨门女将》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民族矛盾的特定背景下，即使个人还有冤屈与不平，以佘太君为代表的杨家女将，在更为沉痛的民族伤痛面前，为了国家利益仍敢于放弃个人恩怨，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可见，只有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忠君报国的精神才能够激发出强大的力量，“忠”的内涵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和肯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众多“忠君报国”的传统戏中，忠将贤臣的“忠”显然都具有“忠君”的思想，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忧国忧民、维护社会安定的一面。在爱国的前提下，忠君与爱国具有同等的意义，然而这种“忠”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报国未必有好报，忠君难免有兔死狗烹的下场。历史剧中众多的杨家将、岳家军们的遭遇，皆为如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些传统剧目中，戏曲文本却并没有过分渲染他们消沉、沮丧或无原则的“愚忠”思想，相反，面对强敌他们依然能够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奋勇杀敌、尽忠报国。这种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英雄行为，恰恰符合民间文化对“忠”的诠释。另外，传统剧目的故事也显示出“忠君”者并非都是“愚忠”。倘若朝廷天子决策失误，贤臣良将们仍可以据理力争，并依仗自己的战功或兵权，迫使天子改令。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甚而畏惧三分。这一现象在民间戏曲中体现出一种朴素的制约皇权的思想，对其君权神圣、专制统治的质疑与不满，这说明古时民间存在着一种朦胧的分权意识。^[5]

在这些历史传统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民众对“忠”的含义的理解。与“愚忠”相比，人们更敬重那些能铲除奸佞、疾恶如仇式的“忠”。这体现出民众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专制皇权正当性的怀疑与否定，以及对能够监督皇权、体现正义与民意的权力的期盼。历史剧中这种对皇权制约的思想是广大民众的一种共同心理的产物，是一种朴素政治愿望的表露，也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诉求。^[6]这些剧目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它们与民众历史上的斗争经验及痛苦生活经历紧密相连。民众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舞台上的情景与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息息相通，而剧中忠臣良将们的最终胜利和正义的伸张，也使人们压抑与不平的心灵得到了释放。

孝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是我们不能也无法割舍的重要文化思想。百善孝为先。古往今来，孝道被看作是子女孝敬父母的一种传统美德，历经千古而不衰，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孝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之一，历来被看作是人之善性的根源，也是涵养正己修身的道德源泉。儒家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德之本、教之源。对父母、先祖的爱、养、敬、畏，以及对兄长的尊敬、友爱，是孝悌文化的基础。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甚至行为与语言。为此，在兰州民间戏曲的各个剧种中，都会拥有众多展示这一传统美德和歌颂孝亲仁爱的大小剧目。人们在舞台上总能看到孝与不孝、善与恶、美与丑的活生生的样板。如《杀狗劝妻》中杀犬警示虐待老人的恶妻的曹庄；《赵五娘吃糠》中以讨饭奉公婆，自己则食秕糠充饥的赵五娘；《四郎探母》中被俘异邦招为驸马，后骗得令箭回家探母的杨四郎；《庵堂认母》中凭血书跪求因妨儿子前程而出家的母亲的元宰；《清风亭》中因中举得官拒认养父母而遭雷击的张继保，等等。他们都是戏曲中营造的“孝亲”主题的代表。作品中那些人物的种种言行对观众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如图89）。

图89　秦腔《赵五娘吃糠》

笔者曾有幸看过某地方剧团演出的秦腔传统戏《墙头记》。该剧是根据河北梆子改编移植的一出“孝亲戏”。剧情大致是张木匠年老体弱，长子与次子富有而吝啬，都不愿奉养老人。每次接养时都要将老父架在两家墙头上，推托不管。张木匠的好友王银匠看不下去便心生一计，诡称张木匠有大量积蓄，如哪个儿子孝顺积蓄就归谁。于是两兄弟争相侍奉老人。张木匠死后，王银匠佯称张木匠的积蓄埋在墙下，兄弟俩争抢挖墙，结果墙倒二子均被压入墙下。该剧的演出并未在文本上做更多的雕琢，而是在表演上秉承类型化的夸张手法，极致化的对比反讽，通过演员细腻入微、变形取神的程式化表演，把两个不孝之子的丑陋嘴脸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从而与无奈隐忍、陷入绝境的老父张木匠以及路见不平、急中生智的王银匠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一个老父藏金的揪心“骗局”由此而生，面对骗局而产生的道德内疚及其苦涩的矛盾心理，经过饰演张木匠的演员声情并茂的演唱而直抵人心。该剧将人性之美丑展露无遗，观众心酸之余无不唏嘘感慨。《墙头记》唱词朴实真切、含义深刻、朗朗上口，让观众动情动心。该剧用喜剧形式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以通俗的戏曲形式告诉人们：孝亲不仅是能赡养父母，而且是能立德、立功、立言，以显父母，为家庭争气，为祖宗争光的做人道理（如图90）。

图90　秦腔《墙头记》

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与忠孝思想并列的就是气节。饱含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是以情操气节为本，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忠于民族、忠于国家。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坚守忠孝是做人的根本价值标准，而面对威逼利诱不动摇，遇到艰难险阻仍能坚守志向，则需要的是气节。在传统社会中，许多文人志士面对暴虐专制不肯同流合污，保持着自己的高风亮节；不少文臣武将在面对强敌的凌辱时，英勇无畏，表现了崇高的气节。这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受到人们的推崇与赞扬。这种气节也是兰州民间戏曲中常常表现的题材内容，如《苏武牧羊》中不辱使命、志坚不移的苏武，《两狼山》中宁死以保其节的杨继业，《卧薪尝胆》中隐忍不发、十年复仇的越王勾践等等，都是此类高风亮节的人物典型。

传统本戏《苏武牧羊》（又称《苏武归国》）是深受兰州观众喜爱的高扬民族气节的经典剧目。苏武身为大汉使节，不辱使命，出使匈奴，不幸遭难。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叛徒李陵的劝降，苏武丝毫不为所动：“我乃泱泱大汉使节，岂容蛮夷所困？横刀喋血，以死报国。”面对有着如此民族大义之人，匈奴人无奈屈服，只能将其流放至北海荒原。剧中苏武手持节杖慷慨悲歌：

汉苏武在北海身体困坏，

忍不住伤心泪痛洒胸怀。

为国家来讲和免受灾害，

谁料想狗番奴巧计安排。

他命那卖国贼将我款待，

又劝我投降北国与他作奴才。

我岂肯背叛祖国贪图荣华自安泰，

骂的那卖国贼一个一个头难抬。

我不从他将我囚在北海，

又命我牧羊郊外来。

身上无衣难遮盖，

肚内无食饥难挨。

我有心舍身跳北海，

诚恐落个无用才。

无奈何忍饥受饿冒风披雪饥寒交迫再忍耐，

苍天爷何一日把眼睁开。^[7]

历时19载，苏武思念故国，经鸿雁传书，终于归国。显而易见，苏武是一个有着崇高节操的人，一个有着坚定民族气节的人。何为气节？气节，是指人的志气和节操，是指在面对强敌或压力时决不屈服的品质，在遭受百般折磨时用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展现的民族气魄。苏武在匈奴坚守民族气节19年，靠的正是他心中永不屈服的信念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人们将苏武视为英雄，称他为爱国的民族英雄。《苏武牧羊》一剧昭示人们：个人气节组成了民族气节，所以，它是一个民族傲立于世的精神支柱。历史数千年，大浪淘沙，唯有有气节的人才可名留青史（如图91）。

图91　秦腔《苏武牧羊》

气节在传统戏曲中也表现在女性人物身上，突显的是她们的一种贞节守志的精神。在兰州民间戏曲中此类剧目就有《五典坡》中的王宝钏、《秋胡戏妻》（《桑园会》）中的罗敷、《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等。这些剧目大多都是表现女子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德与贞节守志的精神。这些作品中的女子形象不仅勤劳善良而且意志坚定，对待家庭与爱情忠贞如一，彰显了她们勤劳质朴坚贞守志的品格。虽然文本中也融入了一定的封建伦理意识，但也同样深受民众的欢迎。

儒家对“义”极为重视，把义作为“礼义仁智信”的五德之一。孔子倡导“杀身成仁”，孟子宣扬“舍生取义”，并最终将其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千百年来这种价值观念以各种方式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情操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准绳。在封建社会动荡的乱局中，老百姓渴望真正的患难相扶和祸福同当的“义气”和“侠义”，这也是民间百姓对“义”的集中诉求。因此，基于这种思想影响，民间戏曲中便出现了众多义气当头、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如三国戏中的刘关张、岳飞戏中的牛皋、水浒戏中的燕青、隋唐戏中的秦琼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对朋友忠心耿耿、两肋插刀，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忠勇侠义的精神正是老百姓所极力推崇和赞美的“义”。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这些人物中，关羽就是被民间奉为“义”的化身的“神”级人物。(www.daowen.com)

早期活跃在兰州地区的山陕商贾作为明清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外出经商，需要用“诚信”取信于顾客，要用“忠”和“义”来规范买卖双方及老板与伙计之间的行为，以求生意的顺利进行。因关羽祖籍为山西解州，故山陕商人既把他作为忠义的化身，又把他作为商家的保护神来供奉。在兰州的山陕商人修建的山陕会馆中，都有供奉和祭祀关羽的神殿，并将其作为会馆中的主体建筑之一。这一建筑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颂扬关羽的忠义之举为宗旨。每年时逢关羽的诞辰，兰州的山陕会馆都要祭拜关羽，除隆重的仪式外，演出歌颂关羽忠义事迹的戏曲则是必不可少的。故在山陕会馆供奉关羽的正殿对面，多建有装饰讲究的戏楼或戏台。在山陕会馆中，以关羽戏曲故事为素材的木雕、石雕、砖雕、泥塑、彩绘随处可见。由此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和山陕商人所信奉与推崇的关羽“义”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一致的（如图92）。

图92　山陕会馆（资料）

就戏曲而言，三国戏在兰州民间戏曲的各剧种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三国戏中的“义”包含有忠义、仁义、礼义、正义、信义等，如《桃园三结义》《出五关》《长坂坡》《舌战群儒》《单刀会》《诸葛亮吊孝》《古城会》《大报仇》等。其中忠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者无疑是以关羽为主角的“关公戏”了，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之心。《桃园三结义》饱含了结拜兄弟中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关羽才会追随刘备而效尽忠义。然而关羽与传统的忠君思想不同，他并非属于“知恩图报”，而是真正地忠于兄弟之情、感怀结拜之义，才会誓死追随其主。这种披肝沥胆、义无反顾的“义气”完全符合民众的道德观，所以以关羽“寻兄”为题材的戏如《千里走单骑》《古城会》《单刀会》等才会受到观众长久的喜爱。在《古城会》中，关羽以“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他唱道：

挂印封金辞曹蛮，

念桃园恩重义包天。

打破了黄巾兵百万，

我兄弟三战虎牢关。

遭不幸徐州曾失散，

将某围困在土山。

曹差来故友张文远，

顺说关某归中原。

我也曾上马金来下马宴，

十美女进膳曹问安。

是这样金银美女高官厚禄某不愿，

岂能失节忘桃园？

为兄长每日某把愁眉展，

为三弟冀德祈告天。

颜良文丑被某斩，

忽闻小校告面前。

得兄信某把丞相见，

恨不得一步出五关。

因辞曹三次曹不见，

某只得挂印封金辞别曹营、青龙偃月保定二位嫂嫂离中原。^[8]

剧目中正是在这种“义”的思想指引下，关羽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在古城相会成就了主臣聚义，真正做到义不负心，忠不顾死。这些“关剧”极大地应允了观众对“义”的理解和认同，有着很强的审美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也成为三国戏中的经典代表（如图93）。

图93　秦腔《出五关》

在兰州民间戏曲中，《赵氏孤儿》也是一出褒扬重义守信精神，洋溢着人性光辉的经典剧目。它表现的是春秋时代，晋景公听信奸臣屠岸贾谗言，尽诛赵氏全家。赵朔之妻逃入宫中，生下遗孤，孤儿由赵朔门客程婴救出，带到家中抚养。屠岸贾下令在国内搜捕孤儿，程婴以己子冒充孤儿，救孤出虎口。待孤儿长大成人后，程婴将真情向孤儿讲述，并定计杀死屠岸贾，最终为赵氏报仇。该剧移植了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的故事情节，并按照道德伦理规范重新梳理了故事情节，将赵、屠两家的家族矛盾上升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突出了赵氏孤儿复仇的主题和程婴忍辱负重、舍生取义的精神。它着力刻画了程婴舍子的痛苦，突显了他重义守信的高尚品德，契合了百姓理想中的侠义英雄经过艰苦斗争而最终取得胜利并伸张正义的审美心理。剧中的“孤儿”已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而成为正义的化身（如图94）。

图94　秦腔《赵氏孤儿》

这些剧目表明，正是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戏曲艺人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着历史和现实，他们把戏剧舞台作为惩恶扬善、宣扬公理和正义的道德法庭，演绎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民众把这些舞台形象与自己的审美实践相联系，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感受舞台形象的善与恶、忠与义。他们所期盼的人间的是非善恶，在民间戏曲的舞台上终于如愿得到了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