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仅是一种通行于某个地区的语言，它也是某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区分民间戏曲剧种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语言，失去了语言特色，民间戏曲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魅力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民间戏曲曲调产生的基础是方言和地方民歌。语言对音乐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民间戏曲其音调是以语言的音调为基础的。中国人口众多，方言语音变化复杂，而民间戏曲又都是用方言演唱的，这种方言的演唱，无论在曲调风格或是演唱风格上，都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戏曲音乐的旋律，就是将语言的声调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模仿、延伸和夸张而来。正是因为各地的方言在字音、语调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才形成了不同的民间戏曲的调式和旋律，以至具备了其特有的节奏感。

例如秦腔，诞生在广阔苍茫的黄土高原，它高亢激越、粗犷豪放的风格，充分体现了陕甘地区史书上“关陕之地，风气刚劲，俗尚武节”、兰州“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1]的记载。秦腔音乐较早就形成了能够适宜于表现西北各地语言与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虽同出一脉，然而经过长期的演变、创新和发展，甘、陕两地的秦腔已各具特色。甘肃秦腔的鲜明特点，集中地体现在兰州秦腔的多位著名演员的表演中。

兰州秦腔和陕西秦腔都有相似之处，但却又不完全相同。它们在板眼节奏和板式结构上都很相近，但兰州秦腔由于受到兰州当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不论在念白、旋律还是唱法上，与陕西秦腔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唱腔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许多唱腔的板头上，最明显地则集中在［尖板］头和［带板］头上。兰州秦腔与陕西秦腔的差别不仅限于旋律用音和腔幅长短方面，更多地则体现于依字行腔方面，因为兰州秦腔演员的演唱发声，同样遵循着兰州字音、关中字调这一基本法则。但和念白一样，当地乡音字调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的行腔，自然也会给唱腔旋律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以甘肃秦腔流派代表、兰州秦腔著名艺人周正俗为例来说明。如周正俗在秦腔《烙碗计》中所唱［苦音拦头］：

“大雪”二字，在兰州话中分别属低降调和高降调，故在曲中“大”字低唱，“雪”字高落。若按关中语行腔规律，“大”属高平调，则必然高起。如陕西秦腔演员刘毓中的唱法，就是这样安排的：

再看下例：

以关中语音四声调值规律来衡量周正俗所唱上面这句［带板］唱腔的腔词结合关系，就会发现曲中有许多“倒字”现象，如“见”“定”“有”等等皆是。但倘若再按兰州语音四声调值去分析，则又变“倒”为“正”了。这一点，也是两省秦腔不尽相同的一个方面。可见，两省不同的方音字韵对各自演唱秦腔唱腔的旋律旋法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如图36）(www.daowen.com)

图36　秦腔现代戏《会计姑娘》（右二为周正俗）李智供稿

周正俗的念白，也具有甘肃秦腔念白的典型性，有人说他“以兰州语音为规范”。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其整个艺术生涯，可以说只局限在兰州地区这一极小的范围内。他所操持的乡音（平时也都讲兰州话）本身，必将对他念白的发音吐字，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带来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字调上，更明显地还体现在字音和字韵上。较突出的是在他念、唱中的人辰辙和中东辙、灰堆辙和怀来辙就不大能够分得清楚，往往是两韵混淆来用。像“君”与“炯”、“臣”与“城”、“英”与“因”、“雄”与“巡”、“美”与“卖”、“愧”与“块”、“威”与“歪”等诸如此类的字，在唱念中往往被混为一读。显然这是受兰州方言字韵影响所致。^[3]从周正俗的念白中也反映出兰州秦腔念白的另外两个特点，即音节短促，发音重浊。形成的原因：一是兰州方言的语音本身就比较硬，吐字的音节自然就短促；二是兰州秦腔演员念、唱都比较爱用鼻音，但由于过分地刻意运用反而导致字音的混浊。像周正俗的发音吐字，就是常用鼻音和闷音结合使用的结果（如图37）。

图37　周正俗主演的秦腔《八件衣》
李智供稿

人们往往对“乡音”都有一种亲切感。兰州秦腔之所以能为兰州当地群众所喜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由地方语言而形成的独特声腔风格，兰州群众对此感到亲切，容易理解。这种富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民间戏曲是真正能够唤起当地人们情感共鸣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