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兰州民间戏曲文化释义-秦腔戏曲艺术的形成及发展

兰州民间戏曲文化释义-秦腔戏曲艺术的形成及发展

时间:2023-08-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秦腔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称“梆子腔”。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抄本《钵中莲》传奇中的一个曲调《西秦腔二犯》。这些特点和风格经过艺人们的积淀、充实、规范、完善之后,逐渐形成了与陕西秦腔不同的兰州秦腔流派的艺术特征。这一时期,兰州附近郊县的秦腔戏曲演出活动也得到快速发展。

兰州民间戏曲文化释义-秦腔戏曲艺术的形成及发展

秦腔是我国西北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民间戏曲,在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久远的表演历史

秦腔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称“梆子腔”。秦腔唱腔高亢激昂、柔和清丽,表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深得西北人民的喜爱。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抄本《钵中莲》传奇中的一个曲调《西秦腔二犯》。经过著名戏曲理论家王正强先生的深入研究与考证,证明“西秦腔是一种源于甘肃的腔调,以胡琴、月琴伴奏,又称琴腔、甘肃调,也因西秦腔原出于甘肃皮影,又称为西皮调,即自西边来的皮影腔调、甘肃腔等。西秦腔历史早于现在流行的陕西秦腔,在明末清初时作为皮影戏流行于秦、晋、华北平原,后直接传入北京。而陕西秦腔是在西秦腔基础上的衍化和发展”[1]。古时甘肃、陕西域生活的人们,“由于受‘山多林木,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之影响,一般都比较直率、淳朴、豪放,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郑玄认为乃‘地气使之然也’。所谓地气,指的正是自然环境。所以,在特定地域文化圈内,锻造了特定地域人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嗜好和审美偏爱等等,由此而又创造出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秦腔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由西北民众所共同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之一,自然在剧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上,便打上西北文化圈的深深印记”。“秦腔之所以能够在西北五省(区)广为流传,原因也正在于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域文化圈内长期居住,正是他们共有的这种文化性格,才便共同创造出了秦腔这一精神文明成果。这也是大家经常所言‘秦腔者,秦人秦地之腔’的真正文化内涵。”[2]

秦腔进入兰州应在清代中叶以后。据《兰州戏曲志》记载,从目前发现的资料中,兰州地区最早出现的秦腔戏曲班社是清乾隆中期活动着的兰州城隍庙的秦腔“聚义班”。[3]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演进,秦腔在兰州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与独特表演风格的兰州民间戏曲。这些地方特色与表演风格主要体现在早期活跃于兰州秦腔舞台上的著名演员三元官、张福庆、陈德胜、唐华、李夺山、史万林、郗德育、耿忠义、岳钟华、文汉臣、周正俗、黄致中、张永华等人的表演之中(如图18)。这些特点和风格经过艺人们的积淀、充实、规范、完善之后,逐渐形成了与陕西秦腔不同的兰州秦腔流派的艺术特征。《兰州戏曲志》归纳总结出的兰州秦腔的艺术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图18 兰州早期著名秦腔演员“麻子红”郗德育

第一,在念白与唱腔方面。

兰州秦腔尽管发音吐字仍以陕西关中语系为范本,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受兰州语音及兰州观众欣赏习惯的影响,在念白的字调、字音和字韵上,比较明显地透露出鲜明的兰州地方特点来。如字音“城”与“臣”、“雄”与“巡”、“乃”与“来”的混读;字韵中“人辰”与“中东”、“怀来”与“灰惟”的穿插合用等等。兰州话声调基本为三声,陕西话则为四声。兰州话语中的发音重浊、音节短促的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念白上。唱腔方面,在音乐旋律的用音和腔幅的长短上,兰州秦腔则表现出高峭直拔、粗犷激越的特点。

第二,在表演方面。

兰州观众历来有“看工架”的戏曲审美习惯。特别是对舞台戏曲人物表演中的夸张、烦琐、高难的身架舞蹈,有着较高的欣赏要求。长期以来,在众多戏曲演员的苦心锤炼与继承创新下,兰州秦腔在表演上创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身段绝技和工架套路。如《火焰驹》戏中的“三鞭子”,《潞安州》一剧中的“三杆子”,以及在戏曲表演中的“朝天蹬”“鹞子翻身”等程式化的动作上,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突出地呈现出与陕西秦腔相同剧目却迥然不同的身架舞蹈特征(如图19)。

图19 兰州秦腔《火焰驹》中艾谦的“三鞭子”(www.daowen.com)

第三,在脸谱与服饰方面。

图20 耿家脸谱:《大雪山》中的黄遵道

最能鲜明体现兰州秦腔艺术特征的就是由著名兰州秦腔演员耿忠义继承创新的秦腔“耿家脸谱”体系。耿忠义学习借鉴了许多戏曲前辈的表演特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从表演、脸谱、服饰等方面自成一家,成为兰州秦腔重要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以其为名的脸谱体系极为鲜明。耿家脸谱以“瘦而长”的形式,通过十分考究的运笔、着色、线条、构图,突出表现其重写意、重图形、重雕琢、重夸张的艺术特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图20)。在服饰上,兰州秦腔在神仙道化戏中,为了强化剧中角色“神人合一”的特点,常常以黄表纸折成各种“纸扎”饰物,装点在人物的盔帽与服饰上,凸现角色的神化色彩。为了表现一些人物威武神勇的气概,在大靠或箭衣上另外扎肩。像《黄花山》中的闻仲,在黄大靠上,用绿色的褶子从后背搭过来,把两只袖子折成花朵形状,扎在左右肩头,再在扎肩后背挂一个五彩绣球,显得既有厚度又有神气,突出其神勇的特点。另外,戏曲中生、净行当的人物所穿的厚底靴也极具特色,多呈现出靴帮厚靴腕窄、前高后低的形状,给人以厚重威严、紧凑古朴的感觉。这些都是兰州秦腔所独有的特征。

第四,在剧目演出方面。

兰州秦腔的演出活动,早期主要是为庙会演出,其活动大多是赴各个庙会和堂会演出,当时在兰州城乡十分盛行。演出酬劳一般由承办庙会或堂会的会首和当地乡绅、商会会董们通过集资、派捐的形式来支付。演员将这种演出称为“赶会”。而上演的剧目大都是行善布道、修仙成神、孝顺父母、忠君报国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由于当时兰州秦腔名角云集,演出剧目也很多,文本大部分出自民间文人之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周、秦至清各代的历史故事戏、神仙道化戏、民间传说戏以及民间风情戏等。据不完全统计,演出剧目大约有2000出之多,经常上演的就有350多出剧目。其中深受兰州观众喜爱热捧的净角戏(花脸戏)高居榜首。如《火焰驹》《马踏五营》《碧游宫》《黄花山》《破方腊》《大雪山》《黄河阵》《游西湖》等。

到了清中后期,兰州秦腔开始出现了“卖戏”(即售票演出)。但当时仍以“庙会”演出为主。至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以后,卖戏演出已发展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庙会性质的演出已退为其次。这一时期,兰州附近郊县的秦腔戏曲演出活动也得到快速发展。如当时的永登县,苦水乡、秦王川的戏班不断活跃于各种庙会演出,有时这两地的秦腔戏班还在同一庙会唱起了对台戏。永登县城当时还成立了半官方的秦腔剧团。到1947年前后,兰州的秦腔演出活动达到了兴盛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运动,兰州秦腔的大部分戏班已改为国营剧团。从此兰州秦腔戏曲事业变得更专业、更职业、更规范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娱乐形式的多元化,国营剧团开始走下坡路,而与此同时,城乡的民间秦腔社团和自乐班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从而使兰州秦腔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今兰州市不论是市区还是郊县,不论是厂矿或学校还是社区或公园,都可以看到秦腔业余剧社和自乐班演出的身影与高亢响亮的唱腔吼声(如图21)。榆中县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的业余秦腔班社活跃在全县各个乡村。他们大多属于群众自娱自乐的临时组合,据粗略统计,这种临时秦腔班社约30多个,同时还有以公司形式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戏曲表演团体,这些班社每年演出场次约250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图21 兰州秦腔民间社团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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