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表白自己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明末的学人黄宗羲说得好：“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编为诗歌而永垂不朽。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乐天）十五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古原草》）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吹嘘，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太白）诗：“春风又绿瀛州草，紫楼江城觉春好。”王安石（荆公）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的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唐王昌龄《闺咏》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受人传颂的作品。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诗：“汉南春色到滹沱，杨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帜。柳树作为物候指标的另一好处，是它的花子到暮春被风吹扬，到处飞腾，引起大家的注意。苏轼（东坡）《密州五绝》之一：“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所以同是一株柳，柳绿可以作为迎春的物候，柳絮可以作为送春的物候。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子美）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青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南宋诗人陆游（放翁），在七十六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厌草茂。……”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

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　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统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物以多为贱，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湿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晋汾间，竹少重如玉。”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是一个热爱竹子的人。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到那时的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亲至宝鸡、盩厔、虢、郿四县，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之句。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在柳州所作《二月榕叶》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初到惠州时，也有诗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苏轼后贬海南岛儋耳，作了不少关于海南岛物候的诗。他尝说，在岭南“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节即中秋”（广州菊花、桂花终年可开），不能以日月来定物候。1962年春分前一周，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却未抽青。但在韶关、郴州一带，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www.daowen.com)

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即当时的成都）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成都梅雨是在农历四月。苏轼《舶趠风》诗：“三旬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旬是夏至节后的十五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五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

物候山地与平原不同　在大气中从地面往上升则气温下降，平均每上升200米，温度要降低1摄氏度，因此，在海拔高的地方，物候自必较迟。对于这一点，在唐、宋诗人吟咏中也有反映。唐宋之问《寒食陆浑别业》诗：“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白居易《游庐山大林寺》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正盛开。”按大林寺在今庐山大林路，据庐山植物园同志供给材料，那里海拔在1100至1200米，估计平均温度要比山下低5摄氏度，春天物候比山下可能有20天之差。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这是纪实。我国西部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祁连山均巍然高出云表，但山坡有不少面积能培植森林，放牧牲畜，可资利用，物候学在我国西部山区正大有可为。

物候古代与今日不同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诗，并提出一个疑问说：“今（南宋）成都未尝有梅雨，只是到了秋天，空气潮湿，好像江浙一带五月间的梅雨，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苏轼诗：“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解释说：“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但唐诗人张籍却说成都有荔枝，籍所作《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陆游以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诗是闭门造车，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无山为证。但是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时作了不少荔枝诗，以纬度论，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也不能因为南宋时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朝成都也没有荔枝。

杜甫的《杜鹃》诗说：“东川无杜鹃。”在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每逢阳历四五月间，杜鹃夜啼，其声悲切，使人终夜不得安眠。但我们不能便下断语说：“东川无杜鹃”是杜撰的。物候昔无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况杜鹃是飞禽，其分布范围是可以随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以小麦而论，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里曾经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但七百年以后，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的时候，小麦在雷州半岛也已大量繁殖了。到如今，海南岛试种小麦虽然尚未成功，但我们若抱定“人能回天”的信心，使小麦在海南岛驯化，普遍种起来，也是很可能的。

自然，我们不能太天真地以为唐、宋诗人没有杜撰的诗句。我们利用唐、宋人的诗句来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来可能的错误，系来自下列几方面：

1.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不加选择地予以沿用，如以柳絮为柳花或杨花。李白《遥寄王昌龄左迁》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实际柳絮是柳的果实中的种子，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落地后可集成一团。

2.盲从经书中的传说和注解。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按黄鹂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长安不会有黄鹂。《礼记·月令》：“仲春仓庚鸣”，注中错误地把仓庚当作黄莺，钱起以误传误地用于诗中。

3.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如白居易《潮信》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顾炎武批评他说：“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实则白未必不知潮信，但为字句方便起见，所以说六十回。

4.也有诗人全凭主观的想法，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如宋和尚参寥子有《咏荷花》诗：“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开，要六月才盛开，不应说无数满汀洲。”他回答说：“但取句美，‘六月临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诗了。”

5.也有原来并不错的诗句，被后人改错的。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和王之涣同时而齐名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把玉门关和黄沙联系起来。同时代的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五言诗：“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在唐朝开元时代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情形比较熟悉，他们知道玉门关一带到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要刮风起黄沙，直冲云霄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改，便使这句诗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两不对头。

从上面所讲，可以知道，我国古代物候知识最初是劳动人民从生产活动中得来，爱好大自然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学者，再把这种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引入诗歌文章。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