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面所讲的，我国古代物候知识起源于周、秦时代，目的是为了指挥奴隶适时从事农业生产。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重视农业活动的适时，孟子就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汇集了这方面的知识，编为二十四节气的物候。该书中另有一篇名为《审时》，开头就说：“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几乎全篇统是讨论种庄稼，如违背了时令，所种五谷将会得到什么不良的结果。在《任地》篇里规定冬至后五十七日菖蒲生而开始耕田。二十四节气的物候知识被编入《礼记·月令》和《淮南子》等书以后，便被广泛地应用起来。到汉代铁犁和牛耕的普遍应用，以及人口的增加，使农业有了显著进步。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相差半个月，应用到农业上已觉相隔时间太长，不够精密，所以有更细分的必要。《逸周书，时则训》就分一年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如说：“立春之日春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等等。

物候知识最初是农民从实践中得来，后来经过总结，附属于国家历法。但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在周、秦、两汉，国都在西安、洛阳，南北东西相差不远，应用在首都附近尚无困难；但如应用到长江以南或长城以北，就嫌格格不入。到南北朝，南朝首都在建康，即今南京；北朝初都平城，就是今日的大同，黄河下游的物候已不适用于二地。南朝宋、齐、梁、陈、隋等王朝都很短促，没有改变月令；北魏所颁布的七十二候，据《魏书》所载，已与《逸周书》不同，在立春之初加入“鸡始乳”一候，而把“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候统推迟五天。但平城的纬度在西安、洛阳以北4度多，海拔又高出800米左右，所以物候相差，实际上绝不止一候。

到了唐朝，首都又在长安；北宋都汴梁，即今开封，此时首都又与秦、汉的旧地相近。所以，唐宋史书所载七十二候，又和《逸周书》所载大致相同。元、明、清三朝虽都北京，纬度要比长安和开封、洛阳靠北5度之多，但这几代史书所载七十二候和一般时宪书所载的物候，统是因袭古志，依样画葫芦。不但立春之日“东风解冻”，惊蛰之日“桃始华”，春分之日“玄鸟至”等物候，事实上已与北京的物候不相符合，未加改正；即古代劳动人民以限于博物知识而错认的物候，如“鹰化为鸠”“腐草化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谬误，也一概仍旧。这是无足怪的，因为《诗经·豳风》中的物候乃是老农田野里实践得来的一些知识，虽然粗放些，生物学知识欠缺些，但物候和季节还能对得起来。到后来，编月令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职业；明清两代，由于士大夫以做八股为升官发财的跳板，一般缺乏实际知识，真是菽麦不辨，所写物候，统从故纸堆中得来，怪不得完全与事实不符。顾炎武早经指出，在周朝时候，劳动人民普遍地知道一点天文，如《诗经·豳风》章“七月流火”、《唐风》章“三星在户”和《鄘风》章“定之方中”，统是男女劳作所唱的歌谣。但到清朝初年，若问士大夫“大火”是什么星？“定宿”在哪里？统将茫然不知所对。明清时代，一般士大夫对天文固属茫然，对物候也一样的无知，这统是由于他们的书本知识脱离实践所致。(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我国从两汉以来，一千七八百年间，劳动人民积累的物候知识，经好些学者，如北魏贾思勰，明代徐光启和李时珍等终身辛劳地采访搜集，分析研究，还是得到发扬光大，传之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