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手工艺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说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制造工具，那么人类就是通过手工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手工艺在产生之初，就是农耕和渔猎经济的补充，其目的一是制作生活必需品，二是制造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三是装饰美化。在漫长的时间里，其生产者和主要的使用者是劳动阶层的平民百姓。这决定了在手工艺的材料选用上，会尽可能采用本地材料、可再生材料与耐用材料，造型上也力求朴素大方，而很少过度加工装饰。

中国古代虽然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却一直遵循着渔猎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天人合一观念。例如，在植物与动物的生长繁殖期间严禁采猎，不涸泽而渔，捕猎是有专门的季节的，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取之有道”的朴素观念。这种观念使得手工艺的制造者在原料的挖掘采集上也是取之有度的，并尽可能地让原料得到充分的利用。

同我国古代的农业一样，传统中国的手工艺也很少会产生废物垃圾。在制作木器、竹器时，废料、下脚料会做成竹钉、木钉或削制为装饰物，即使是木屑、竹屑也会和其他材料搅拌后用于建筑。那些游猎或游牧民族，对自然更多了宗教信仰般的敬畏。鄂伦春族尽管以捕猎动物为主要生产方式，但在猎杀动物时，却严格地执行着各种约定俗成的规定，要求猎手尽可能一枪一箭就打死动物，以尽可能减少动物的痛苦，绝不可虐杀动物。在用兽皮制作各种服饰器具时，会把动物皮毛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利用，因此鄂伦春族曾经广泛使用由小块兽皮拼接而成的包和手套。

类似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采用渔猎和农耕方式的民族和地区中。秉持这样的观念，尽管手工艺不同于农耕或渔猎经济是一种再加工的生产，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过度采掘，而且尽可能地不去破坏它赖以生存的土地、森林、草原等，不破坏其继续生长的机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蒙古包、撮罗子等穹庐式建筑，对草原和森林的环境是零负荷的。南方的少数民族，则大多采用干栏式民居，依山傍水，周围林木茂盛，村寨仿佛生长于山林之间，人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传统手工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低负荷和低破坏，使得人与资源之间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种平衡。而原生材料、天然材料的使用则不会造成今日化工合成材料无法分解和高污染的危害。这也是在那么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尽管手工艺一直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极为兴盛，却始终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www.daowen.com)

然而，工业革命来临后，手工艺发展到手工工人开始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阶段，在对资本积累和利润的渴求下，集约化的生产，无论是手工还是机器，就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无度需索和粗暴采掘。有时为了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望，这种对自然的掠夺甚至是残忍的：17世纪，估计每年有20万到30万张紫貂皮从西伯利亚流入世界市场；18世纪，有超过1600万张北美海狸皮被制成了帽子和斗篷，用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无节制地捕杀产有毛皮的动物很快使许多物种灭绝，或者濒临灭绝，并且永远地改变了这些物种从前生存的环境。

在效率优先的生产理念影响下，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希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更有利润的产品，而不想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材料。所以制造更为廉价更易于机器加工的人工合成材料来代替天然材料，成为工业革命之后材料工程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塑料、化纤为主导的合成材料在20世纪之后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材料。至于这些生产方式与材料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对人健康所造成的危害，都在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这一主旨下被忽视。而传统手工艺（尤其是服务于劳动阶层的手工艺）的生产理念与方式，因为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对自然是敬畏、爱惜的，因而形成了与自然更为和谐相生的生态道德伦理体系，视对自然的破坏和无限索取为罪恶，因此必然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和自然的报复。将林木、竹子、石头、陶土等各种原料视为自然神灵的赐予，要珍惜而不可浪费。在使用材料制造器物时，会用心让其发挥最大的功用，在使用时则会非常珍惜，尽可能地延长其使用的时间。

这种与现代追求不断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观念截然相反的生态伦理，显然才是当下与未来人类解决环境危机和物欲横流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所应秉持的法则。也正因为传统手工艺所秉持的这种生态伦理，所以在深刻地感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危害后，一些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现代人会转而从事无（或低）污染低耗能的传统手工艺，即使收益低廉，劳作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