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内陆地区

西北内陆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地区、天山地区和昆仑山地区，对该地区岩画年代的研究自发现后一直持续进行，从最初解读岩画图案、对比历史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习俗、民族志材料等方法进行年代推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岩画与考古学遗存(遗址、墓葬)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三者的共存关系，尝试推测其年代与族属，充分利用了新疆岩画常与其他考古学遗存分布范围较近或有交集这一特点。

阿尔泰山地区有很多洞穴彩绘类岩画，从国内外现有资料与研究成果来看，一般认为这类岩画年代较早，可能早至旧石器时代晚期^[1]，内容多以各类奇特的符号、手印、成排成组的点线、舞蹈或蹲踞式人形、透视风格动物等图像为主，有学者认为是当时先民生殖崇拜、动物崇拜等原始信仰的反映^[2]，目前还尚无对其更进一步的年代测定，因此只能大致推断这一类岩画应该是阿尔泰山地区乃至西北内陆地区最早的一类。同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这些洞穴彩绘岩画的年代亦有早晚之分，甚至同一洞穴岩壁上的图案也存在叠压打破现象，说明这些岩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在解特布拉克洞穴的彩绘岩画中，出现了剪影式的人骑形象，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常见的凿刻类人骑图案基本一致，其年代可能要晚一些。

关于阿尔泰山地区凿刻、磨刻类岩画的年代推断，之前也有人做过尝试^[3]，具体的分析方法为首先选取保存状况良好、类型多样、数量丰富的典型岩画点，根据岩画的叠压打破关系，造型、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异同，结合凿刻技法、刻痕岩晒深浅等现象，将其分为若干组，并探讨每组之间的关系与异同，进而再分期，探索将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原理应用在岩画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了阿尔泰山地区杜拉特岩画、阿克巴斯陶岩画、玛依玛托别岩画点进行分析，将每个岩画点的岩画进行分区分期后，再横向比较，建立整个区域的谱系框架，最终将该区域的岩画整合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岩画均以密点敲凿法制作而成，动物图案是主体，且以大角北山羊为大宗，表现形式从简单粗糙的粗线条式发展至线条流畅的剪影式;第二期也仍以密点敲凿法制成，动物岩画依旧为主体，大角北山羊依然盛行，但鹿日趋增多，动物造型以突出肌肉感和关节的动态剪影式和轮廓式为主，无论在技法还是风格上整体都较第一期有较大突破;第三期，包括各典型岩画点比较晚期的作品。

正如前文所述，西北内陆地区岩画的一大特点是部分岩画点与周边遗址、墓葬的关系比较密切，在阿尔泰山地区哈巴河县的加朗尕什、哈拜罕墓地这种现象比较典型，在这两处墓地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岩画，墓地周边也分布着大量的岩画，这两处墓地的年代距今2700年左右，因此也可借此推断出自墓葬填土内的岩画肯定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4]。

天山地区是西北内陆地区岩画集中分布的另一大区域，大致分为东、中、西三个小区，与阿尔泰山地区一样，前文所引西北大学的魏佳博士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该地区若干典型岩画点进行了分期^[5]，通过对西部天山地区本布图岩画、喀　拉也木勒岩画、努勒思拉克斯陶岩画、巴尔达库尔岩画、库勒萨依岩画的比较与分析，将西部天山地区的岩画分为五期，并总结出这五期岩画图案内容、制作技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东部天山地区则以八墙子岩画为代表，划分为四期，认为这一地区其他岩画点的图案都可以整合到八墙子岩画的分期内，再与阿尔泰山地区的分期框架进行横向比较，这两大区域可分为六期:第一期岩画多以静态剪影式出现，也有少量的粗线条式，制作方法以密点敲凿为主，大角北山羊是岩画题材中最突出的一类，动物造型略显呆板、制作粗糙，主要分布在西部天山地区喀拉也木勒岩画点;第二期岩画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制作技法上与第一期相似，仍以动物题材为主，同时出现了少量的人物形象，动物造型从一开始呆板、僵直的低头形象开始向线条流畅的剪影式发展，技法更加熟练，动物与人物的刻画也更显细腻;第三期岩画在表现形式上更多以动态剪影式为主，制作方式是密点敲凿再加以磨刻，这一时期大角北山羊的数量有所减少，马、鹿等其他动物则有所增加，动物造型表现为肌肉线条流畅，头部扬起、颈部刻画明显，西部天山地区努勒思拉克斯陶岩画中还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人物题材，是其他地区所不多见的，该期整体的刻画技法、艺术风格都较前期有很大不同;第四期多以剪影式为主，制作方法仍以密点敲凿为主，虽然还是以大角北山羊为主要题材，但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巫师形象，头上和身上佩戴很多饰品，手臂呈舞动状，双腿弯曲，身体以剪影式表现，目前仅见于西部天山地区的努勒思拉克斯陶岩画和巴尔达库尔岩画中。这一时期动物造型为高度写实的剪影式，躯体和四肢的肌肉表现力很强，显得充满力量感，四肢的关节也表现得很突出;第五期岩画多以动态式剪影形式出现，以东部天山地区的八墙子岩画为代表，制作方法以金属工具描绘轮廓为主，题材多以车马、人物和战争场面为主，写实风格突出，作画技法和艺术性也较之前有很大的提高;第六期岩画多为晚近时期作品或仿刻作品^[6]。

在分期的基础上，研究人员也尝试对各期的年代进行了推测，认为第一期岩画的年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因为在这之前西北内陆地区没有比较明确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也为发现相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第二期岩画以八墙子岩画为代表，结合“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岩画图像与一系列出土器物的动物纹饰进行比较，推测这一期岩画与焉不拉克文化中晚期相近，大致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第三期也是通过将岩画与考古实物中共有的图案进行比较分析来推测岩画年代的，八墙子岩画中的动物图案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表现手法都与苏贝希文化洋海墓地所出土木桶上的图案极为相似，因此可大致推测该期岩画的年代大约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第四期没明确的材料可以进行比对，研究者认为该期岩画既晚于第三期，又不如第五期技法熟练，可能为汉晋时期;第五期岩画以骑者为主，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将马匹以及骑者所佩戴的装饰、防具等判断大致处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以往对西北内陆地区岩画年代的研究大致是根据岩画以动物群为主的内容，以及对放牧、狩猎、战斗、舞蹈等场面的解读，再结合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与族群的分布、迁徙情况，将其年代大致划定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之间。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用类型学和层位学方法对典型岩画点的岩画进行分组分期，再结合与其有关系的遗址、墓葬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式研究，使得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岩画进行分期有助于分析不同时期岩画图案内容、制作技法、艺术风格的延续、发展以及转变，是探讨岩画年代、文化属性、族属的重要基础，纵观整个西北地区，对岩画分期是西北内陆地区岩画研究的重要尝试，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对西部天山地区穷科克岩画^[7]，以及东部天山地区东黑沟(石人子沟)岩画的研究。

穷科克岩画是西部天山地区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岩画点，附近即穷科克遗址，还有大量的土墩墓遗存，是西部天山地区重要的考古学遗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该遗址中包含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居址，同时也包括不同时代的墓葬，与此相对应的，通过类型学和层位学的分析，穷科克岩画也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将岩画、遗址、墓葬三者进行综合分析后，可大致判断出早期岩画年代可能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后，晚期岩画则处于两汉相交之际，最晚可至魏晋时期^[8]。

东部天山地区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岩画点与考古学遗存(遗址、墓葬)关系密切^[9]，这在西北内陆地区非常有代表性，其中以东黑沟、西黑沟岩画点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均是应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先对岩画进行分期，再通过与有共存关系的遗址、墓葬，以及周边相关考古遗存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东黑沟的岩画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大概在春秋时期，下限可至西汉初期;第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后;三期岩画具有典型的突厥民族特点，同时东黑沟墓葬群中也有一些突厥时期的墓葬，二者可能有共存关系。

关于昆仑山地区的岩画年代的研究并不太多，凿刻类岩画大致上还是被归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并没更细致的研究，彩绘类岩画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

总体而言，西北内陆地区岩画的年代可总结为如下:首先，最早的一批岩画有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阿尔泰山地区洞穴岩画为代表，但学界对此持有不同意见，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有一部分彩绘岩画年代可能较晚，是青铜时代之后的作品;其次，凿刻类岩画基本上都是青铜时代之后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年代上限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西部天山地区最早的一期岩画为代表，最晚的岩画可至隋唐突厥时期，这类岩画以东部天山地区突厥时期岩画为代表，其余大致集中在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两汉之际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后，西北内陆地区的部分岩画与考古遗存(遗址、墓葬)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是探讨岩画年代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重要参考，近些年来以西北大学为代表，将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方法引入岩画分期、断代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值得进一步的拓展和研究。

(二)青藏高原东部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岩画主要集中在环青海湖地区和通天河流域，环青海湖地区的岩画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随之而来对岩画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其中岩画的年代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往有学者将这一地区岩画的年代上限推定的较早，根据刚察县巴哈毛利里岩画中可能为一万年前在该地区灭绝的“大象”的图像，认为这部分岩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10]，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地点的岩画年代较晚，分属魏晋、隋唐甚至明清时代^[11]，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岩画是青铜时代至吐蕃时期的作品^[12]，这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

这一地区岩画的年代的相关研究开展得比较系统和全面，尤其以环青海湖地区为代表，汤惠生等学者通过多学科的比较研究，并应用微腐蚀断代直接测年法，让我们对环青海湖地区的古代岩画年代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在距今7500年至2500年之间的全新世中期，是整个中国气候比较温暖和湿润的时期，适合人类繁衍生息，因此在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考古学文化的丰富和较高的发展程度，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也是如此，而在这之后，青藏高原的气候开始逐渐变得干冷，不适宜人类居住，这在西藏北部地区显得尤为明显，因此可推测藏北那曲地区的岩画至少为距今2500年左右，而属于相同系统的青藏高原东部岩画也应该大致属于这个时期，因此从大的范围上推测，该地区岩画的年代应在距今7500年至2500年之间^[13]。

这一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古代先民留存下来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三种形态，分别是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岩画分布范围与典型的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并无重合之处，二者可能存在族群或年代上的差异。细石器文化虽然在这一地区流行的时间比较长，但早期的细石器文化与岩画遗存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当公元前2千纪之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经济体系开始转变，细石器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占有一定比重，这一时期族群的流动性更强，考古学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密度都有了较大的改变，结合该地区岩画的分布和内容，也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在该地生活的人群，可能是岩画的创作者。

这一地区的岩画中有一些可以用来作为断代参考的图像，如两轮马车图案、典型动物图形、可能与苯教相关的图形以及比较典型的佛教文字、图形等。汤惠生等学者将这些岩画中具有代表性的图案与相关考古遗存、文献记载等资料进行对比和分析，将环青海湖地区的岩画分为三期^[14]:第一期包括野牛沟、舍布齐、巴哈默利沟、卢山(早期)、天棚等岩画点，主要是通过将典型图案与已知年代的考古实物进行比较而判断岩画的年代的。这一地区中的车辆岩画比较有代表性，这类岩画在整个北方地区都比较常见，根据考古遗物、历史文献记载等资料的佐证，我国两轮单舆独辕马车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比较流行，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与环青海湖地区车辆岩画极为相似，安阳殷墟、三门峡上岭村虢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长安沣西等地车马坑中马车的遗物，与岩画中的车辆的形制基本相同，其他考古遗存中关于马车形象的记载，与岩画中的车辆同样可以类比，因此无论是文字、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实物，都可以成为车辆岩画年代的重要参考，说明环青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车辆岩画，都应该处于商周时期。除此之外，可以作为断代依据的图案还有“行列式”的鹰图案，这种“行列式”装饰风格的动物图案属于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尤其在青铜器纹饰中比较常见，在青海省卡约文化墓葬、内蒙古匈奴墓以及蒙古国一些考古遗存中都有发现，除了“鹰”之外，其他还有野猪、鹿、羊等动物，也曾以“行列式”风格出现在装饰图案中，其年代普遍介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由此也可以尝试推断以“行列式”鹰为代表的岩画年代也在这个范围中。同时，学者们通过对一些骑者形象所佩戴的典型武器的对比研究，也可以从另一层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从而推断其年代。例如舍布齐岩画中骑者佩戴有一种可能为“缒杖”的武器，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这类武器是中亚地区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流行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最晚延续至公元前1000年，在我国北方岩画中比较常见，例如在西北内陆地区、内蒙古中西部、贺兰山东麓地区都有发现，年代上应该基本相同。

第二期岩画主要以卢山晚期岩画为代表。卢山晚期的岩画一改早期通体敲凿的技法，而是用阴线轮廓法制成，造型风格也有很大改变。可用来作为断代依据的图像也是车辆，其基本形制与一期岩画中野牛沟等地的相同，也是双轮、单舆、独辕式，由三匹马拉车，车舆上还站有一名猎者。与早期车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前者的对象是采用对称原理绘制的，平面表现为俯视图，拉车的马匹是背背相对，中间为车舆，两个车轮分别位于两侧;卢山晚期车辆岩画中的马匹采取透视原理绘制，但车辆仍然采用对称原理绘制，马车的轮辐明显增多，看起来是早期车辆岩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比另一种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侧视风格车辆形象原始，后者见于蒙古国Jamani Us岩画中，在我国贺兰山地区岩画以及其他考古遗存出土的秦汉时期匈奴牌饰上的车辆图案中都能看到，卢山晚期岩画的车辆形象应该是介于早期车辆图案与秦汉时期车辆图案之间，学者推测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后。卢山晚期岩画中另一具有代表意义的图案是具有鹿石风格的鹿图案，鹿石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内陆地区，鹿石风格的鹿图案在我国北方岩画中也比较常见，其特点也比较明显，有着装饰风格夸张的波浪形鹿角飘逸地向身后延展，四肢蜷缩，吻部如鸟喙状，我国鹿石的年代大致被定在商周至春秋时期，而学者们认为卢山晚期岩画中的这种鹿形象虽然保留了鹿石风格的特点，但从艺术风格上更偏向于写实，年代可能更晚一些，结合前文所述的车辆形象，其年代应该定在秦汉时期。

第三期岩画主要以环青海湖海西地区的巴哈默力沟、怀头他拉等岩画为代表。这一期的岩画中出现了藏文符号、六字真言、吉祥结以及与苯教相关的一些图案和符号，学者们将这些岩画图案与西藏地区任姆栋1号岩画、纳木错扎西岛洞穴岩画中具有相同元素的图案进行比较和研究，认为这一类岩画应该是吐蕃时期的作品，考虑到佛教因素逐渐取代原始苯教这一过程发生于7～9世纪之间，10世纪之后，佛教的摩崖石刻中不见动物形象，而仍然包含大量动物图案的这类岩画应处于7～9世纪的过渡期内。

上述内容梳理了汤惠生等学者对环青海湖地区岩画年代的综合分析，这一分期过程应用了多学科的比较分析，其结论在学术界也得到了认可。同时需要提到的是，环青海湖地区的岩画还尝试了用微腐蚀断代法进行直接断代，该项目于1997年实施，选择了6个岩刻地点，包括3个历史时期已知年代的石刻遗存，用作建立微腐蚀断代青海地区的标准曲线，作为对岩画测年的校正和参考，最后经过一系列实验，得出卢山晚期岩画距今约2000年，天棚岩画距今约2300年，野牛沟岩画距今约3200年，与采用综合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这是我国岩画直接断代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另一个岩画的集中分布区域是玉树通天河流域，这一地区的岩画发现较晚，相关的研究也已经稳步进行中。关于其年代，可以参考环青海湖地区岩画年代的结论，从玉树岩画的图案内容、制作技法以及艺术风格来看，该地区岩画的分期基本上与环青海湖地区相同，也可以分为三期，最早的一期岩画风格与技法与环青海湖地区一期岩画比较类似，比如也有早期车辆岩画——以对称原理绘制的图形，轮辐较少，拉车的马背背相对;除此之外，具有断代意义的“行列式”鹰图案也在玉树地区岩画中出现了，说明这一地区以上述两类图案为代表的岩画年代应该处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与环青海湖地区第一期相同;第二期岩画中以普卡贡玛、噶日、夏屋懂等地点为代表的岩画，与环青海湖地区的卢山晚期岩画图案内容、制作技法和造型风格一致，都是阴线轮廓式，其年代应该也是相同的;另外，该期岩画中拥有与环青海湖地区二期岩画中相同的车辆岩画——即处于“过渡期”的车辆岩画，车舆及车轮采用对称原理绘制，但拉车的马则是侧视像，马车的轮辐也有明显的增加，同时还拥有具有斯基泰风格的鹿图案，鹿四肢蜷曲呈跪姿，臀部翘起，身躯下压，同时以涡旋纹来装饰身体，这种鹿图案流行于公元前1千纪后半叶，再结合晚期车辆的流行年代，这一期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5世纪，至迟也不会晚于西汉时期;第三期岩画中有大量的卍字符号、佛塔图形、萨满巫师形象、六芒星图案以及一些特殊的涡旋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早期苯教的常用符号^[15]，因此该期岩画的年代应该与环青海湖地区第三期基本相当，不会晚于10世纪，可能在7～9世纪之间。

通过对环青海湖地区、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年代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青藏高原东部岩画的内容与西藏地区有较多的联系，属于同一系统，其中牦牛岩画、与苯教相关的一些岩画图形、符号可以作为年代推断的依据，同时该地区岩画也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诸如“行列式”动物图案、斯基泰风格动物图案、鹿石风格的鹿图案、车辆图案等等，这些也是可以进行断代的典型图案;其次，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岩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多采用密点敲凿技法，表现形式有粗线条式、轮廓式以及阴影式，以牦牛为首的动物岩画为主体，其中包含以对称原理绘制的马车图案，以及“行列式”动物图案等具有断代意义的岩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500年，第二个阶段以卢山岩画为代表，采用阴线轮廓式的表现手法，虽然还是以动物岩画为主题，但技法和艺术风格较前期有很大不同，车辆岩画的表现形式也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同时发现带有斯基泰风格、鹿石风格的动物图形，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属秦汉时期，上限不会超过3世纪;第三个阶段的岩画内容除动物岩画之外，还出现了很多诸如卍字符号、六字真言、六芒星、佛塔图形、巫师形象、吉祥结等与苯教、佛教相关的图案，这一阶段的岩画年代较晚，大致在7～9世纪之间。

(三)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

该地区岩画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河西走廊东北端黄河流经区域以及河西走廊中部及西端祁连山和马鬃山山脉。黑山岩画发现之后，很多学者是认为是当地游牧民族的作品，与匈奴和月氏民族有关^[16]。盖山林先生曾对甘肃部分岩画的年代进行过分析，他通过分析东北部靖远县吴家川岩画的内容、制作手法以及艺术风格等内容，认为应该是早期铁器时代的作品，大致在战国至汉代时期。同时他还指出祁连山一带的岩画(以大黑沟、野羊沟为代表)年代与黑山岩画比较相近，可能有个别年代略晚(灰湾子和七个驴等)。黑山岩画中有大量狩猎、大型舞蹈场面及丰富的动物岩画，根据其内容题材、制作方法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再参考当地考古学文化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活动情况，盖山林先生认为其年代应该为青铜时代早中期^[17]。(www.daowen.com)

关于黑山岩画的年代，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岩画属于狩猎兼原始驯养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王母及羌族文化;中期岩画是战国至秦汉的游牧民族文化;晚期则属于唐至明代，以喇嘛教图像和碑刻为代表^[18]，虽然其关于黑山早期岩画年代以及文化属性的推测值得进一步商榷，但这也是探讨性的尝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都对黑山岩画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虽然目前对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岩画的年代上限没有比较统一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岩画的主题部分处于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在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际，也有部分与佛教有关的岩画可能晚至明清。

近些年来，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学者对该地区个别岩画点的年代所做的推测，例如关于永昌牛娃山岩画，有学者通过对保存状况、刻痕和石垢颜色，题材、构图及表现手法，类型、技法和作画工具、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分析，与周边相关岩画进行比较后指出，其年代可能处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20]。

需要提到的是，也有学者利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岩画进行分期，再用“三位一体”(岩画、遗址、墓葬)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探讨岩画年代的尝试，以席琳对马鬃山区岩画的研究为例，首先将岩画分为三期，再将每一期岩画中具有断代参考价值的图案、内容与其他地区岩画及考古学遗存、遗物进行比较，其中马鬃山区一期岩画与西北内陆地区东部天山的岳公台——西黑沟岩画的表现形式和造型风格相近，再结合尖帽人像、牦牛图案等具有断代意义内容，可大致判断该期岩画在春秋战国之际;二期岩画则与东黑沟岩画风格接近，同时包含有鹿石风格岩画、车辆岩画等内容，综合比较分析后可推断这一期岩画的年代可能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前后;三期岩画中包含有很多藏文符号以及与佛教相关的图像，年代可能略晚^[21]。

综上所述，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岩画的年代探讨受岩画研究工作开展程度所限，目前仅有一些大致的推测，还没有具体、系统且深入的研究，该地区岩画年代的上限尚无统一的观点，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岩画的主体部分处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以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际为主，可能有一部分与佛教相关的岩画年代较晚，甚至延续至明清时期。

(四)贺兰山地区

贺兰山地区的岩画自发现以来，关于其年代的探讨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间接断代还是直接断代方面，都做了诸多尝试，总结下来大概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贺兰山岩画年代的上限可达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属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少量延续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有若干作品出自秦汉以后，近至宋元、西夏^[22]。第二种观点认为其年代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有人认为贺兰山岩画可分为三期，上限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距今约8000～3000年);兴盛期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下限至西夏、元代^[23]。另见高文宁、刘贻清等人的观点，也是将贺兰山岩画的年代上限确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24]。贺吉德先生指出近年来在贺兰口岩画分布区发现了很多带有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特征的石器和陶器残片，他认为这些地点的岩画，起码其中一些纯粹用石器工具采取“垂直打击法”或“磨痕法”制作的岩画，可能产生于那个时代^[25]。同时，亦有学者认为贺兰口岩画中的人面像岩画年代可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贺兰山岩画制作的鼎盛时期^[26]。第三种观点认为其年代的上限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即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认为“刻制上限应在北方草原民族使用金属器以后”^[27]。也有学者根据贺兰山岩画中具有断代意义的车辆图像、动物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兴盛期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相当于商周至秦汉)^[28]。

以上关于贺兰山地区岩画年代的推断，都是基于对岩画图形内容、制作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可能与本地区古代先民的活动和留存下来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种间接推断法会因为不同学者对岩画内容解读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对于其年代的上限存在诸多不同说法，但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岩画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作品，且下限较晚，可至西夏、元时期，说明贺兰山地区岩画历时久远，形成过程复杂且漫长。

直接断代法也曾在贺兰山地区岩画的年代研究工作中使用过，如之前对贺兰口地区应用过冰川擦痕测定法，相关学者判断冰川打破岩画，由此判断岩画的年代在距今3万年至1万年之间^[29]，对此学界争论颇多。李祥石先生也曾试用过地衣测定年代法，对贺兰山地区的麦汝井、黑石峁、归德沟、大麦地、黄羊湾、贺兰口、广武口等地的岩画进行了测定，得出的数据最早可达距今8500年左右，下限距今1000年左右^[30]。除此之外，微腐蚀断代方法的继承光大者罗伯特·G．贝德纳里克、汤惠生、库玛尔等人先后在宁夏贺兰口、石嘴山等地区运用该方法对岩画进行采样分析，虽然调查了若干个岩画点并采集了标本，但只有贺兰口岩画点获得了数据，且仅仅包括四个岩画图案，所获得的年代数据非常接近，介于距今2400年到2000年之间^[31]。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试图通过“神话传说”的形成过程对贺兰口人面岩画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认为最早的人面像岩画是“狩猎者的人面像岩画”，可能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略晚一些的人面岩画是“创世神话意义”的岩画，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最晚的人面岩画则表现了神灵祖先崇拜，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32]，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贺兰山地区岩画的形成过程漫长而复杂，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族群、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人群构成复杂、流动性很强，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也丰富而多样，这些都是该地区岩画分期、断代过程中需要突破的挑战，经过国内外学者长年的努力，兼以跨学科以及新技术的尝试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需要更慎重、更深入的研究，才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五)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

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的岩画资源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东部(以西辽河流域为主)、中部(以阴山地区为主)以及西部(以巴丹吉林沙漠地区为主)。这一地区岩画的年代情况也很复杂。

内蒙古东部地区岩画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赤峰境内的岩画是该地区的主要代表。其中英金河及其支流阴河流域的岩画，学者们通过将人面岩画图像与邻近的兴隆洼文化中人面塑像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而推测阴河流域有一部分岩画其年代上限可达新石器时代^[33]，据悉有两块“云水纹人面像”岩画石发现于夏家店下层古城发掘遗址的房基处，经微腐蚀断代检测后，其年代大致在距今5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晚期^[34]，也可以作为此观点的佐证;稍晚的岩画则是青铜时代的作品，且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些马、鹿等动物图形的装饰风格显示出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动物造型的一致^[35]，该地区出现的五角盾牌图像也在蒙古和俄罗斯境内发现过，是北亚草原青铜时代常见的作品^[36];该地区最晚的岩画属于辽代早期或辽代契丹人制作^[37]。

赤峰地区翁牛特旗的岩画发现得较晚，有学者认为这一区域岩画的年代上限可达新石器时代，其中白庙子山和箭眼山岩画与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可能有共存的关系，其中人面岩画与红山文化中人面石饰品以及一些玉器上的纹饰很相似，在制作技法上似乎也有承继关系，因此推断翁牛特旗有一部分人面岩画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38]。稍晚的以戴有头饰、耳饰的人面岩画为代表，可能是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的作品^[39]。该地区最晚的岩画应该处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由当地游牧民族制作的可能性很大^[40]。

克什克腾旗岩画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重要的岩画分布区，主要集中在白岔河流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砧子山地区，盖山林先生曾对该地区岩画进行过分期断代研究，认为这一区域的岩画分为三期:最早的岩画可至新石器时代，以苇塘河土城子镇的人面岩画为代表;接下来的青铜时代是该地区岩画的鼎盛时期，白岔河流域、西拉木伦河流域大部分岩画都处于这一时代;最晚的以砧子山岩画为代表，上限可能至辽代，下限有可能晚至蒙元时期⑧。

内蒙古中部地区乌兰察布岩画的年代研究主要以盖山林先生所做的工作为代表，他认为乌兰察布岩画中最早的为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内容包括人面岩画，涡旋纹、重圈纹、太阳纹等几何纹饰，舞蹈、狩猎内容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动物图案;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乌兰察布岩画的鼎盛期，一些放牧、狩猎内容、车辆、蹄印等岩画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断代意义的图案;晚期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一些突厥岩画，更晚的还包括蒙元时期及一些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岩画^[41]。

阴山岩画是内蒙古岩画重要的组成部分，盖山林总结了十余种判断岩画早晚、推测年代的方法，详细分析了阴山岩画的年代，他将阴山岩画分为三个大期段——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以及历史时期，其中第一阶段又根据岩画的内容分为早期狩猎时期(距今10000～6000年)、狩猎的鼎盛时期(距今6000～4000年)、原始牧业萌芽时期(距今4000～3000年);第二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至两汉时期，因畜牧业发展迅速，所以这一阶段岩画的内容也与其相关，具有比较典型时代特征的匈奴岩画也在这一期内，斯基泰风格的动物岩画、行列式动物图形比较常见，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左右;第三阶段包括突厥岩画、回鹘岩画、蒙元时期岩画以及西夏党项人岩画等，这些岩画中都包含有相应的文字题刻以及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图案^[42]。

内蒙古西部的岩画以巴丹吉林沙漠地区岩画为代表，包括阿拉善左旗、右旗以及曼德拉山岩画，该地区最早的岩画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雅布赖、布布洞穴的彩绘手印岩画为代表，这种类型的岩画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发现，如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地，制作手法、所处环境以及图案类型极为相似，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而巴丹吉林的手印岩画与其上述岩画有相同的时代特征;该地区第二阶段的岩画处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包括人面岩画、大量的动物岩画以及狩猎、放牧等内容，车辆、车轮岩画以及表现圈养牲畜的岩画，具有一定的断代意义;第三阶段是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大约处于战国至两汉时期，下限有可能更晚，此时的岩画表现出发达的畜牧业经济，马匹和骑者占多数，造型与汉代匈奴青铜牌饰上的图案很相似;第四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至西夏时期的岩画，这一时期骑者与马匹都戴有明显的鞍具和其他器具，可以此来推测时代^[43]。

以上梳理了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区岩画的年代研究情况，可以看出目前的观点仍然以盖山林先生的研究为基础，其中一些结论可能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其基本年代框架相对清晰，最早的岩画以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中的彩绘手印岩画为代表，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赤峰境内的岩画为代表，这些岩画与当地考古学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其他地区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岩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需要更多、更可靠的证据来佐证;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该地区的鼎盛期，基本上大部分岩画都处于这一阶段，下限大概在两汉之际;更晚的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突厥岩画、回鹘岩画以及西夏党项岩画、蒙元时期岩画在这一地区也比较多见。

通过以上内容的梳理，大致对西北地区岩画的年代框架有初步的了解:首先，西北地区最早的岩画大致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西北内陆地区阿尔泰山洞穴彩绘岩画以及内蒙古西部巴丹吉林沙漠彩绘手印岩画为代表，虽然有观点认为贺兰山地区贺兰口可能有早至此时期的岩画，但此观点尚未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

其次，西北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境内，且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面岩画是这一区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其他地区以及贺兰山地区可能有早至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但需要更多可进行断代的依据，方能确定。

再次，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各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岩画的鼎盛期，且各地区多数岩画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岩画内容以反映逐渐发达的畜牧—游牧经济为主，大量的动物群是西北地区岩画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母体，其他如放牧、狩猎、大型舞蹈祭祀、生殖崇拜以及大量人面岩画(除西北内陆地区)在各地区都比较常见，具有断代意义的车辆岩画、斯基泰风格动物岩画、鹿石风格的鹿岩画以及一些具有特色的服饰、装饰品等图案，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为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需要提及的是，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以及祁连山地区岩画中牦牛形象较多，而在其他地区则比较少见，是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

最后，西北地区处于历史时期的岩画数量也比较可观，通常伴以相应的民族文字，为判断其族属和时代提供了依据，其年代下限最晚可至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