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岩画题材中，有一种类型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那便是人骑岩画。这是西北地区进入畜牧社会之后的一种重要题材，分别有骑牛者、骑马者、骑羊者、骑骆驼者等，还有骑鹿者，其数量相对较少。人骑岩画在我国西北各个亚区的岩画点中均有大量发现，尤其密布在巴丹吉林沙漠中，在数量上居于该地岩画的首位，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现象在西北地区的其他亚区画中所未见。^[28]

骑羊者一般都是仅限于儿童的，这与《史记·匈奴列传》中所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的记载是相应的。如在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中有发现2幅骑羊图。

骑牛岩画在内蒙古阴山、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中比较普遍，在人类历史上，牛的驯服是早于马的，所以最早被人骑的是牛而非马，只是后来马被驯服后，才以骑马为主。

图5－14　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　岩画——骑羊

图5－15　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　岩画——骑牛

骆驼一般是出现在沙漠戈壁地区的，在西北地区的新疆、内蒙古及宁夏中卫的沙漠地区，便成为当地人重要的骑乘工具和放牧对象，这种选择也表现在岩画中。如在新疆库鲁克山岩画中发现的一幅牧驼图，画面中的两个牧人，一个徒步，一个骑在骆驼上，另外还刻着11峰骆驼，1只北山羊。在天山南北的岩画上也可见到许多生动的牧驼图。如在哈密沁城、米泉柏杨河、木垒博斯坦牧场、托克逊科普加衣等地岩画上就有很多驼群。在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点发现7幅骑驼图，分别表现了骑驼出行、骑驼放牧等场景。宁夏中卫曾发现的两幅岩画，其中1幅为骑驼转场岩画。画面中刻画有羊2只，骆驼1匹，骑驼者1个，骑驼者位于羊的后方，骆驼的驼峰用两根粗犷的粗线条表，整幅画面呈现出既真实又富有生活气息的简练写实风格。

图5－16　新疆托克逊科普加衣岩画——骑驼

图5－17　宁夏中卫岩画——骑驼转场

图5－18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骑鹿

相对而言，骑鹿岩画在西北地区岩画中比较少见，其中以曼德拉山岩画中的骑鹿者最为典型，制造者在石面上刻画了134个单体图像，其中2个骑鹿者的形体较大，具象性较强，在整幅画面中也显得比较突出，似在暗示其重要性是异于其他的图像。

骑虎，与其说反映了某种现实，不如说实际上是制作者在表达一种良好的愿景，属于伏虎的一种行为。这类题材的数量同样也是寥寥无几，在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中曾发现有一幅骑虎图。

在各种人骑岩画中，尤以骑马者为最多，在画面的布局构图中，表现为骑者与马二者合并为一个整体形象，或单独，或与其他图像一起出现。由于骑马人图像数量较多，在西北地区各亚区的岩画点中都有大量发现，代表了这一类题材为创作的主流，因此以下论述中的人骑岩画专指骑马人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骑马人岩画表现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意识，也具有不同的功能及意义。

古代，曾活动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无论是行猎、放牧、转场，还是走亲访友，甚至四下奔袭出征时，都离不开马的辅助，因此岩画中的人骑形象特别多，有时是单骑，有时二三连骑，有时四五列骑或是七八众骑并驾齐驱。对骑者而言，狩猎和放牧无疑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因此，这种突出性也反映在岩画中，又以骑马放牧的岩画题材为最多。有时，在同一幅画面里也能见到骑马狩猎与放牧并存的情形。

在早期，人骑岩画大部分是既无马具又无马饰，骑者只是跨骑在马背上，手扶背部。有的骑者身体略向前倾，手扶马头，似表现为飞驰状;有的骑者一臂朝前一臂朝后;有的立于或蹲在马背上;有的执弓搭箭，驰骋纵马在深山之中追逐野兽;有的骑马在羊、驼群中巡逻放牧;也有单独刻画的骑者。

(一)分类与分布

见于西北地区各亚区岩画中的人骑形象，根据画面构成图像的不同，可以分为单骑和骑马人与其他动物同时出现两大类。人骑与其他图像同时出现时，又根据画面中的场景分析，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别，即骑马狩猎、骑马放牧、骑马征战和骑马转场(迁徙)。这四个类别表现了骑马人形象在岩画中的不同意义、功用。

1．骑马狩猎岩画

表现了古代先民们骑马猎取山羊、鹿、野猪等动物的场景。骑猎既可以增加猎获量，同时也方便运送猎获物。当然，猎人行猎的对象，取决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如在宁夏贺兰白头沟发现的放牧狩猎岩画，整个画面长497厘米，宽216厘米，有18个单体，其中马7匹，人骑1个，人射2个，虎3只，羊3只，人形1个，图案1个。马的身体部分皆采用双钩线勾勒出轮廓，个别加以磨刻制作，虎的身体部分饰有涡旋纹，中间上部位置刻画有3只羊，骑者位于一匹马的身后，马背上的人形刻画模糊，看不出手是否握有弓箭;而位于上方的人射做拉弓射箭状，其中一个人射直接射向前方的虎，其头部绾有发髻。整个画面表现了牧人骑马在放牧羊、马时，发现有猛虎出没时，为了保护他的牧群勇敢进行狩猎的场景。画面构图虽然比较分散，但呈现出了完整的情节，塑造手法上也能做到详简结合，展现出了动物动静皆宜的形态特征。

图5－19　宁夏贺兰白头沟岩画——骑马狩猎

在新疆米泉县独山子村的岩画中，猎人骑马正张弓追赶前面的两只羊及一只野兽，从画面中可看出当时尚未用马鞍。另外，在新疆巴里坤县莫钦乌拉山中段库克托贝岩画中镌刻了14名骑士，均手持长矛，分列两侧，对鹿、羊展开围猎，骑士飞驰奔进，而鹿、羊四下狂奔，上方骑士围截群鹿，其中3只鹿虽背已中箭尚在奔跑中，整体刻画得生动逼真，紧张的气氛充斥着整个画面。

在甘肃靖远县吴家川岩画中刻有骑马狩猎的场面，画面中镌刻有5个人骑、马、羊及人形，大部分的骑者是由右向左行进中，其中一人的腰部带有佩刀，整个画面给人以质朴而充满生机之感。从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可以看出是不同时期的作品。^[29]

2．骑马放牧岩画

所反映的是古代先民们的放牧情景。按畜种不同而分群放牧的，分别有牧羊、牧马、牧驼以及牧牛(青海地区中有许多放牧牦牛的岩画)的场景，也有羊、马、骆驼等混合组群放牧，依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岩画中所表现的骑马放牧的方式一般有骑马领或追赶牲群的“一条鞭”式，也有骑马牧人跟随牲群行进的“满天星”式散牧场面。有时为单人出现，有的是两人并行，一般都有猎狗相伴，具体都视畜群的大小、路程的远近而定。如在新疆木垒县博斯坦和卓木沟岩画中，刻画有骑马人和数十只大角羊，几乎所有的羊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图5－20　新疆木垒县博斯坦和卓木沟岩画——放牧

马匹是北方草原各族先民最为重视的畜种，因此在阴山、贺兰山一带也发现有许多牧马图。牦牛是青藏高原岩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图像，因此，在青海岩画中，也有许多人骑与牦牛同时出现的画面。

在内蒙古阴山乌拉特后旗布尔很哈达岩画中，凿刻有一个牧人骑马赶着两只大角羊去放牧的场景，牧人右上方还有一匹马跟进。属于单人骑牧的类型。

在内蒙古阴山拖林沟(磴口县)的岩画中，凿刻有骑马的牧人，他们扬起马首，均做一臂叉腰，一臂前伸状，赶着一大一小两只羊及一只鹿前往牧场的路上。为双人骑牧的反映。

3．骑马征战岩画

图5－21　新疆哈密折腰沟岩画　——骑马征战

图5－22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　——骑马战争

作为社会矛盾冲突的最剧烈形式，在岩画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表现了部族、民族之间由于各种矛盾而引发的惨烈场面。西北地区见到的骑马征战岩画，典型的譬如在新疆哈密沁城折腰沟保留的几幅相关图像。如在一块长140厘米、宽110厘米的黑色岩石上，刻画了一幅十分生动的骑兵征战图^[30]。曼德拉山岩画中，在一块岩石上凿刻有一幅部落械斗图，画面左侧3个人骑手持长矛，与右侧5个徒步手持弓箭、棍棒的人在紧张对峙中，气氛剑拔弩张。真实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为争夺领地、资源的激烈场景。

图5－23　宁夏青铜峡口子门沟岩画——骑马转场

图5－24　宁夏中卫岩画——人骑

4．骑马转场岩画

这类图像在西北地区各个亚区均有发现。《汉书·匈奴传》谓:“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在西北地区的岩画中就可以看到“随时转移”的转场画面。展现了古代游牧先民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转场的画面。譬如宁夏青铜峡口子门沟中，刻画了一幅精美的骑马转场场景。画面中有三个人骑、三匹马以及两只羊，人骑镌刻在最前方，骑者跨骑在马背上，马的腹部刻画有方形图案，其中一匹较大的人骑马的下方呈网格图案，可能是在转场过程中所驮的重物，后面紧跟三匹马，背部有两条竖起，可能随时准备着替换前方的马，两只羊欢快地跑在周围。在中卫岩画中，还刻画有一幅特殊的人骑岩画，位于同一画面中的还有四只羊和两个人形。人骑的形象位于岩面右上方，骑坐在高头大马之上，前方还有一人牵着马，其吻部较长且突出，骑者腰肢纤细，一手叉腰，一手扶在马背上。

图5－25　宁夏中卫岩画——单骑

在一块岩石的表面上只刻画出一个人骑形象的形象，谓之单骑。这种情形在西北各个亚区发现得也比较多，其所蕴含的意义是要依据具体的场景进行综合判断。如中卫岩画中曾镌刻有一单骑形象，马的身体部分用剪影式表示，脖颈细长，腿部弯曲，表现出腿部关节，臀部浑圆;骑者头戴尖帽，双臂下垂。这种尖帽人物形象在宁夏石嘴山双疙瘩岩画点也有发现。在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早期岩画中的人物，一般都戴有尖帽。苏北海先生认为岩画中戴尖帽的人物形象与尖帽塞克及乌孙人的形象相似，乌孙文化中出现的尖帽人物形象可能与其西塞克文化的影响有关。若此种推测正确的话，则反映了当时游牧民族间的频繁交流之广。

鉴于岩画中的人骑岩画，绝大多数马是没有配备马具的，只有少数备有马鞍或是马鞯，如内蒙古曼德拉山一岩石上，刻画一骑马人、犬与鹰图像，骑马人一手叉腰一手握缰绳，马背备鞍，马鞍用两个拱形凸起表示，马颈下挂有颈铃。马具是后来才有的，大概在没有发明笼头之前，便有了原始的简单绑在马的颜面部的缰绳，以便骑马的人掌握马的走向。在人骑岩画中，尚未发现有马镫。在内蒙古磴口县拖林沟北面的阴山上有一幅鞍、鞯具备的马形象，马前有一人牵马，在马腿接近蹄子处有马绊，以防止逃脱。

图5－26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人骑

图5－27　内蒙古阴山岩画——人骑

(二)年代的推断

确定人骑岩画的年代，关键是弄清马在古代何时何地首先为人类驯化，进而成为骑乘的工具。关于马何时被人类驯服并作为骑乘工具，学术界尚无定论。国外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欧亚草原是马被人类驯养的地区，被驯化的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中国，随着骑马术的出现(西周晚到春秋早期)，马能够被人类所驾驭，马作为骑乘并广泛被利用，一步步地推动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形成以及游牧业的发展，至此我国北方才进入以骑马为标致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31]。

有关中国古代马作为骑乘工具的考古学文化资料，最早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第3号石椁中出土的一件“骑马猎兔铜扣环”^[32]。年代上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其时代大体在西周，上限最早可早到西周初期或商末。^[33]因此，此铜扣环的时代不会晚于西周晚期( 公元前 8世纪) 。(www.daowen.com)

图5－28　骑马猎兔铜扣环

夏家店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所以，其文化性质属于欧亚大陆东端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族属属于商周时期活动于东北地区的肃慎、山戎或东胡游牧民族。对此，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古代骑马民族文化的骑乘或骑术，在中国首先发生在北方草原地带，是经当地戎狄等族在狩猎、畜牧生产和“逐水草而居”过程中，辗转迁徙而发生的，“骑马猎兔”造像就是一个铁证。

宁夏地区，尤其是固原地区发现的骑马民族文化遗物，多出土于墓葬之中，除青铜器外，墓中还往往埋葬马、牛、羊的头骨，尤以马骨为最多。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该地区人们的生活已为畜牧经济，马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均十分重要。特别是在西吉县玉桥乡玉桥村和固原县郭庄村发现的一批“铜人骑马饰”^[34](图5－29)，极大地丰富了骑马文化的内涵。其形制为一匹呈伫立状的小马，马背上骑有一人形。马嘴略开，鬃毛可辨，人形双手合于前，长4厘米，高5厘米，形象生动而逼真。同时，还出土了许多羊、鹿等青铜动物牌饰，更加凸显出了这批出土北方系青铜文化浓烈的狩猎畜牧经济的印记。关于其时代，由随葬的短剑、戈、矛、锛等器物来看，其中的铜锛与中原地区西周同类器无异，因此这批“铜人骑马饰”的年代，则上限不会超过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末。至于其族属，同样根据随葬物的特征和墓葬所处的地域，也正是与史籍所载为戎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吻合，故当为戎狄莫属。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彭阳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的姚河源遗址，经专家考证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发现马坑3座，均为竖穴土坑，埋马分两层或多层，上层马骨散乱，下层的埋马完整。其中，大型马坑2座，埋葬有6～12匹马，小型马坑1座，有2匹马。大量殉葬马匹的现象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畜牧业的发达程度已经甚高。

图5－29　宁夏固原“铜人骑马饰”

综合中国骑乘出现的时间以及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可以将西北地区岩画中的人骑时间上限定于西周，至于具体时间，还要依据具体内容中所表现的突出因素，正确分幅之后，再结合考古、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判断。

(三)分期与艺术风格探讨

依据西北地区骑马人岩画中具有年代早晚关系的突出性因素，可对岩画之间的早晚关系做出判断，并进一步来论述骑马人图像的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

第一期，风格较为写实，具象性强，以表现具体物象为主，但也会故意变形夸张，以强调物象的某些突出的特征。由于作画技术与工具并不完备，常用敲凿法和磨刻法制成，线条刻画并不十分准确，只刻画出了骑马人的大致轮廓，马的形象较为简洁，人物和马的形象基本上只用粗线条式的侧影和手臂来刻画，细节表现较少，风格较为稚拙、粗犷。

第二期，基本上是模拟马匹和人物的形象，比例准确。有的还着重表现细节，比如人物的帽饰、着装及马匹的鬃毛等等。除写实的形象以外，还发现有一些抽象的符号。

第三期，西夏时期的骑马人题材岩画的又重现了写实主义的风格，很多作品较为具象。但总体上看，已经丧失了早期岩画的认真创作态度和富有生活活力的艺术特色，很多作品显见都系信手涂鸦而作，视之十分粗糙。

第四期，元代以后，由于工具的完备和技艺的娴熟，这一时期的骑马人形象非常形象生动，以点和线条具体刻画了很多细节，包括马的配饰和马具等内容，但大多制作仍较为粗糙，多为对前代作品的仿制，也反映了岩画制作在接近尾声时的必然没落趋势。如宁夏青铜峡四眼井的一块岩石上，镌刻有30多个单体，其中2个人骑和一匹马一前一后排列，位于岩面的右下角。人与马的身体各部位均用细线条表示，马头低垂，表现出了马鬃，其腿部弯曲表现出关节，臀部浑圆，马尾较长且自然下垂，整体造型显得比较肥壮，并无矫健感;骑在马背上的人头戴尖顶带檐的圆帽，身穿圆领衫，左手似持有长鞭，右手前伸拉住缰绳。另一匹马脖子下方刻有铃铛，前腿向上扬起，后腿向后伸，做奔跑状，背部刻画有马鞍，臀部浑圆，马尾较长且向后飘，整体造型亦比较肥壮;骑在马背上的人头戴帽子，做回首状，帽子上有两支向上折的帽翅，身穿盘领衫。两个图像均用划刻法(线刻)制作，线条流畅。

(四)社会功能

骑乘的出现，在游牧社会生产中保证劳动者具有驾驭、管理成群牲畜的能力，从而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生产力成为可能。尤其在面对马、牛、骆驼等大畜，徒步的行人在体力、速度、耐力上都无法应对，不能真正“游”而“牧”之。

骑乘是作为游牧社会出现的标志。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气候的变化即由温暖湿润转变为寒冷干燥，使得原本从事农牧混合经济的居民，为适应气候的变化不得不逐渐放弃农耕，从而使得单一的游牧经济应运而生。有人认为这一变化出现于公元前12～公元前5世纪，促使欧亚草原地带的居民为之转变了生计方式^[35]。诚然，游牧业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除了气候原因之外，还有其他条件的促成。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畜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原本从事农耕或采集狩猎的民族，从开始饲养家畜到可以依靠家畜维持生业，这一过程其实是相当漫长的。有人曾做过详细的分析，认为公元前2000年后半叶，许多因素为欧亚草原地带向游牧业过渡创造了条件，这其中除气候因素外，还含有畜牧经济管理方法的提高、共同财产和社会分配有关的社会关系发展到新水平、贸易交换的扩大、运输马车的普遍使用、养马业的发展、精致马具的出现及马用于骑乘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致^[36]。

图5－30　宁夏青铜峡四眼井岩画——人骑

根据王克林先生的研究，认为古代中国马之用为骑，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在新石器时代，马被驯化为家畜，是由马之温顺性、食草性所决定的。草本植物在亚洲分布极广，大体从我国东北，沿北长城一线，经甘、青往西一直伸展到中亚和西亚。古往今来，这一带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的草原地带。几千年来一直是辽阔无垠的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畜牧的理想所在。而当马这一食草动物被这里的原始狩猎的牧人所驯化后，变成家畜并服役于人类，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同时，又由于马具有桀骜剽悍、负重善走、奔驰快速等特性，故而为牧人驾车或乘骑也极有可能。但必须指出的马之用于骑，最初并非是用于征战时骑兵的动力，而是原始牧民“逐水草而居”时转辗迁徙的交通或骑乘工具。且延续的时间很长，迄今也一直是草原民族社会经济生产的动力之源。

在第二阶段中，马是用于交通，或挽车，或掠夺征战的骑乘，随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兴起和普及。考古学文化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末和青铜时代初期，亚洲及其中国北半部的黄河流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基本上形成农业社会和畜牧社会。其特点是前者生产趋于深化，人口繁盛，生活定居，社会稳定;而后者，生产落后分散，人口较少，居无常处，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37]。由于游牧民族已在“逐水而居”“弋猎禽为事”的生涯中，造就了勇猛剽悍尚武的作风，因此，“剽掠上国”农业民族的财富也自然“是其俗也”。而在掠夺战争中，要克敌制胜，其速度、力量必须超过农业民族。于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北方民族为发挥征战和部族的威力而用马为骑。如果说马之为骑是与古代畜牧、猎狩、生产有关，则当时的掠夺或战争的影响也加快了马由拉车转为骑的进程。可见马之为骑其实应当是两种生产方式，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对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青铜时代的前期，便充分体现了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由它所组成的骑兵已成为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如果将夏、殷商时期认为是挽车或骑的滥觞期，那么西周时期则是马之用于骑的真正开始期，直到进入春秋后才普遍或大规模作为骑兵的主要动力。

马服役的地域大致是挽车主要在中原地区为农业民族文化的华夏族;骑乘主要为长城一线骑马的戎狄。这种说法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上均可得到印证。

纵观西北地区岩画中的人骑，大部分应该属于第一阶段中骑乘的作用，并一直不断延续至今。

总之，骑术是应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规律的游牧生活必然要骑马，游牧民族往往以马代步，或骑马放牧，或骑马迁徙。岩画中大量骑马放牧、围猎图像的发现，表明骑马的行为已然变得十分盛行，而畜牧狩猎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岩画对于揭示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就人骑岩画的内容看，有骑射狩猎，有放牧迁徙，通过画面反映出的信息亦很复杂。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除畜牧以外就是狩猎了，但狩猎已处于取得生活资料的辅助地位。其中，行猎的方式有多种，计“有单人行猎、双人行猎、集体行猎”，其方式以“步行较多，也有骑马射击者”。

从骑马狩猎、放牧、迁徙以及征战的岩画中，不难看出人骑岩画在制作技法和构图结构上虽显得较为粗略，不太注重对细节的刻画，但整体而言却充满着生活气息，无论是线条的运用，还是对动物形态的把握均十分准确、到位，体现出了制作者较高的艺术水准，其风格粗犷而奔放，并无造作之感。另外，反映骑乘场面的数量也不少，放牧、狩猎场面小也暗示着当时的狩猎活动是极富原始性的。同时，伴随着弓箭、棍棒等狩猎工具的出现，表明其狩猎生产方式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与改善，应是青铜时代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作品。

除了与其他动物伴生之外，还发现有大量单独刻画的人骑岩画，与动物群一起出现，一般被理解为与畜牧有关的场景表现。不过，当其单独出现时，就要仔细考虑它所要表达的内涵了。事实上，这种人骑马的形象实乃是苯教中“年神”“赞神”“山神”和其他保护神的基本形象。^[38]以上三种神祇都是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年神被人们称为最为灵验的神，经常以骑马的猎人形象巡游在高山峡谷之中，人很容易面对面的碰到它们。汤惠生先生认为人骑马形象为保护神的形象，这一观点笔者也赞同，制作此类岩画也许就是出于保护一次狩猎成功，保护所放牧的羊群实现丰产等目的的。

图5－31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骑者

另外，在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一块岩石上，刻画有两匹马和骑者形象。有别于一般的骑者形象，其身体部分均用剪影式表示，骑在马背上的人头戴羽饰，左手握有树枝状的物体，看起来像插在马头上，也使得图像整体上看起来像骑鹿者，明显带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