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是史前艺术家的基本题材”^[2]，无疑也是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岩画的表现主体。从我国西北地区现已发现的岩画来看，动物显然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以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变化丰富、地位显著而居于创作的主体地位(图5－1)^[3]。动物与先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关，不仅为其提供衣食之资，延续其生命的历程，同时也是他们加以崇拜的对象，具有宗教意义，从岩画图像中即可窥察到人类描绘动物时的复杂心态和动机。通常情形下，动物岩画多数是出现在狩猎、放牧场景中，而从展示狩猎场景发展到表现驯养、放牧牲畜等游牧生活的内容，是西北地区岩画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进化过程，反映了我国西北地区人类社会从简单的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向了畜牧经济的复杂阶段。而无论是采集狩猎阶段，还是畜牧经济时期，动物岩画始终都是先民进行创作时的不二之选，可见其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这种重要突出的地位在青铜动物纹牌饰和甲骨文中也可窥见一二。如在商周的青铜器中，有大量的动物图案，大部分虽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也有少数是想象的，或者是由不同动物不同部位拼凑创造的动物集合体，如兽面纹、夔龙纹、神鸟纹等“幻想动物纹”的奇异构图^[4]。在甲骨文中也有很多保留着比较原始的有关动物形象的文字。

图5－1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

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动物岩画中，多数表现出了浓厚的欧亚草原“动物风格”，动物往往会成群出现，并且又常常被格式化，通过这种文化表象也可看出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所带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岩画即为这种交互影响遗留下的视觉见证，体现了“以图叙史”的特点，因而也被誉为“岩石上的报章”。

动物岩画的题材有羊、鹿、虎、马、骆驼、狗、狼、鹰、牛、豹等，下文对羊、马、鹿、虎这几种常见且极具代表性的类型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发掘这些动物岩画所蕴藏的深层含义。

(一)羊

如上所述，如果说动物岩画是整个西北地区，乃至欧亚草原岩画的主要题材，那么“羊”则是动物岩画的重中之重，以其分布地域广泛，形式繁杂成为西北地区数量最多的岩画题材。仅在部分地域外，如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和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的祁连山地区，这里的岩画具有典型的“青藏高原风格”^[5]，青藏岩画中的典型题材——牦牛，在数量上超过了羊。而在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贺兰山地区、西北内陆地区，羊岩画普遍分布，在很多地区所占比例也非常高，预示着制作这些岩画的古代民族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羊在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生产、生活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图5－2)。

图5－2　宁夏中卫岩画(拓片)

根据现已发现的岩画，可辨识的有北山羊、山羊、盘羊、羚羊、黄羊等多个种类，其中北山羊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制作方法方面，虽有涂绘法和凿刻法两种，但主要还是以凿刻法为主，造型呈现粗线条式、剪影式和轮廓式。其艺术造型表现得简练而稚朴，无论是粗线条式或是剪影式、轮廓式技法，其实均侧重于对羊的外观轮廓与身体形态的描绘，忽略了对身体细节，如眼睛、耳、嘴、蹄部的描绘(图5－3)，转而关注对羊角这一重要特征的刻画，如对北山羊的角的刻意夸张、放大，有时羊角的长度甚至超过了其身体，这种手法是基于真实的一种放大，既突出表现了形象的特征，却并不会让画面显得突兀和怪异，相反却富有一种别样的美感(图5－4^[6])。在一些制作精细的羊岩画中，制造者刻意突出了其身体流畅的肌肉、线条，加上夸张的大角，顿时给人肥美之感。盘羊的双角甚至以涡旋式的造型加以表现，极具创造性及装饰性。这种对羊角特征夸大细致的刻画，加上外观轮廓、体型动态的描绘，也可作为判断羊为不同种属的依据。

图5－3　宁夏归德沟岩画

图5－4　新疆温泉县苏鲁北津岩画

此外，对羊的描绘也更为侧重于写实手法，虽寥寥几笔就能简洁、准确地刻画出表现的对象，先民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出色的观察力、高超的形象概括能力及简练的造型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羊的体形特征与动态特征。这种写实风格，可能与作画者的作画动机有关，即先民作画的目的是再现曾经经历过的场景或者希望再次出现这样的场景。比如刻画狩猎羊的画面，即是对曾经狩猎场景的忠实记录，同时也寄希望于日后同样能够猎获更多的猎物，这也是一种狩猎巫术的暗示。“艺术家们多认为，在岩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写实风格的出现总是先于抽象风格的，或者说抽象风格一般是在写实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7]。出于同理，西北地区岩画中的羊，也经历了早期的写实到晚期的抽象这一迁演过程，不过对羊角的写实风格贯穿始终，尤其是在对早期风格中羊的刻画上，这种写实主义风格更极为普遍且应用广泛，其形貌近乎逼真。

通常，在画面构图中，羊或是单独，或是经常与其他动物一起出现在狩猎和放牧的场景之中(图5－5^[8])。出现在狩猎场景中的羊，或是四处警惕张望，或是慌乱奔逃中，整个画面弥漫着激烈而紧张的氛围。出现在放牧场景中的羊，均是成群结队，画面的紧张感不在，而是显现出悠然自得的氛围。从被狩猎到被放牧，是羊从野生到被驯养的转变。关于羊的驯化史，在由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瑞兹(Elizabeth J．Reitz)、伊丽莎白·维恩(Elizabeth S．Wing)编著的《动物考古学》一书中，认为“家羊驼(Lama glama L．)的可能性祖先是原驼(Lama guanicoe)，驯养地区应该是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大概距今6000年。小羊驼(Lama pacos L．)的可能的野生祖先是小羊驼(Lama vicugna)，驯养地区是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距今约6000年。山羊(Capra hircus L．)的可能性祖先是野山羊(Capra aegagrus Erxleben)，至少3个起源中心，驯养地区应该是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亚洲，欧洲，蒙古，其最初驯化的大致年代是距今10000年。绵羊(Ovis aries L．)的可能性祖先是亚洲盘羊(Ovis orientalis Gmelin)，至少存在3个起源中心，驯养地区应该是欧亚大陆的近东和印度，驯化时间大致是距今9000年。”^[9]

图5－5　布布洞窟手印岩画

对人类而言，羊的驯化意义无疑是极为重大的，对北方游牧民族更不外乎如此。“在游牧经济中，羊是具有统计学价值的重要经济指标。”^[10]相比于驯养的牛、马等畜种，羊的饲养和放牧成本最低，成长周期也更短，对于草原牧草的要求更低。当然，马、牛也各有自己的优点，牛的耐力好，被人类驯养后逐渐发展成为农耕的重要助力，马则是游牧民族得以快速移动的最佳伙伴。但归根结底，“羊才是部落得以存活的命根子，是移动中的生命之粮”。

无论是在狩猎采集阶段还是驯化后的畜牧经济时代，羊，对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对羊的依赖、敬畏，便会产生对羊的崇拜，譬如在斯基泰人精美的黄金艺术品上，经常可见他们身穿羊皮衣裤、挤羊奶的形象，狼噬羊的场景更是斯基泰、匈奴、突厥与蒙古族等欧亚北部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图样。在我国商代的四羊方尊，即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将羊的地位上升到了国之重器的高度。因而可以说“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羊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11]。

(二)马

马，也是西北地区动物岩画中的一种常见题材，分布地域广泛，出现频率也很高，但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多，一般多出现在组合图案中，很少作为独立的图像出现，尤其是独立出现的马图像。从构图结构来看，分别有群马、人骑马、牵马、牧马、狩猎马、驮物、马拉车等多个类型，绝大多数都是作为牧人放牧时、追逐、猎杀动物时或是武士征战时的坐骑，不可或缺(图5－5)^[12]。足见马与人类关系的亲密程度，它对人类社会的游牧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从人类狩猎、猛兽猎食的图像中可知，马，过去也曾是人类与猛兽猎杀的目标。但经过驯化后，则充当起人类代步、运输、狩猎与征战的工具，在游牧民族随气候逐水草而进行的长距离、大规模的迁徙过程中，马更是扮演了其中重要的角色(图5－7)。“马的可能性祖先是野马，驯养地区可能是哈萨克斯坦，驯化时间大致是距今6000年。”^[13]马与其他的被驯养的家畜，与羊、牛不同，它很少被作为食物来源而被人宰杀，其用途决定了它同人类更像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是以曾有人说马是人类所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之一。

图5－6　内蒙古阿拉善岩画(局部2)

图5－7　宁夏白芨沟岩画

岩画中的马形象，其制作技法有涂绘法和凿刻法，彩绘类的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都是使用凿刻法制作。使用凿刻技法制作的马又以密点敲凿法和磨刻法制作技法为主，通常利用金属工具，因而刻痕虽浅且很清晰，整体显得线条流畅。制作年代较晚的，通常会刻画有马鞍、缰绳、马镫等骑具。而在使用密点敲凿法和磨刻法制作的马岩画中，多数是呈剪影式、线条轮廓式和粗线条式，当马以坐骑形象出现时，又多用粗线条式加以造型，制作上较为简略。体现在艺术造型上，虽也是平面造型，但显得简练而写实，侧重对马尾、马耳的刻画，一般呈现长尾下垂，大耳直立的特征，而对这些具有特征性部位的刻画，也是辨认马种属的可靠依据。同时，制造者也注重对马身体、线条的描绘，也不忘表现马脖子上的鬓毛，使得其形象大多飘逸、俊美。总体而言，相较于羊、牛等动物，岩画中的马形象更显得肥美、壮硕，辨识度较高，也更富有个性之美。

马，也是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崇拜对象。比如在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中，就发现有很多蹄印，其中就有马的蹄印(图5－8)^[14]。而一般认为“蹄印岩画是牧业文明在艺术上的反映”“既然在畜牧时代家畜被神化，而蹄印又被视为牲畜的象征和财富的符号，所以刻制蹄印岩画往往与动物的繁殖和占有思想联系在一起”^[15]。也经常可见进行了夸张、放大体型尺寸的马形象，当与有人认为的“岩画中的大型动物图像是与动物崇拜有关”^[16]。(图5－9)^[17]如果说羊养育了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的迁徙、势力征服和版图扩张则是通过马背去实现的。

图5－8　内蒙古乌兰察布蹄印岩画

图5－9　内蒙古阿拉善岩画(局部3)

(三)鹿

鹿，亦为西北地区岩画中的常见题材，分布范围也极为广泛。其制作方法主要分为密点敲凿法、磨刻法和线刻法三种，其中又以密点敲凿法和磨刻法制作的较多。通常，使用敲凿法制作的鹿岩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使用通体密点敲凿的图像，呈现剪影式效果，无论构图和制作均比较精致、规整，富有很强的艺术感。线条轮廓式密点敲凿的，一般则注重线条、纹饰对身体部位的装饰效果。纹饰多为竖线纹、折线纹、“S”纹和涡旋纹等类型，或单独，或组合使用(图5－10)^[18]。

图5－10　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克什克腾石板房岩画(www.daowen.com)

鹿岩画中流露出的是浓烈的写实主义风格，尤其在早期作品中普遍应用，制作者注重刻画鹿的身体比例协调和形态的真实，追求形似，以模仿对象为目的，图像的具象性很强，给人一种真实、凝练之美。而后，渐次出现了一些程式化、图案化、抽象化、符号化的作品，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思维能力的逐渐提高，审美观念的产生导致，但写实主义风格仍然是个中的主流。

当然，鹿岩画中也不乏应用普遍的夸张主义风格。夸张的艺术手法目的在于传递真实，凸显强调对象的特征。西北地区鹿图案岩画中，主要有两种方式的夸张手法，一种是对局部形体特征的夸张，另一种是个体形象间对比的夸张。局部形体部位的夸张，一般是对鹿角的夸张。鹿图案岩画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很注重对鹿角的刻画，目前发现的鹿角大致有三种造型，一种为树枝状，一种呈梳状，还有一种带有鹿石风格，前两种较为常见，装饰感很强，生动有趣。对鹿角的夸张多是体现在鹿角与身体比例的对比上，鹿角硕大、粗壮，且枝杈很多，形式丰富。个体形象间对比的夸张，比如在一些狩猎鹿的岩画场景中，鹿的形象高大，猎人形象却很小，甚至没有鹿腿长，二者对比鲜明，此种情形之下的鹿形象，也许更似一种神兽，地位独特。

鹿，这种动物充满了神秘性，与宗教、北方草原民族的图腾崇拜关系密切，其形象在欧亚草原民族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在苯教典籍与苯教传说中，鹿是具有神性的神秘动物，具有飞翔和通天的能力，而且在苯教仪轨中常常作为巫师的坐骑出现。如在蒙古族的传说中，“蒙古族的女始祖奥云高娃是一只梅花鹿(即‘美丽的母鹿’)。蒙古人的宇宙起源传说就是以它为开端的。‘美丽的母鹿’不仅开创了成吉思汗的祖先居统治地位的‘黄金家族’孛儿只斤，而且开创了整个蒙古族”^[19]。匈奴、蒙古族等古代游牧民族都将鹿作为图腾崇拜，而对动物崇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动物功能和作用的一种夸大，在很多组合图案中，鹿的形象被刻意放大，并且居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其他动物或者猎人形象较小且位于画面边缘，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图5－11)^[20]。另外，鹿角也是常被加以夸大，这种构图方式与夸张手法表现出了对鹿的崇拜，从中能窥见鹿在当时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原始人类常常视角和有角的动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其很多神秘色彩。鹿角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心中同样也具有神性，即被寄予了繁殖、丰产的希望，同时亦为宗教、巫术活动中通天的桥梁或媒介。“萨满教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系、满—通古斯语系等一些少数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21]在萨满施法通灵时，有时会佩戴鹿角制成的神帽，此处此时的鹿角既有通天桥梁的作用，也有对萨满的保护作用，甚至鹿角的分叉也通常被用来区分萨满巫师的等级。

图5－11　内蒙古阴山岩画——猎鹿

由上可知，鹿，不仅是神话中的形象，人类崇拜的对象，它也常成为被狩猎的目标，这也说明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较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这其实也契合了孙新周先生所强调的观点:“动物既是被先民们猎杀的对象，也是他们敬畏的对象。这种复杂的心态体现在岩画中，就会发现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形式(能指)的审美意义和直观的感受。”^[22]

(四)虎

虎，同样也系西北地区动物岩画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总体来看，数量虽然不多，但分布范围广泛，显示出其重要的影响力，且塑造手法上亦极具特色。西北地区肉食性野兽动物岩画可辨识的主要有虎、豹、狼、狐狸，飞禽有鹰，而老虎在其中是比较突出的特殊存在，是先民精心构思、细致刻画的形象。其制作技法主要是敲凿法和磨刻法，所塑造的形象大多呈线条轮廓式，其突出特征是多数身体都装饰有精致的纹饰。以线刻法制作的虎数量较少，且通常时代已较晚。

从构图和形态特点来看，通常分为单体虎、群体虎(两只或两只以上)、虎扑食和狩猎虎四个类别。虎岩画的造型特征鲜明，一般都制作精美，身体线条流畅，刻痕宽深，描绘细致，造型逼真;除个别虎岩画体没有线条装饰外，大多以平行条带纹、人字形折线纹、臀部多饰以涡旋纹或折线纹装饰，显示出很强的装饰性与对称性。虎形象通常多表现为巨口大张，利齿外露，虎爪锋利，长尾下垂，尾尖上卷的形貌，姿势以蹲踞式或是屈足式为主;形体一般都显得较为硕大，身体健壮，肌肉丰满;在构图布局上，多是位于画面中心或显眼的位置(图5－12)。上述这些特征也都说明了先民在制作虎岩画的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虎在先民心目中具有很高、很突出的地位。

图5－12　宁夏大西峰沟岩画——虎

从狩猎采集到驯养、放牧牲畜的畜牧经济，是西北地区岩画的重要特征，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也是人类不断抗争自然、探索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对先民来说，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渺小的，在与大自然的抗争过程中，人类渴望获取更加强大的力量，而虎则是百兽之王，象征着威猛、强悍，故成为了先民崇拜的对象。张光直先生认为萨满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23]萨满教为多神崇拜，所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或偶像。他指出:“每个萨满都有一批他们特有的动物精灵，在他们与神交通之际来助他们一臂之力。”^[24]在萨满教中，虎有着特殊的地位，既可为巫师通天助一臂之力，又可作为萨满的保护神。

在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中，其精神特质的核心表现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谓二元对立思维，即指相反的两方之间的关系纯然为对抗和对立，丝毫不存在统一和转化。这是萨满文化的典型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整个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25]“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操纵了所有的人间活动，当然也包括艺术。”^[26]而在西北地区虎岩画的造型艺术表现方式中，又分单体式、复合式和咬斗式。单体式的虎纹在北方草原动物装饰物中出现较多，而且风格比较一致，以虎首、卧虎、行虎、蹲踞式虎、伫立式虎为表现形式，应该为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某一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崇拜物。复合式虎常与其他动物组合，展示草原生活的画面。而在咬斗式场面中，捕杀的动物通常处于画面的边缘位置，形体视之较小，而处于强势的虎则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形体也显得较大(图5－13)^[27]。在这个场景中，虎即为好、善、神、光明的象征，被扑杀的动物则是坏、恶、魔、黑暗的代表。

虎，也系我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时代考古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岩画中的虎身体上的纹饰显示出很强的装饰性，同时亦广泛见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亚欧草原地带的“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所表现出的“野兽风”艺术风格的作品中，可作为对虎岩画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也是虎岩画制作繁盛的阶段，其独特的装饰风格表明其造型特征、艺术风格是受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同时也预示了虎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心目中的不凡地位。

图5－13　内蒙古阴山岩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