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学定义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是指欧亚大陆在青铜时代出现的包括技术和观念在内的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77]这些先后发生的诸多变化，既涵盖了经济生业模式这种外在表征的转变，更不乏精神层面的内里变化。

虽然早在公元前3000年，东亚地区和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就存在着一些交流的迹象，但显然这种交流完全是局部的、间歇性的，其影响自然也不大。“跨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全球化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形成，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了稳定的状态。”^[78]。

如众所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公元前2千纪前后，西北地区各亚区或早或迟，都在此阶段相继进入了青铜时代。譬如齐家文化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四坝文化为夏代中期至商代早期，林雅墓地在公元前19世纪～公元前13世纪，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朱开沟则在商代早期。同时，这一时期还伴随着各地生计方式的改变，即从农业到专化游牧业、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转化，在一些地区存在着文化间的互动，并日益增强。实际上，“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北方地带及欧亚草原出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技术、艺术主题和风格等方面出现明显的统一化倾向”^[79]。从青铜时代晚期开始，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逐渐在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显露，其影响力和扩散范围更日趋增大。发展到青铜时代末期，各种动物纹装饰品也日渐增多。自公元前9世纪起，西北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动物纹的装饰品(青铜器、金银器)普遍见于各亚区的文化中，很多装饰品的纹饰、造型、题材都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的同类器物有着较高的相似性，显示出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区之间文化频繁的互动，已跨越了较大的空间距离，以及这些交流所体现出来的兼容性。

这些相似性的特征除了通过上述的动物纹装饰品这一物化的表象来体现，同样也体现在岩画的制作中。具体表现为岩画数量的激增，其分布范围也广为扩大，题材内容上更是涌现出一批带有域外风格的类型，并广为流传，一时风靡。在这一发展过程背后所呈现出的许多相通性，表明西北地区至此进入了岩画创作的高峰期。

随着地区与跨地区之间的连续性的交流增加，彼时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各族群，在受到或单向或多向的交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影响下，通过对这些外来的象征符号和图像进行模仿、改进、转换，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地域特色的文化因子。例如鹿石和“鹿石型”岩画的转化，即使它们所使用的载体都是岩石，从本质上来说也有可能不同。鹿石的基本用途首先在于它们是祭祀建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埋葬仪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鹿石型”岩画虽然无论其主题、风格显然都出自于鹿石，但限于作画面积狭小，无法全部展示他们所欲表达的宇宙观，因而只能选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即鸟喙前伸的独特造型进行刻画。这种造型虽使得“鹿石型”岩画继承了鹿石内涵的稳定性，但也因此丧失了部分纪念性，成为带有地域特色的一种特殊岩画图像类型。

另外，如上文所讨论过的车和马，还有铸造技术等，则很可能是由西北地区传入黄河流域的，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的是，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复杂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晚商和西周分层的政治组织、巨大的建筑、青铜制造，以及成熟的文字等方面，都表明晚商和西周属于一个国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社会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带。”^[80]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社会之间的交流相应地也促进了地区种群属性的建立与增强。正如许多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和民族志资料所显示的那样，说同样语言的人可能是不同的民族，说不同语言的也有可能是同一民族。对于究竟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完全是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况而确定的^[81]。不同种群的人使用相同的语言，从而大大缩短或是消除相互存在的文化隔阂及障碍。而提取其中的某些元素并在使用时使之发生细微的变化，则不仅能实现彼此间的交流，还可以保持自身的特性却无须做出太多改变，实为两全其美之法。

出于同理，通过远程交流提取岩画中带有域外风格的图像类型，并在制作中进行或多或少的改进，重新赋予这些图像类型，以他们的观点和认知，进而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系统来确立本地区人群的独特的属性标识，同时亦能对外实现交流的目的。身份标识是他或她心理及个性的突出表现，以表明他或她与其他人有明显的不同或相似。它有着显著的“外在表现形式”，会随着社会背景、时间的转变而转变，并能反映个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82]这种被人们拿来刻意强调族群身份的某些文化特征，也被称为根基化的或主观宣示的文化特征^[83]。民族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曾经对肯尼亚巴林戈(Baringo)湖区某一民族物质文化与族群认同关系开展过研究，其结果显示“居住在该族群边缘的人群，在衣着、装饰及制陶上严格遵守本族的风格特征。相反的，居住在民族核心的人群，在这些方面却比较自由而多变化”^[84]。由此可见，文化特征在族群边缘与族群核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重要性。可以说，西北地区的人群其实是借用了来自西部草原地区的图像类型，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地区身份标识，使之与南方的“华夏族”明显区别开来，以对抗来自南方施加的政治压力。正是这种身份确立的需要激发了岩画制作的高潮的出现，这些带有域外特征的图像类型可谓既是交流的产物，又是地区属性的视觉见证物，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从中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在公元前1千纪后期，当周人和北方地区的人群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得更为不同时，中原地区的文献中仍然强调二者在身份标识，如仪式、服饰、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此来凸显北方地区人群的“非华夏特质”这一属性。典型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举，也被斥之为“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足见形式方面的外在差别在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尤为重要的，其影响亦不容小觑，并且这种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文化方面而非物质层面之上，其实印证了“人群之间的分界线早在两种文化形成之前便已存在”这一说法。

另外一方面，还离不开经济方面的转变所致。通过与欧亚草原地区的交流，西北地区在经历了羊、马和北方式青铜器的传入，以及更为先进的养殖、放牧等技术的引入后，当地人群也能够得以更好地利用当地生态资源，特别是以骑马放牧为特征的游牧业的普遍出现，亦极大地提高了放牧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缓解了因草场载畜量减少而造成的困难，促进了该地区畜牧业和半农半牧文化的发展，也间接地影响了当地人的思想意识。“一旦北方地带社会的人们采用了与草原相关的身份属性，它最终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方式。”或者可以说，畜牧业和半农半牧的生计方式决定了西北地区的人群的身份属性，而他们的身份属性又反映出了这一生计方式的特征所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构成。

总之，从公元前2300～公元前1500年的800年间，同时发生了传统核心区的衰落与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改变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随之一起发生的还有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可谓“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下的岩画制作高峰的出现。

【注释】

[1]安成邦，王琳，吉笃学等:《甘青文化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变化和可能的环境动力》，《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26卷，第6期。

[2]安成邦，王琳，吉笃学等:《甘青文化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变化和可能的环境动力》，《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26卷，第6期。

[3]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4]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5]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6]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7]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8]张雪莲，张君，李志鹏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先民食物状况的初步分析》，《考古》，2015年第7期。

[9]〔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10]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与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11]〔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3]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5]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

[16]本节所指的西北内陆地区，即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此处时代的划分主要参考自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19]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载《欧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5页。

[20]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38页。

[21]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38页。

[22]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载《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23]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载《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24]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1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3页。

[27]高星，王惠民等:《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8]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5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30]马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经济形态的转变及原因——基于宁夏考古材料的分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3期。

[31]为行文及引用资料方便，下文皆简称为内蒙古地区。

[32]参考自刘莉:《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83～189页。

[33]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2000年第3期。

[34]索秀芬，李少兵:《内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周围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3期。

[35]也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见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91～295页。

[36]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300页。

[37]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www.daowen.com)

[38]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1～352页。

[39]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

[40]〔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41]〔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42]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43]〔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44]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载《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2009年。

[45]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46]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4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8]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49]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50]〔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51]〔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52]〔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02页。

[5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1期。

[54]〔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5]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

[56]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丧葬习俗比较》，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57]转引自邵会秋:《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58]邵会秋:《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59]郭物:《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60]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61]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62]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63]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64]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4期;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

[65]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2～400页。

[66]〔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译:《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25页。

[67]〔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译:《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85页。

[68]王建新:《浅谈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古代岩画调查、记录与研究的方法》，载《2009年第二届中国·银川国际岩画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第9～19页。

[69]张志尧:《阿尔泰的东方鹿石和西方鹿石》，载《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0]朱存世，李芳:《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71]〔俄〕H．JI．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一文及该文图二:9、10，载《文物考古参考资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9年编印。

[72]〔俄〕B．B．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73]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74]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75]盖山林:《内蒙古岩画艺术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76]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77]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78]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79]〔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10 页。

[80]〔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8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82]〔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8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8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