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符号反映的是精神层面的内容，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方式，含有多重的寓意。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这一时期由于跨地区交流的增强，面对蜂拥而至的异质文化以及日益增长的来自南方的压力，中国北方地区的族群不得不选择了诸如人工制品、象征符号、行为举止等作为与其他人的区别，以昭示自己独特的地区属性，进而强调他们自身的地区与身份属性，希望凭此来增强心理和生理上的自卫能力。这其中，尤以“斯基泰艺术”这一外来的象征符号体系最为典型。它在整个西北地区，从最初的模仿，发展到后来的改进，到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本土文化因素，实为一个跨地区交流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改变的动力之所在。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换和互动，尤其特指精神方面的。

著名的“斯基泰艺术”三要素，通常是指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其中，动物纹装饰是整个北方地区族群和草原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又被称为动物风格、野兽纹，最早是源于1925年罗斯托维季耶夫(M．Rostovtzeff)所做的一次演讲，主要借以描述欧亚草原地区公元前1千纪的艺术。^[57]作为纹饰的一种，动物纹饰不仅在我国西北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在我国以外的其他草原地区也多有发现，显示出这曾是一个几乎风靡整个欧亚草原的文化现象。

在通常的情形下，动物纹其实更能体现出当地族群的价值观，是承袭其文化传统与自我表达的方式及手段。从中还可以显示出其与畜牧经济的生业方式所存在的某种紧密联系，也是探索西北地区人群交往方式及过程的重要线索之一。(www.daowen.com)

虎噬食草动物纹是欧亚草原地区常见的一种动物纹装饰，在我国北方地区也曾极为流行，也是岩画和饰牌中多见的题材。邵会秋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一文中，依据具体形制变化划分为六种形式，主题反映的都是虎噬羊或鹿，但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其形制却慢慢发生了演变。最初的时期，是在画面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然后到IV式时被吞噬的动物比例开始增大，虎的姿态也从I式的蹲踞式变成了伫立式，到V式时，虎身开始由初始时的素面增加了明显的阴线纹或是斑条纹，乃至最后变成密集的斑条纹。被吞噬的食草动物则从最初期的尺寸很小，演变到其比例逐渐增大，形象从整体较为抽象变得写实。从其演变过程可以揭示出，虎与被吞噬的食草动物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和它们在整个画面构图中所处位置的意义。对虎的偏爱可能是某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但随着畜牧化程度的加重，羊这类食草动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反映在这一主题中就明确表现为其比例的渐次增大，在画面中的位置也逐渐更趋于醒目。邵氏还通过对境内外这类饰牌产生年代的分析，认为它们均不早于战国时期，很可能受到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最早是出现在燕山北麓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而后通过多种途径逐渐向西传布到整个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区以及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如境外草原地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等^[58]。若是此种推测成立的话，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之间的交往已经变得频繁起来，也间接证明了跨地区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作用的，显然为一种双向性的交流。另一学者乌恩先生也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早期游牧文化产生的关键。在公元前7世纪之前，夏家店上层文化就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高度，其繁荣程度远超其他草原文化。他们的研究显示了目前还不好确定何处是某一种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真正起源地，其起源和传播的问题显然相当复杂，但至少表明了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传播已经非常迅速与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