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墓葬不仅是对彼时那个时代所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强调，也是与特定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密切相关。通过对丧葬习俗的遵循，可使得氏族或家族内部间的凝聚力增强，彰显本族群集体的力量，并进一步强化亲缘观念。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先生曾就谢柏轲关于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的帛画所做的评述，回应性地提出了两个方法论假说:其一，帛画等随葬品不是独立的“艺术品”，而是整个墓葬的一部分;其二，墓葬不是现成的(ready－made)建筑，而是丧葬礼仪过程中的产物。^[52]在他的理解中，墓葬的设计是“多中心的”，死后世界被认为是诸多独立部分的集合体，而这些部分是由墓葬各单位中的随葬品和图像来象征的。若是依据这个方法论，来尝试着推测公元前2千纪时西北地区人群典型墓葬的空间层次结构和随葬品的空间分布位置及其功能，想必会对这些游牧民族思想中“地下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所揭示。下面仅就一些典型分析。

齐家文化时期，通常情形下人们多使用的是长方形土坑墓，其中大多数为单人葬，也发现有双人葬、三人葬。其墓葬结构会随着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如在柳湾墓地中，发现有些墓葬有木棺，有些则无;在皇娘娘台的墓地中，其随葬品的数量对比悬殊，从1件到94件不等。随葬品多是陶器、石工具、石质或玉质礼器。一些墓葬还使用了大量猪或羊殉葬，甚至可能还有殉人现象。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卜骨的习俗。

公元前7世纪前后，在陇东和宁夏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墓葬形制——竖穴墓道土坑墓，并日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虽然其墓葬形制复杂但是皆无葬具，头向多为东北向，在于家庄发现了两例双人葬。其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殉牲，尤其是固原地区，几乎在所有的墓葬里都发现有殉牲，数量最多的是羊的头骨，其次是马的头骨。例如，在于家庄墓地的22座墓葬中，就一共发现了完整的166具羊头骨、54具牛头骨和42个具马头骨。^[53]放置在墓道里或者是墓室的底部位置。随葬品为青铜器、骨器和石器，陶器则很少。通过观察这些随葬品，发现其所放置的位置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陶器通常与殉牲在一起，仅有个别放在头部或人骨的两侧;大型车马器及竿头饰也多与殉牲在一起。小型车马器则放在人骨的头部或胸部位置，武器、工具的位置最为多变，其中戈、矛、锥、链放在头部或是肘部的位置;剑、刀、凿、骨镰在盆骨的附近。骨弓饵则在腿的外侧，装饰品大多在人骨的头部与颈部处。

以杨郎墓地为例，其墓葬的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类，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多为头东脚西。随葬品的数量也较多，殉牲的现象也非常普遍，种类也多为羊、马、牛这三种家畜。出土青铜器达743件，青铜器有戈、矛、鹤嘴斧、短剑、刀、锛、凿、镦、马衔、带扣、各类动物纹牌饰等多个类型。出土的骨器在数量上则稍逊于青铜器，以马镳及三瓣形骨器为主。装饰品则主要为金银器、绿松石、水晶玛瑙等。既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车马器与装饰品，也发现少量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同类型的器物。

在固原地区的洞室墓中，洞室是用于放置墓主人的，墓道则是用来放置殉牲的。这一葬俗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海原县菜园墓地，甚至迟至汉代也仍沿用在同心县的倒墩子墓地中。这种葬俗的保留表明了在当地这一古老的传统并未随社会进步和经济类型转变而发生改变。在固原地区不仅发现有洞室式墓葬，也发现有土坑式墓葬。于一个区域内发现了两种类型的墓葬，绝非出于偶然。它暗示了这一地区极有可能是一个由多个族群混杂在一起的杂居之地，具有发达的青铜制作技术，并且“这应当视为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是伴随着早期游牧部落的发展演化进程而发生的，并导致了区域性的转移、部分文化的吸收、不同的少数族群联合为更大的政治联盟”^[54]。(www.daowen.com)

在宁夏中卫地区发现的竖穴土坑墓中，殉牲却是常常被置于人骨架之上的填土中。这种情形与河套阴山南北地区具有一定的联系。在河套与阴山南北的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墓葬均朝北，罕见木制葬具。殉牲的数量亦很可观，且主要为马，其摆放改为层层叠压，并留有二层台来增加放置的空间。与车马器处有关的随葬品，多数都置在殉牲与人骨架之间。陶器放置在头上或是足下的位置。另外，狼山山口附近的呼鲁斯太墓葬中的M2只发现了27具马头，并无其他种类的牲畜，反映了这里游牧化程度已经较高，拥有发达的骑射。墓葬中男性随葬武器之风也很盛行。

公元前2千纪的鄂尔多斯地区，大多数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还发现瓮棺葬。朱开沟墓地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少数有木棺随葬，多为单人葬，也有一些双人葬、三人葬、四人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不及甘宁地区，即使是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未超过10件。最常见的随葬品是陶器，多是被放置在壁龛之中，还发现有石工具、青铜工具、武器及装饰品，也有动物殉牲。另外，朱开沟墓地中还发现了60块卜骨，大多数是牛骨，也有鹿骨、猪骨或是羊骨。使用卜骨占卜在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成为商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毛庆沟墓地发掘的79座墓葬中，陶器并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青铜器，如刀、短剑、镞、带扣和牌饰等。动物殉牲的现象虽较从前变得更为普遍，但动物则是从整体随葬演变成了其身体的某一部分随葬，主要选择的是动物的头骨、蹄足这两个部位，似乎暗示着以局部来代替整体这一观念的形成。

若仔细分析西北地区各个亚区里的殉牲种属，会发现甘宁地区是以羊为主，马、牛则次之，河套地区是以马为主，在内蒙古东部的岱海地区中同样也是以羊和牛居多，但较少见到马。从中显示出东部其所蓄养的牲畜中，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以及游动性都比不上西部更为典型和发达。^[55]

从墓葬形制看，各个亚区中都有竖穴土坑墓，唯有固原和西园两地有洞室墓。从葬具看，凉城地区有头龛，南北向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只有银南和河套阴山南北是单纯的竖穴土坑墓，表现出这两地的存在的某种一致性。各地的葬式均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头部或上肢侧身、仰身屈肢。固原地区的洞室墓中人骨架放在洞室里，头低脚高，有的双脚相叠。西园和于家庄墓地各发现一例，两例双人葬。在于家庄墓地，“反映出洞室不断向墓道以外扩展、洞室底部逐渐低于墓道底部、人骨以及随身的随葬品逐渐移进洞室这三种现象是同步发展的，其发展序列是竖穴土洞墓—凸字形墓—斜凸字形墓—刀子形墓”^[56]。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各个亚区显然在葬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了解公元前2千纪前后西北地区各亚区经济类型与游牧化程度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殉牲数量的多寡、墓葬形制的大小、随葬品数目的多少，其实代表了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身份是否尊崇与财富累积到何种的程度。譬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少数墓葬中发现有大量贵重金属艺术品随葬，暗示了游牧豪贵阶级的兴起。而各地殉牲在种类上的差异则直接反映出了该地区游牧化程度的高低。尤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也是其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丧葬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随葬品的种类主要有陶器、服饰品和武器工具三大类。其中，陶器反映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食物资源有关;武器、工具的样式则间接反映了当时的制作技术和经济等社会生活，它们也是最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物品，并且不同种类的随葬品自有其特定的摆放位置。而且，男女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也是有所区别的，男子的多为武器和车马器，女子的随葬品则多为工具类。暗示了二者生前在分工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