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千纪时，西北地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陶器的形制和纹饰来体现的。譬如在朱开沟遗址曾出土了众多虽带有地方特色，但仍属齐家文化的陶器，显示了其与西边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41]。而许多学者业已注意到了新疆东部以红衣黑彩为基本特征的彩陶遗存，与甘青地区的早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42]水涛先生认为，存在于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地区的一些年代较早的文化遗存，在向西的发展中都曾对新疆东部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过影响。

“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它跨越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这个文化的器物，主要发现于北方地带西部……”^[43]，而且“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其分布区内的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大都拥有平底缸形器陶器系统、形制相近的铜器和发达的冶金业、轻便辐条式车轮的马车和大量的驯养马匹等相似特点”^[44]。其中，耳环、发簪在公元前2千纪西北地区的诸多文化中均有发现，显示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如林沄先生就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耳环，一端作喇叭口形，与分布在叶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很奇怪地有相似性”。其后，又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推测“喇叭口耳环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由新疆传布到四坝文化之中的”^[45]，只不过在进入我国后，其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被或多或少进行过改造，但也保留了其原来的功用，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自身的特点。另外，在新疆哈密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墓地出土的部分彩陶，是将各种松针纹作为其构图主题的，无论是纹样的内容，还是表现出的风格，无疑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固有传统。^[46]

“青铜冶炼技术及相当一部分类型的青铜器当与中西亚及欧亚草原文化的东传有关”。中国青铜制造业最早发现于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在该遗址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的铜炼渣和一件小铜刀，属锡青铜，单范法铸造，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900～公元前2740年间。^[47]在分布广泛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早期的青铜制品，如在四坝、寺洼与辛店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据李水城先生和水涛先生文章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四坝文化中共计出土金属制品270余件，种类有刀、削、锥、矛、匕首、镞、耳环、泡等十多个种类。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200多件金属制品中，有不多的几件制品是使用了砷铜合金制作而成，表明了该遗址和普遍使用合金的南西伯利亚之间曾存在某种联系。火烧沟墓地出土的权杖头造型与结构反映了较高的制作技术。另外，新疆也出土有较多早期的青铜器，代表性的有林雅、古墓沟、五堡、焉不拉克、小河等墓地。这其中，尤以林雅墓地的时代最早，出土青铜器数量也最多，但据刘学堂先生的研究，认为基本均为本地制作。而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以克尔木齐M16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其出土的青铜工具、武器，虽然在种类及数量方面均显得较为贫乏，但是接近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特点，其中还有一个小型石刻人像的制品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骨质雕刻人像制品也颇为类似，水涛先生在分析了该青铜文化遗存后，认为它兼收并蓄了自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苏克文化与来自西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双重影响，时间在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2世纪。^[48](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这种交流、影响还体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和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器的形式和风格之上”等类似现象，如林沄先生认为甘肃地区火烧沟墓地出土的“套管式”铜锛，其形式显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一种铜锛有着联系，塞伊姆墓地和列申斯基墓地都出过这一类的锛，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这种锛。并认为这种锛有可能是从哈萨克斯坦经新疆传入我国的。^[49]从年代学上看，这两个文化的年代大致与“北方青铜器”处于同一时期。由上可见，“从青铜时代开始，交换网络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与之相应，交换的频率也在提高，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需要成为远距离交换网络的一部分，以保障金属的供应。这也导致文化的交汇与趋同”^[50]。根据以往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冶金业在加强中央集权、分化社会阶层以及形成更大更紧密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51]。如各种不同类型的墓葬所出土的随葬品，暗示了尖锐的社会差别的暗流涌动。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为后来车的制造与广泛普及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