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中指涉的贺兰山地区主要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贺兰山段，是宁夏与内蒙古的界山，同时也是宁夏平原西北部的屏障。贺兰山及周边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旧石器时代水洞沟遗址和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鸽子山遗址为代表。

从上述两个遗址的文化内涵来看，这一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开始就有人类的活动，水洞沟晚期见有小石片文化体系特征的石器以及某些地点出土了细石叶^[27]，鸽子山遗址也发现有不少细石器工具，细石器是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与其他石器制作技术相比，细石器工艺要求制作者具有清晰严谨的技术设计以及娴熟精湛的操作技能，反映出石器打制技术前所未有的进步性与复杂性，这种类型的工具是在采集、狩猎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鸽子山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可能为古人类用于加工植物的工具，说明在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阶段，这一地区的古人类仍然是以采集和狩猎来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

宁夏北部、距离贺兰山地区较近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陶乐县察罕埂的三处遗址(高仁镇、程家湾、察罕埂)为代表，发现了大量人工打制的石片、石器、石叶、石核——“细石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28]，同时还发现有大量破碎的陶片和动物骨骼，年代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或稍晚，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与此同时，在宁夏南部分布着“菜园文化”，有较发达的陶器系统，半地穴式的居址遗存也比较常见，有大量的磨制石器，主要类型有刀、斧、铲、锛、磨棒等，包含原始农业生产、加工的工具，同时还有少量的打制石器，如石球、刮削器、砍砸器等，骨角器也比较常见，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因此可以推测在宁夏南部地区分布着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狩猎经济模式的考古学文化，但在贺兰山地区则未见有此种现象。

同时，在宁夏的南部地区还分布着少量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而在贺兰山地区及宁夏北部也几乎未见，说明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中晚期，宁夏北部及贺兰山地区有少量的以采集、狩猎为生业模式的古代居民，而宁夏南部的古代居民则在进行原始农业的同时，还兼有采集、狩猎的行为。

宁夏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公元前1千纪中后期)，以杨郎文化为代表，主要集中分布在南部，与贺兰山地区相对较近的遗存见于中卫狼窝子坑、中宁倪丁村遗墓地(位于贺兰山以南)，被认为是杨郎文化的早期阶段^[29]，两处的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工具以及车马器，还包括有各种装饰品，陶器数量很少，车马器的存在从侧面反映出当地考古学文化中明显的游牧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业模式可能以蓄养牲畜、游牧为主，基本上未见农业生产的迹象，与分布在陇东地区的杨郎文化特征一致。(www.daowen.com)

杨郎文化早期晚段至晚期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与前文分布在陇东地区的同期杨郎文化相同，这一时期铁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盛行随葬羊、牛、马等动物骨骼，金属车马器数量有所增加，陶器质地粗糙、种类单一，数量更是贫乏，动物殉葬习俗较之前更为普遍且数量较多，反映出这一时期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游牧化程度增高的现象，而这类文化遗存在贺兰山地区则几乎不见。

在更晚的时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宁夏中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带有匈奴文化习俗的墓葬(同心倒墩子、李家套子墓地)，金属装饰品数量较多，殉牲多以牛、羊为主，出土了很多“五铢钱”，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依据，装饰品的图案以浮雕或透雕技法制成，多表现呈伏卧状的骆驼、双羊、骑马驱车捉俘等题材^[30]，充分说明在这一时期匈奴在该地区的活动，其生业模式为游牧经济。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宁夏境内的贺兰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其邻近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当地居民长期处于采集、狩猎的经济体系，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宁夏南部地区则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同时兼有采集、狩猎行为。而在这之后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贺兰山地区基本未见相关的考古学遗存，贺兰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则出现了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文化遗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化，至迟在西汉中晚期以匈奴民族文化的出现为标志，基本完成了游牧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