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文“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影响”所提供的资料分析可知，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系统的变动，不仅能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还会通过动物、植物、土壤等诸多因素间接作用于人类，可以说是足以对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并影响到其生态适应方式、生存策略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改变，尤其是在对环境变化反应十分敏感的西北地区，深受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

距今3000年以后，当西北地区又进入降温期时，随着环境日趋恶化，水热条件的平衡状况也随即被打破，植被的减少不仅造成了水土流失的加剧与泥沙沉积的加重，还引发了频繁暴发的极端气候现象，如来势更为猛烈的风暴和洪水，进而导致了农作区的南退。以齐家文化为例，在仰韶文化晚期时，其重心明显退缩至北纬36°以南，东经105°以西遗址点的空间分布范围亦相应大大向南收缩，东经105°以东的遗址点与以前相比则并无太大变化，表明在逐渐变得干旱的西部地区，其遗址的分布范围也在向南收缩的大趋势，或可说气候干旱化相应地推动了史前文化的空间变迁^[2]。目前，虽然有关全新世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状况变化，特别是晚全新世降温干旱期对同一时期新石器文化影响的综合研究虽仍显得较为薄弱，但也为该时期文化的时空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这种时空上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人类对经济活动方式、居住地设置、文化交流和迁徙活动等方面的选择^[3]，迫使曾长期依赖于半农半牧经济的人群不得不采取措施，为适应环境条件而做出改变。而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方式成为应当变化的重要条件。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既有他们主动性的参与活动，也不乏其被动性的应对措施。在这期间，他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水涛先生认为在齐家文化墓葬中不断增加的绵(山)羊骨骼，反映了该地区已经向一个更加专业化畜牧经济转变中^[4]。

当然，并不是只有突然地、剧烈地气候变化才会对史前文化造成极大地冲击。除了环境恶化的影响外，也有人解释是由于人口的膨胀与压力才导致了大范围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此即“移置理论”。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几乎与环境的变化效应相等同。当人口的发展达到高峰期时，使得密集狭小空间里的可耕地与其他资源都逐渐消耗殆尽，此举既加剧了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更引发了社会化的变革。譬如“甘青地区自齐家文化晚期以来，所有的文化类型中的居址都大幅度萎缩，农业生产几乎面临解体或消亡”^[5]，即为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

如前所述，这多方的证据证实了核心区域文化的衰落，并非只是由于某一种因素导致的，更大的推动力则很有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致，且不是一蹴而就，应该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内以不同的速率发生着变化，实则为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目前的证据中，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作物，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6]。关于小麦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虽然已经在考古学文献中发现了多例距今5000年左右的小麦资料，但据赵志军先生的研究分析，认为早于2500BC的其实都难以取信^[7]，最有可能将其带入中国的是出现在新疆北部的阿凡纳切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通过对四坝文化时期火烧沟墓地14个个体人骨样本的碳十三比值的分析，显示出麦类食物所占的比例较大，张掖西城驿遗址中不同时期4个个体人骨样本的碳十三比值显示麦类食物呈现出了逐渐增加的趋势^[8]，新疆的古墓沟墓地的人骨同位素亦显示当时是以麦类食物为主的。显然，西北地区中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南部地区的气候虽然较为干旱，但由于这里可以有效利用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进行灌溉，造就了大小不一的若干绿洲，从而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绿洲农业，而这些特色则与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极为一致，因而小麦能够顺利在此落地生根种植，进而促进了四坝文化和新疆地区绿洲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使得早期丝绸之路得以连通。欧文·拉铁摩尔也曾强调过绿洲经济对于内亚草原游牧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就适合于游牧生活前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来说，绿洲环境被认为是有助于农耕—游牧这种混合型经济类型的产生的，因为从整体来说，草原上对于牲畜饲养的限制，并不像河谷地带对于农耕的限制那样严格”^[9]。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新疆地区曾在很早时就与中亚地区存在着农业方面的相互交流。

迄今为止，马在中国最早发现于4000BC～3600BC的甘肃的多个地区，最早发现的绵羊也见于甘肃天水师赵村，最早的黄牛发现于青海民和核桃庄遗址，二者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千纪的初期^[10]。马、牛、羊都是以草、叶、荆棘、苔藓等植物纤维为食物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与人类争夺食物的现象，而当生存资源极度匮乏时，饲养猪则只会加剧这种匮乏程度。因为猪是人类食物的竞争者，虽然养猪也能够增加人类肉食的来源，但同时也消耗了食物，当二者相抵消时，则不宜饲养，且它的移动力较弱。此外，如马、牛、羊这类牲畜均具有很好的移动力以及高繁殖率，如羊的年繁殖率就高达20%～40%，且其产乳量颇高，成为人们普遍依赖的食物。这些牲畜身上所具备的“动物性”，尤其适宜生存在西北地区。特别是牦牛，就尤为适宜生存在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地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如玉树通天河流域或其他高寒地区的人群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以及重要的运输工具，是至今也无法替代的最重要的畜种。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当这些适合放牧的动物物种与更高级的养殖技术进入西北地区后，相较从前使得该地区的人群也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加上饲养马匹又实现了远距离的运输，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畜牧经济的发展，并引发了新的经济模式出现。其中，一类是种植大麦、小麦、粟和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另外一类则是养殖牛、羊的畜牧业的经济模式。如吉迪先生的分析就表明，在夏家店上层时期存在着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与农业资源相关的定居社会，一种则是与畜牧资源相关的流动社会。^[11]这其中，可以观察到西北地区西部的变化幅度似乎比东部要大得多。

游牧，其最根本的层面是生存在农业资源匮乏边缘的人群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一种生产方式，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主要依赖动物获得大部分生活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由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且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为干旱或半干旱区，极度缺乏农业灌溉用水，为有效利用更广泛空间的水草资源，这些游牧人群就会借助他们所蓄养的牲畜的移动力，通过“移动”来逃避现实环境中屡屡发生的风险。(www.daowen.com)

王明珂先生认为，对于游牧人群而言，“游动、迁徙”绝非仅是让他们所蓄养的牲畜在不同季节都能够获得足够的环境资源，更大限度在于能帮助他们逃避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从而更好地利用更广大的外在资源。所以可以说，“游动”深深影响了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权威乃至社会道德和价值观。^[12]

限于气候、地形、植被、畜产、水源、社会结构与人力配置等外在的因素的影响，这种“游动”在不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模式。一般而言，不同的季节需要迁移至不同的牧场，最基本的移牧方式或者是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动，或者是夏天往高山而冬季迁低谷的垂直移牧。这种因季节更替而产生的移动为的是能确保牲畜常年饲料无缺。由于水、草资源的不稳定性和无法准确预测的复杂天气状况，使得游动人群不得不面临着长途跋涉和大范围的移动等诸多困扰。尤其在水、草资源都极不稳定的地区，何时迁徙、将采用何种路线、确定何处为牧场、在哪一个地方做停留、停留时间的长短，每年都会做相应的调整，与上一年并不完全相同。由于需要时常移动，因此这种“游动”无疑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出于不方便携带的缘故，故而游牧人群实不适宜拥有太大、太多的物质财产，相对农业社会他们更注重的是对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种时常发生在空间上的移动，也影响到了他们在社会结群上的“移动”，影响了社会各层次的认同和亲缘关系的“移动”，具体表现为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极为有限或是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对于共同祖先血缘记忆的易变之上。因此，游牧自身其实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观来与之相匹配。

一言以概之，“移动”不仅使他们产生了突破各种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边界的能力，更增长了他们突破社会与意识形态“边界”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有时并不显现，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除“移动”和长期游动的放牧方式之外，游牧经济还要蓄养适合当地环境的固定畜群组合，具有可以加工食用乳制品的能力，有作为助力工具的牲畜辅助，以及高超的驾驭马的本领。公元前1千纪时期，气候的干冷促成了新的驱赶式的放牧方式出现，使得便于迁徙的动物种类显著增长，如羊，就跃升为第一位，马的数量也实现了成倍增长，在广阔的西北地区，牧民所蓄养的动物是羊、马、牛、骆驼等畜类组合。在游牧生活中，“绵羊与牛主要供应生活所需的食物、衣料、燃料，马作为战争、交通与放牧的乘骑，骆驼主要被用在较长程的乘骑、载物运输上”^[13]。其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马和骆驼的数目、好坏还是其主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由于游牧经济生态并不能做到自给自足，故而他们需要其他生业加以辅助性的补充。譬如在以牧业为主的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在其他辅助性的生计方式中，狩猎占据了一部分比重，因为唯有通过狩猎他们才能够不需要宰杀自己蓄养的牲畜却仍可得到肉食，因而这也是许多游牧人群喜好从事的活动缘由所在，尤其在秋季到初冬这一段时间会比较集中。这在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治多县尕琼发现的狩猎岩画、毕色发现的围猎牦牛岩画中都得到了印证。

在狩猎活动以外，还伴有一些采集活动。如在青海、川西北地区，当地牧民普遍习惯以人参果(蕨麻)这类野生蔷薇科植物作为副食^[14]。这些食物，除日常食用外，也可交换或出售。事实上，有许多民族志的数据均显示，与狩猎相比，这种采集对牧民来说其来源更为可靠和重要，主要是由女人和孩童来从事。由于游牧本身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劳动，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因而无论男女老幼皆无例外，都需要参加。或出于这个缘故，使得同一文化圈中牧区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显著高于农区的妇女。这在西亚、中亚及我国的藏族地区都比较雷同。

除此之外，还能够通过贸易来获取生活资源。譬如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在藏语中“结古”指的是“货物集散地”，历史上曾为唐蕃古道之重镇，也系青海、四川、西藏交界处的民间贸易集散之地。当然还有其他手段，如区别于战争的武力活动——掠夺。从广义的社会角度来讲，无论是掠夺行为，还是贸易往来，都是“交换”中的一个构成部分，由田野民族志和文献记载显示出二者的行为其实都是十分复杂的，绝非简单的生计手段。游牧经济中的“移动”让其拥有了卓越的战斗力，通过掠夺能够带来游牧生产以外的必要资源，分配所获的战利品又有助于巩固领袖的权力和威望。伴随着武装化部族的出现，游牧人群遂开始向南方陕、晋等地进发以争夺资源，所爆发的种种冲突导致了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而华夏力量对其资源界限的巩固，又反作用于游牧部族，致使其进一步增强了游牧化的程度，因而，在早期铁器时代逐渐加快了进程的步伐。

总之，以上的多方证据都证实了成熟的游牧文化是在先前的农耕—畜牧民族在牲畜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所取得的多种成就上建立起来的，这显然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转变过程，并且受限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前前后后历经了数个世纪之久，大致在战国末期才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状态，基本完成了游牧化的进程。其间，西北地区的各亚区不同文化的经济体系及其进程，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差异，但总体上而言基本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