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地区包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大部，横跨西北至东北地区，区内自然地理环有较大差异性，从而导致其不同小区内文化面貌以及经济体系的不同，根据自然地理与文化面貌，可以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

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遗存比较丰富，按年代序列依次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跨越了整个新石器时代，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在较早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的居民利用原始的工具(石锄、石铲)开始了早期的农业生产，通过对该文化中石磨棒、石磨盘表面残留物的分析，可以得知这些工具是用来加工植物的，包括驯化的粟黍，但更多的是野生植物。对人骨同位素的研究，也证明当时兴隆洼居民以粟黍类为主。同时兴隆洼文化中也有大量的细石器和动物骨骼，说明采集、狩猎经济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发达的陶器、一定规模的居址遗迹，以及原始农业生产、加工工具的出现也表明其生业模式还包括一部分农业耕作，是一种混合式经济体系。在之后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的磨制石器数量很多，制作精美、规范，新型农业工具——石耜也出现了，在红山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碳化谷物和家猪遗骸，充分说明了从赵宝沟至红山文化，农业生产水平和规模在西辽河地区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红山文化中大型宗教礼仪建筑以及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反映出此时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些都依靠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系。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从两个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说明该时期采集狩猎经济仍然是当时居民所选取的一种生业方式，即使在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人口密度增长快、聚落规模和等级很高的红山文化时期依然如此^[32]。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兴起，我们发现在该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的一些典型工具——石耜和石犁几乎绝迹^[33]，遗址的数量和面积也较之前红山文化时期有所减少，遗物中还有大量细石器工具，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生业模式中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缩小，而采集、狩猎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以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为代表，下层文化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制陶水平比较发达，石器中有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锄、石刀和石斧等，还发现了大量碳化谷物、贮粮窖穴、家猪和其他动物遗存，遗址规模较大、数量较多，发现虽然蓄养牲畜的生业模式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但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还是农业生产。进入公元前2千纪后半夜，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该文化中虽然还有石锄、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但数量较少，同时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较之前都有明显的增加，还出现了车、马具以及动物纹饰品等，带有比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除此之外，通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山前遗址中人骨同位素的检测，发现肉类在该遗址居民的饮食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现象都表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畜牧业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农业生产仍然是日常所需的生业模式，可能还有少量的狩猎行为存在，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

大约在春秋时期，内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以石板墓文化、水泉文化、井沟子文化等为代表，这些文化分布范围有所不同，同时文化面貌以及经济模式也有差异。在石板墓文化中，墓葬中随葬品很少，有一些常见家畜的动物骨骼，青铜器以兵器、车马器为主，动物纹饰品带有非常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墓葬遗迹较多，几乎不见居址遗存，反映出该文化中较高的游牧化程度，可能还以狩猎、采集等行为作为满足日常所需的补充式生业模式。这一时期在西辽河流域南部分布着水泉文化，器物群中包含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石器等，具有一定的比例，流行动物骨骼殉葬的习俗，大多为猪骨，反映出该文化中具有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同时青铜和铁质的兵器、工具等数量也不少，其中有些器物与中原地区文化和燕文化中同类器物相似，可以看出该文化的生业模式应该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与其一山(努鲁尔虎山)之隔的十二台营子文化，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情况，以农业生产为主。在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北部的井沟子文化中，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青铜器种类包括武器、工具以及装饰品等，装饰品数量很多，一些动物形饰品带有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墓葬内殉牲现象比较普遍，马的数量最多，其他牲畜包括牛、羊等，这些殉牲动物“不仅都适合在野外放养，而且在畜群的构成上适宜在较大范围内采取游动式放牧”^[34]，说明井沟子文化的经济体系是游牧式的。

内蒙古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主要有石虎山文化(分布在岱海地区)、鲁家坡文化(分布在鄂尔多斯地区)、白泥窑子文化(早期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晚期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地区)以及稍晚一些的海生不浪文化(分布在岱海地区)，年代与中原地区相比要略晚一些，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受到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泉护类型的影响较多，文化面貌与其比较相似，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中陶器很发达，制陶规模和工艺水平的程度较高，聚落遗址密度较高，也有相当的规模，在窖穴中往往都能发现农作物遗存，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常见，作为家畜的猪、鸡等动物的骨骼也有所发现，可以看出是比较明显的农业经济体系，同时，在石虎山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少量细石器工具，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因此推测采集狩猎行为在该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三期时开始出现少量铜器，这一时期该地区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加工工具数量有所增加，但同时在海生不浪文化中细石器以及用以制作复合工具的材料数量有明显的增加，野生动物的骨骼也比较常见，说明在该文化中采集、狩猎经济的比例有所增加。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中，在该文化中，各种与狩猎相关的时期、骨器类工具明显增加，狩猎的对象包括马鹿、黄羊、野马等动物，家养的牲畜中羊的数量有所增加，说明在老虎山文化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虽然仍以旱作农业生产作为经济的主体，但采集、狩猎的比重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初，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该文化持续时间较长，可大致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的朱开沟文化与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相同，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陶器发达，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文化面貌多样，可以看出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农业生产工具数量较多，还出现了用来提高收割效率的石镰，同时以细石器为代表的狩猎工具数量也比较丰富，显示出该文化的居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狩猎为辅的混合式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随着该文化发展至后期(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有所变化，在朱开沟文化晚期的器物群中，陶器数量仍然比较丰富，但形制和种类受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比较多样化，同时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也较早期丰富了许多，尤其是出现了所谓的“北方系青铜器”^[35]，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开始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而此时该地居民的生业方式也可能由于外来文化、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蓄养的动物种类开始以牛、羊为主，此时的朱开沟文化相较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其农业生产经济所占的比重略小，但与其他畜牧业已经开始在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比例的文化相比，朱开沟文化发展至晚期，以农业—畜牧业的混合经济为主，采集、狩猎方式为辅，但畜牧业所占的比例并没有过多的比重。

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内蒙古中部地区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分布着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呼鲁斯太文化、西园文化等，也有学者将毛庆沟文化、西园文化、呼鲁斯太文化都归入桃红巴拉文化中^[36]，可以看出这些文化中间的关系比较紧密，文化面貌有较为相似的一面。这一时期，在这些文化中，陶器数量已经很少，缺乏比较典型的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也基本上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殉牲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多以羊为主，桃红巴拉文化中殉马的数量较其他文化多一些，青铜器在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车马器的数量很多，很多动物纹饰品采用了立体、浮雕的技术，造型和题材具有非常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虎食羊(或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题材比较常见。在这些文化中，以桃红巴拉文化为代表的游牧程度要更高一些，墓葬分布比较分散，至今未发现有居住遗迹。在毛庆沟文化中，制陶业相对发达，陶器在器物群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青铜车马器、兵器较多，很多器物都可以看出与桃红巴拉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墓地之外还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陶窑遗址，在其中还出土了猪和狗的骨骼，反映出该文化的居民虽然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同时过着相对稳定的半定居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和狩猎的行为。(www.daowen.com)

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后期(公元前3世纪左右)，毛庆沟文化逐渐消失，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游牧化程度更加明显，金银饰品开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大多采用浮雕手法进行装饰，很多装饰品还采用了镏金、镶嵌等工艺。动物牌饰精致多样，题材主要有野兽相斗、呈卧姿和立姿的怪兽、对称的两只卧姿动物、大角羊等，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文化常见器物，还有一些特殊题材如后肢翻转动物、斑纹虎、怪兽母题等，可能受到来自阿尔泰地区的影响^[37]。车马器装饰品的数量很多，反映出该文化注重对车辆的装饰，可见车辆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时该地区的经济体系为游牧经济。

由上所知，内蒙古中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十分丰富，也是古代民族长期生活繁衍的重要区域，在长时间内都处于混合经济体系下，新石器时代受到来自黄土高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农业生产比较发达，长期占据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集、狩猎、畜牧生产作为补充经济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所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稍晚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在此过程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而采集、狩猎生业模式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在青铜时代朱开沟文化(早期)中也是如此，但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开始，畜牧业开始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蓄养的家畜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带有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出现在朱开沟文化中，说明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文化接触已经到达了内蒙古中部地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该地区文化的经济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呈现出农业—畜牧业的混合式经济体系。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早期铁器时代，内蒙古中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经济体系开始由农业—畜牧的混合式经济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变，初期游牧化过程中还是兼以少量农业生产和狩猎行为的，至公元前3世纪，该地区大体上完成了游牧化的转变，游牧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包括阿拉善盟下辖的三个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所在地区，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发现的较少，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主要存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菜园文化，是这两个考古学文化向西北传播、扩展的产物，遗址数量很少，文化层堆积也相对不那么丰富。马家窑文化的遗存见于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苏红图遗址，以及阿拉善右旗的象根吉林遗址、东呼都格吉林遗址，陶器基本上与河西走廊、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细石器工具，但未见典型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菜园文化遗存见于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巴彦浩特鹿图山遗址等地，陶器种类丰富，基本上与宁夏菜园文化晚期的器物相似，同时还发现有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可以用来加工农作物或采集而来的植物果实，还有大量细石器。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已经逐渐拓展至河西走廊甚至内蒙古西部地区，虽然陶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比较一致，但生业模式却因为气候环境等因素有所区别，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地区居民的生活中似乎更依赖采集、狩猎经济。

另外，在这一时期阿拉善左旗的巴彦浩特、吉兰泰，阿拉善右旗的肯呼都格遗址，以及额济纳旗苏泊淖尔湖积阶地陡坎前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以及磨制的石刀、石斧等，也采集到一些陶片，推测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38]，反映出这一时期该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古代居民，基本上是依赖同样的生业模式——采集、狩猎，即使有简单的农业生产，其规模和程度应该也相当有限。

内蒙古西部地区大约于公元前2千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发现的该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数量较少，从文化面貌可以看出这些遗存都是河西走廊地区考古学文化向西北辐射的结果。主要发现了四坝文化的遗存，见于额济纳旗巴彦陶来遗址，在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和阿拉善右旗的西达布素图遗址中可能也含有与四坝文化相关的器物，但多为采集物。除此之外还在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中发现了与辛店文化类似的器物，在这几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工具，农业工具几乎未见，有磨制的石磨盘、石磨棒，因此可大致推测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在青铜时代仍然以采集、狩猎生业模式为主。

该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仅见于额济纳旗老高苏木西南遗址，是河西走廊的骟马文化传播至内蒙古西部的产物，从陶器方面看与河西走廊地区骟马文化基本特征相似，由于遗物数量较少，故而无法深入探讨其生业模式。

由于内蒙古西部目前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因此仅能从有限的材料来推测当时居民的生业模式。从上述内容来看，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受到来自黄河流域、河西走廊地区文化的辐射，虽然在这些区域的文化中农业经济占经济体系的主导，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则更依赖于采集、狩猎生业模式，拥有大量的细石器工具。早期铁器时代的骟马文化遗存由于发现的遗物较少，也只能推测当地居民可能仍然以采集、狩猎行为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