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Art)、美术(Fine Art)、艺术史(Art History)等名词，均属于从西方引进和传播过来的概念及理论。只是，传统的门类艺术史若应用于岩画研究时，则不免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显然，作为一种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手段，岩画虽不是文字却“建立起最早的、最普遍的‘原始著述’和文献资料的表达形式”^[56]。换言之，“岩画”由于其创作动机和功能迥异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加之其数量之巨大所形成的宏大气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艺术观念所建构的范围，有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不应该只是艺术史中的点缀，应当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岩画在制作上表现为“艺术家并不表现所有他所看到和知道的东西。而是有着明确的选择，题材的不同符合于时代的更替……题材的整个范围，往往清楚地与特定的文化与部落的模式相一致”^[57]，这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应努力摆脱传统模式的羁绊，赋予其更为宽泛的时空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由于这种独特性所形成的流变格局。

近年来兴起的“世界艺术研究”，是将视觉艺术看作是一种在时空意义上的全人类现象，其中就有关涉人类艺术早期表现的主题，探讨究竟是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条件促成了视觉艺术最终的出现?^[58]这对于岩画的深入研究显然也同样适用。

通常以“文字载史”作为“史前”与“历史”的分界线，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渺远的时代里，史前艺术和部落艺术一直都是传递并记忆信息的主要载体，历来与宗教、巫术活动相互混杂，前后时间跨度极大，因而若从时间方面而言并非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而且岩画虽产生于史前时期，但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传播及演变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且其结束的时间在世界各个地区却并不统一，目前所知最早的岩画产生于7．3万年前，而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在坚持制作“汪吉纳”，二者虽在时间上间隔如此之久，但却并未因时代的迁演而终止，其本质与内涵仍然是属于岩画这一范畴的。

本书中所讨论的“史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前时期，因为岩画是通过图像这一媒介来叙述历史的，以此来描述处在深邃的历史时空里曾发生过的文化联系与互动，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属于史前的，即使是那些进入历史时期后的创作亦然。当然，若按艺术变迁文化路径和功能演变的结构来说，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艺术门类，岩画其本身所反映的艺术观念、使用的制作技法及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分化、衰退，进而转型的进化过程，且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历时亦极为久远、模糊，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岩画又错杂其间，因此，若以“早期”替代“史前”也许更能反映出岩画年代的不确定性，也更适应岩画艺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www.daowen.com)

19世纪中叶，当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后，通过研究史前艺术和当时的“原始民族”艺术，许多人类学家提出了艺术巫术起源说、艺术的进化理论等观点，这对后来兴起的岩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狩猎巫术、生殖巫术、结构主义、萨满教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理论和宏大叙事研究范式”^[59]。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岩画学受新考古学的影响，以罗伯特·G．贝德纳里克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倡导“科学的岩画研究”，借此推动并建立研究的规范。迨至21世纪，诸如语言学、基因序列、同位素、动物考古等也加入到研究行列中^[60]。而岩画图像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特点以及制造者的思维模式，也促使我们更应从历时的角度关注“岩画在制作时间上的延续性”，从共时的角度关注跨境文化圈在区域岩画比较中的影响。这其实也是本书的研究目标之所在。

本书所跨的时间段是自公元前2千纪至先秦时期。研究中注重对西北地区岩画的整体、宏观的观察，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西北地区曾与欧亚草原发生过的接触、联系，从整个欧亚草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我国西北地区的岩画，概括并归纳上述五个亚区中各亚区里的岩画艺术所共同秉承和持久沿袭的发展规律，力图通过这些规律将共生于西北地区这同一生态环境和多种文化氛围下存续的岩画艺术及其背后隐没的内涵尝试着解读出来。探索并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荟萃分析方法，将考古遗存、历史文献，以及民族史、民族学、环境学的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其共同置于同一研究平台上，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逻辑思路，相互比照、综合分析、多重论证，尝试从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学科视野中去找寻解读西北地区岩画艺术内涵的密钥。收集这些数据、资料本身即是一个挑战，而要把握、甄别这些资料，并进行梳理、分析，从中筛选出与本选题有着相关意义的内容，更殊非易事，亦相应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此外，鉴于史前时期的人群种属及族属关系的错综复杂，虽然已有体质人类学家曾做过一些族属方面的判断，对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过人种学方面考察，确定了西北地区古代居民在人种地理分布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包含有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个大人种的成分，下含若干不同的种族类型，即“古西北类型”。这种复杂的种系构成情况的确证实了西北地区古代民族众多、种系来源繁复的事实^[61]，但对确定西北地区岩画的创造者究竟是哪一些族群并无更多的帮助。囿于研究者之前的研究领域及已有知识所限，加之对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知识掌握尚不够全面及深入，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课题理论创新，但我们确信这仍不失为一次有益尝试，希望能为构建西北地区岩画艺术史之业提供些微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