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西北地区的岩画分布地域广泛,数量庞杂,内容题材丰富多彩,是我国和世界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北方岩画的主要代表。在历史文献中,亦有对这一地区岩画的记载。其中,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最早有关我国西北地区岩画的历史文献,该书中所记载的二十余个岩画点,涉及今天的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多个省份,几乎遍及我国半个幅员。[10]
如《水经注》卷三“河水三”中云:
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阴山南,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11]
文上所记载的是宁夏贺兰山地区、内蒙古阴山西段狼山地区发现的动物和蹄印岩画。文中提到的“浑怀障”是迄今已知宁夏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古代建置。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四十四县,筑长城,设亭障,为御匈奴,在原陶乐县境(今兵沟汉墓附近)设浑怀障。“临戎县”则在今天的内蒙古磴口县内。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中有云:
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摹本,真迹则莫古如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模糊都尽。惜初出师时,无画手橐笔,摹留一纸也。[12]
上述文字说明至迟在清代,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新疆岩画的存在,并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
(二)发现初始期
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初始期,大约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以1949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1949年前的考察与发现阶段、1949年后的调查与研究阶段。
1.1949年前的考察与发现
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在1949年之前实则由外籍人士参与或主导,大多是在开展的各类调查活动中有意或无意的发现。
1914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考察了库鲁克塔格山脚和疏勒河谷地带的岩画。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广阔的西北地区展开了具有探险性质的田野考察。1927年5月,考察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年底途经内蒙古时,团中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脚下发现了岩画。1928年,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调查了博格达山岩画;同一时段,贝格曼也对伊犁以及天山南麓的库鲁克山进行了考察,并在1939年出版的《新疆考古研究》中还专门单列出了一章《库鲁克塔格岩画》的内容。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拜城地区对刘平国摩崖石刻和岩画进行了调查,于1930年在《女师大学术季刊》发表了《拜城博者克拉格沟摩崖》一文。1948年8月5日的《新疆日报》上刊登了哈密地区《七角井轮廓画》的文章[13]。
2.1949年后的调查与研究
1949年之后,伴随着我国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不断壮大的态势,岩画的调查与研究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西北地区,1956年考古学家王子云在发表的《新疆的石刻艺术》一文中,提到了新疆西北部霍城、昭苏、特克斯以及南疆和田邻近的皮山所发现的岩画,介绍了大致内容、制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1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文物工作者们在调查中又先后发现了包括昭苏、特克斯等地在内的很多岩画点。
在贺兰山地区,宁夏社科院吴忠礼先生1965年曾在贺兰山的归德沟见过岩画。1969年,当时尚就职于贺兰县爱国卫生委员会的李祥石先生到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口生产队检查工作,无意中在此发现了岩画。1974年中卫县(今宁夏中卫市)担任县乡干部的周兴华到中卫香山地区搞落实政策的调查时,在当地群众的引领下,在香山寺脚下的石马沟发现了多个人骑形象的岩画。这一发现自此引发了周兴华对中卫境内其他山中是否还存有岩画的孜孜求索之心。1977年以后,在工作之余,周兴华先生屡屡向村民、牧民打听是否见到石头上刻的图画。他一边打听,一边记录,又陆续在香山、大麦地发现了一些岩画。
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的岩画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发现乌兰察布岩画,1973年桌子山岩画被当地牧民在放牧时无意发现。1974年夏,盖山林先生在大青山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掘元代汪古部首府敖伦苏木古城时,途经百灵庙,得知在其东北约50公里的道头山有“白大将军”的雕像,遂即前往该处,在那里发现了元代岩画,还有一些属于青铜时代的作品。此后,他根据《水经注》中的记载按图索骥,在蒙古族牧民达能太的协助下,从1977年开始对磴口县阿贵庙一带的岩画进行了考察和复制。1978年到1980年间,他又先后考察了阴山山脉狼山地区[15]内的磴口县39处、乌拉特中旗32处、阿拉善左旗6处和乌拉特后旗12处的岩画点。共描摹1500幅岩画,涉及西起阿拉善左旗,东至乌拉特中旗,长达300公里,南北宽20至40公里的广阔范围。盖山林先生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就此揭开了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岩画研究的序幕。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1972年某农场职工在山区牧羊时无意中发现了黑山岩画,随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考察,在黑山四道股形沟发现岩画点31处。1976年兰州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在野外工作时发现靖远吴家川岩画,其后甘肃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考察。1978年10月至11月,再次对黑山岩画考察,在原来发现的基础上又新发现了岩画点84处,另外,还在红柳沟发现岩画点33处,在磨子沟发现岩画点4处。(www.daowen.com)
(三)大量发现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期,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各地的新发现屡见诸报端,多项有组织的专业田野调查也在逐步开展中。这其中,不仅有国际岩画学的兴盛之风,以及国际岩画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岩画资源所做的摸底调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包括了我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所提供的重要发展契机。1985年春,国家文物局专门召开了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六省区的工作会议,决定开展岩画普查工作,这无疑对西北地区岩画的调查、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1979年至1989年间,盖山林、梁振华两位先生曾先后考察了内蒙古乌海市包括韭菜沟与召烧沟在内的桌子山岩画群[16],标志着该地岩画考察、研究工作的肇始;1980年至1983年间,盖山林先生全面考察了包括乌兰察布盟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兰察布岩画[17];1981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的白岔河流域,发现9处48组岩画,张松柏、刘志一等首次进行了专题调查,随后发表《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报告》,引起了世人关注。1984年,地处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雅布赖山布布岩洞发现的7个手印岩绘,成为巴丹吉林沙漠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岩画。1985年,在龙首山的桃花山发现了岩画。1986年,该地又有多幅岩画被发现。1986年至1987年,阿拉善右旗的文物工作者们曾经两次到曼德拉山开展调查,在山上发现了大量分布在山脊上的岩画。1987年在阿拉善右旗的阿拉腾敖包镇毕其格图、阿日格楞台等地发现岩画。1991年下半年,赤峰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田广林、任爱君等人,在白岔河流域沿岸发现了近百幅岩画,进一步丰富了该流域岩画的内容,这也是自1981年西辽河地区发现白岔河流域岩画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意义重大。1982年内蒙古东部的苏尼特岩画由当地蒙古族牧民发现[18]。
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1985年至1988年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系对境内岩画进行了持续3年的调查,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发现岩画点达13处[19]。
20世纪80年代,西北内陆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逐渐增多,岩画的发现与研究也更为深入,大量发现后并广为传播,引发了一轮研究热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及各地方文管部门,都进行过岩画的普查、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共在7个县发现了8处[20]岩画点,其后,据统计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消息,总计报道了151处岩画点[21]。
在贺兰山地区,从1984年开始,这一地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各市县的文物普查队先后在贺兰山东麓,北至石嘴山市、南到中宁县等地先后共发现9处岩画点,并重新调查了贺兰口岩画,取得了不少令人惊喜的收获。其间,石嘴山市文物普查队先后发现了麦汝井、树林沟、红果子口和黑石峁岩画。1987年,为了进一步摸清贺兰山岩画确切的分布范围,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研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了由许成、卫忠等多人参加的贺兰山岩画考察小组,对每一个岩画点进行了大规模普查,进行现场记录、拍摄、临摹和拓印,基本厘清了已发现岩画点的分布区域和数量,并发现了许多新的岩画内容和地点。特别是根据宁夏地质局地质调查所地质队提供的线索,在中卫县北山和照壁山一带发现了苦井沟、大麦地岩画,填补了贺兰山南端没有岩画的空白。1993年,距中卫县西南40公里腾格里沙漠中发现骆驼山岩画,中卫县文管所发现并调查了黄河东南的香山岩画,青铜峡市文管所在牛首山也发现了岩画。20世纪90年代后期,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在三道沟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考察时,在附近山坡的石头上发现了数百幅人物、动物和狩猎岩画,打破了之前认为黄河东岸无岩画的错误认识。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1983年肃北岩画被发现并予以报道。1985年,张掖市文物勘察组在肃南黑石头沟一带发现岩画。1994年永昌岩画首次被发现,1995年7月,永昌县博物馆组织人员对其做了调查和初探。
(四)全面普查与再发现时期
进入21世纪后,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研究工作也在稳步中不断发展。在西北内陆地区,2007~2009年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普查了岩画472处,新发现岩画249处,其中含有18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8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发现的地点仍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以及昆仑山脉(少量)[22]。2011年8月,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又发现一处岩画点。
在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2009年乌拉特前旗文物管理所调查队在乌拉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2009年6月26日至7月3日,阿拉善右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队在雅布赖镇和曼德拉苏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雅布赖镇境内发现一处新的手印岩绘。2018年3月,在春季文物安全巡查过程中,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内新呼都格嘎查阿日塔塔拉发现了一处古代岩画群。
在贺兰山地区及周边地区,2006年9月,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石嘴山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四队西1.5公里处的高伏沟内发现了大量岩画,岩画被刻在沟内两侧的悬崖上,最高处距离地面20多米,且分布面积较广。2007年,青铜峡市文物工作者在广武乡四眼井古寺庙遗址南部的黑梁顶,又发现了一处岩画点。2009年,青铜峡市文物普查队在调查牛首山东寺庙群时,无意于一块巨石上发现了一组岩画,其内容和风格均与贺兰山岩画十分相似。
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2007年8月,玉树哈秀乡的一位小学教师向玉树市博物馆馆长尼玛江才说起通天河岸一条沟里有一些自显的动物图像,后二人在临河的岩山上发现3只线刻的鹿形岩画。2011年,尼玛江才馆长在称多县做田野考察时,根据线索发现了木秀岩画。2012年,为配合“三江源地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古墓群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玉树治多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前期田野调研中在登额曲流域发现岩画点7处。[23]2014年至2016年间,玉树藏族自治州博物馆在通天河流域前后一共开展13次岩画田野调查,在章玛等地总计发现了21个岩画群,30余处岩画点。[24]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2004年7月下旬至8月底,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马鬃山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调查,共发现了12个游牧文化遗迹区301块有画岩石上的652幅岩画。[25]2010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发现分布在马鬃山镇老道呼都格井东的十几道山坡崖壁和崩塌的黑色石面上的岩画,共计12处,岩画间相距200米到400米,东西绵延4.5公里。[26]2014年4月中旬,肃北县文博工作人员在该县红柳峡地域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县城东南方向约100公里处的红柳峡北沟发现一处岩画。2015年年初,肃北县文物工作人员开展冬季文物巡查时,在距县城40多公里处的大黑沟新发现岩刻画12幅,单体画面达40余幅。数十年间累计发现岩画群6处40多个点,共有岩画300多幅。[27]2015年,他们又在扎子沟发现了岩画。2014年10月,金昌市赤金山峡谷中发现岩画20余处、40余幅。[28]景泰县的文管部门于2006年首次发现岩画,前后共计发现7处[29]。2007年上半年,白银平川区黄河红山峡谷黄河西岸、米家山脉大浪山东麓、水泉镇野麻村境内发现岩画。截至2014年12月,共发现16处岩画点,其中甘南玛曲1处、靖远4处、平川4处、景泰7处[30]。
综上所述,我国西北地区岩画近代的发现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发现初始期。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岩画发现的初始期也可分为两段,以1949年为界线,分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岩画考察发现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和研究。这一时期,尽管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数量并不太多,但现实意义重大。考察活动也从起初无明确目标与专业组织,逐渐发展为有目标和有组织的考察,收获也颇丰。
大量发现期。自20世界8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迎来了一个高潮,也是岩画发现的黄金期。西北地区各地新的发现不断,专业的、有组织的岩画田野调查稳步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方式方法日趋正规化,一大批专家和学者涌现,大体奠定了西北地区岩画分布的基本格局。
全面普查与再发现时期。进入21世纪后,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研究工作依旧稳步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更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田野工作更为专业化,而且一些专业的、有组织的调查队伍对已知的岩画线索进行的摸底调查,也先后取得了丰硕成果,丰富和扩大了岩画数量、分布范围,同时新发现了几处岩画的密集分布区域,改写了之前的固有认识。时至今日,相信还有许多未知岩画点等待人们去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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