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上述五个亚区，即西北内陆地区，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贺兰山地区和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中所分布的众多岩画遗存。鉴于岁月流逝、地理变迁及现有考古资料中的标注所限等原因，为行文方便，书中涉及各亚区下的岩画点地名、分布区域与范围，仍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名称为准。研究时段主要聚焦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先秦时期这一时空框架内，因为大量的考古学研究已证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之间是早期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的分离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交互激荡的时期，虽然那时他们之间的区别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格的标准。^[7]

作为人类艺术史上的最早篇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岩画解读为“人类通过艺术及图像，表达思想及信仰的涂绘或刻绘形式”，即早期人类使用凿刻或者是颜料涂绘等不同方式，在岩石、洞穴内岩壁上遗留下来的图像、符号。2004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原始艺术之中99%的内容为岩画”，充分昭示了岩画在史前艺术中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目前，在五大洲70多个国家的162个地区都发现有岩画遗存，欧亚草原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布区域，虽然已知被记录的岩画图像超过了3500万个，但据保守估计仍有数目庞大的岩画图像未被记录，甚至未被发现。世界岩画的分布范围如此广泛，也足以证明岩画制作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繁盛文化现象，庞大的数目亦深刻地揭示了早期人类将岩画视为其生命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如此大规模的将其制度化和神圣化。这或许就是岩画的制作虽然历时久远，却依然能长时期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真正缘由所在吧!

作为欧亚草原岩画分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地区的岩画是在1981年秋至1985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大的类别被大量发现并予以报道的。其间，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至今，分别经历了两次发现与研究的高潮。而后，西北地区的文物部门亦多次开展过规模不等的局部调查与复查，通过科学的调查将这些岩画遗存公布于众。尤其是近年来东天山北麓的岩画点周边一般会有聚落遗址、墓葬等古代遗存的分布，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8]的发现，又为岩画的准确断代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从而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

根据2007年至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统计，显示目前“西北地区”经调查发现的岩画遗存已800余处，其中西北内陆地区为388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为36处，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为74处，贺兰山地区为48处，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为313处，共计859处。^[9]相继所发表的相关正式出版物前后不下数百余种，专业论文更是不可胜数，而在国务院已经公布的七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岩画类文物已有16处，西北地区则占据了总数目的一半，有8处之多。(www.daowen.com)

而且，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国家对岩画类文物重视程度的逐年提升，尤其是2016年7月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艺术文化景观成功申遗后，这一数字还在上升中。本书中所使用的研究资料，亦大多来源于这其中重要的调查报告、发掘报告、研究专著和论文等。虽然相对而言“西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随着考古发掘成果迭出，较之前已更为丰富与充实，但真正关于岩画的历史文献遗存实则仅有《水经注》《北史·西域传》《阅微草堂笔记》等寥寥可数、为数不多或是语焉不详的少量资料，且这些资料也大多未能形成系统性，实为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和潜藏的困难。

目前，我国学术界也尚无将整个西北地区的岩画综合在一起开展的研究，故此，本书以期梳理、提炼出“西北地区”岩画中的典型类型所反映出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通过对岩画本体因素的对应分析，结合考古、民族学等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总结其异同，进而探究“西北地区”岩画艺术在长期发展中的延承规律、时代风格及所秉承的制作原则，并关注外在因素对其影响之后所产生的冲击和对冲击做出的回应，从而寻找出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当地本土因素的影响所在。

在研究中，我们除立足上述的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等学科资料，还将涉及环境学资料，尝试将整个西北地区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综合进行考察，探讨并揭示生态环境及其变化对文化发展，特别是对当地岩画创作发展曾产生的制约、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等等，以期为反映地理气候与岩画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实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