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西北地区，处于我国的内陆腹地，在自然区划上其范围是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长城以北的这一片辽阔的内陆区域，东西绵延约3800公里。若按现代行政区划而言，具体范围则包括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甘肃省中西部，以及和这些地方接壤的少量其他省份，如昆仑山以北的青海省部分地区。

自古以来，这里即为一个自然环境呈现多样性，并汇集了多种人类文化于此的特殊地带。地理坐标大体介于北纬33°～45°、东经73°～123°。由于海拔从1000米至5000米不等，地势高低悬殊，造就了高低起伏的地形，高原(含草原)、山地、丘陵、盆地相间分布，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貌，沙漠、戈壁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仅有一小部分为森林、绿洲。著名的长江、黄河两条大河亦从此起源，奔腾不息，一路东去。黄河流经这一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形成了众多湖泊、沼泽、湿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多变的气候环境使这里的气候具有明显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全年降水量相对较小，生长期亦较短，地表植被多稀疏，水热条件差异极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海拔高度的差异，垂直气候明显，加之土壤类型的贫瘠程度不等，导致了西北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

鉴于古今在行政区划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拟将“西北地区”视作一个整体范畴，并出于分析便利的考虑，参照地形的不同，又划分为五个亚区，分别为西北内陆地区，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贺兰山地区和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东段，与欧亚草原重地阿尔泰山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相连，很早以前即与欧亚草原发生过广泛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缓冲区，农牧文明的碰撞、融合带，在欧亚草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例如“远在中亚的青铜文化通过新疆、甘肃带来了羊、马和北方式青铜器，促进了高原地区畜牧业和半农半牧文化的发展”^[1]，而后这些西方文化因素继续流播河西走廊，并挟齐家文化东扩之力影响到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些因素甚至远渗至中原地区。而二里头文化的外扩态势，也影响到了后来的西北地区的文化变革。

同时，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是我国北方体系岩画的密集分布区^[2]，不仅数目极为庞大，而且分布地域亦十分广泛，主要的岩画遗存多分布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高山、峡谷之中，大多是以动物为主要的表现题材，其中更不乏对狩猎、放牧、祭祀、征战等场景或宏大或细腻的描述与展示，是先民们对彼时牧猎生活的真实反映及写照，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www.daowen.com)

自1988年起，剑桥大学曾先后召开过三次有关欧亚大陆史前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特别是2000年举办的第三次会议主题为“史前后期欧亚草原的开发”(Late Prehistoric Exploit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展现了欧亚草原考古研究新的发展方向，表明中外学者们均已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大北方是研究欧亚草原早期开发与文化演进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3]。其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诸如“马的起源与驯化、战车的出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等”^[4]多方面。

这些被学者们聚焦的热点对推动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其实也颇具启示意义，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察视角和思维启发。如众所知，西北地区的岩画中既有对马、车辆(轮)的刻画，也有对牧猎生活的诸多反映，更多的则是对游牧族群蓄养的畜种，如羊、牛、牦牛等主导性牲畜的大量表现，而这些适应了当地自然条件的主导性牲畜在某种程度上亦可限制游牧民族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5]作为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生产形式，以骑射为基本生产技能的游牧族群，由于其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不能做到自给自足，因而他们需要经营其他类型的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交易等多种形式来加以补充^[6]，这些经济现象同样在岩画中也得到了一些体现。例如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通天河流域发现的表现农耕题材和青稞、树木一类的岩画图像，虽然这一类图像的数量谈不上多，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也许就是出于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不多的缘故，故而在岩画的创作中也着眼不多，仅被稍加表现而已。

另外，游牧民族曾普遍信奉萨满教，出于宗教信仰的虔诚，所以反映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岩画内容也时有发现，如西北地区中的某一些岩画点的环境在选择上和萨满教的宇宙观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有一些岩画图像则契合或是再现了萨满教的某一宗教仪式场景。不过，这些图像也会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