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都是决定教育目的实现的方法和手段。教育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活动的组织方式、结构体系。主要包括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以及教育活动赖以存在和运行的一整套教育制度、教育规则、教育法律、教育条例，等等。

（一）传统社会的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

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到清朝末年，一直都有相对完整的教育体制，并通过各种教育制度保证教育活动的实施。西周最突出的特点是“学在官府”，主要有家庭教育制度、国学教育制度、乡学教育制度。春秋末期孔子开始兴办了第一所孔子私学。战国时期，各种私学大规模兴起，对后世形成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六经教育为主的儒家私学、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主的墨家私学、以法律教育为主的法家私学、以老庄思想为主的道家私学，以及集各家学派于一体，具备讲学、著书、参政议政等多项功能的官办私学稷下学宫，与中央官学形成对峙之势，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学记》作为一部总结先秦教育的专著，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还设计了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严格的考核制度。其教育体系规划了不同等级的学校要建立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同时确立学年编制，明确规定学习期限及毕业要求，大学教育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年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形成了一整套完成的教育教学管理体系。这些管理体系和办法的制定为汉朝以后的各级各类学校体系的建立、学制规范、教育管理、成绩考核提供了范本，有些名称和习惯至今对中国教育起着重要的影响。

西周早期各级各类教育均由政府官员来兼任，实行官师合一，而国学或者乡学绝大部分学官都是由国家现任职官担任，还有小部分是退休的官员担任。这种情况奠定了几千年来的私塾及各地学院的教师来源，大多数官员在退休后将自己一生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运用到教学中，促进了教育培养从政人才事业的发展。

西周到战国末期，官办的教育场所既是学校所在地，也是社会公共活动场所。教育内容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西周官学的“六艺”教育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识并重、传统文化与实用技能并重、文事与武备并重、礼仪规范与内心情感修养并重的教育。儒家不仅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还开创了以文学、文化、历史、艺术、礼仪、自然等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教育，使得中国传统教育就此基本定型并延续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教育。春秋私学还传授各学派的理论观点、政治倾向、道德思想及各种实用知识技能，这些教育内容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教育目标旨在培养多种规格的人才。当时的教育依靠各种自由办学、公开竞争等模式适应了当时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汉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指导思想之后，与之相配套的教育制度也随之建立。汉朝教育从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师资配备、教材选用等方面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官办学校教育的基本框架就是受汉朝设立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模式所影响的，汉朝私学中设置的书馆和经馆，不仅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也是后来唐宋私塾、书院的传承发展之源。两汉教育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得以正式确定，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教育从此有了明晰的结构规模，以后中国古代的教育基本制度就沿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近代鸦片战争时期。当然在后世教育的发展中，随着政治统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不同的教育理论和认识，也会有不同性质的专门学校出现，但以治国理政为培养目的的教育就再没有脱离汉朝奠定的基础。

（二）近代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

自汉朝奠定儒家教育制度以来，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沿着儒家思想的主流体系在发展，无论是历史上分裂割据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还是大一统的隋唐元明清时期，儒家文化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代代儒家学者的改革创新之下，不断发展、和合包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人才支持。儒家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还将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改造同化，儒家文化也在不断吸取异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无论什么民族执政，都能保持传统儒家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所在。(www.daowen.com)

中国教育进入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明清以八股取士的科学制中失去了活力，官学教育有名无实，教育内容以义理、辞章、考据为主，不切实际。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儒家教育传统与近代教育在交融磨合中渐趋边缘化。

一批为兴办洋务而设立的，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应运而生，这些相当于职业性质的专门学校的办学目的是培养洋务专门人才，教授“西文”“西艺”，实行班级授课制，按学年规划课程。清末郑观应倡议学校体制试行小、中、大学三级学制系统，分别设于州县、府省、京师，学制均为三年，实行班级授课及学业考试制度，并将考试成绩作为升学的标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前身为京师同文馆），既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戊戌变法”彻底改变科举制度，废除了八股考试，新式教育与新式学堂迅速在全国推行。近代一系列事件不断冲击中国人的思想，从中央到地方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社会各界人士极力主张改革现有的各项制度，中国拉开近代全方位改革的序幕。教育改革在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近代全新教育体系。“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相继制定颁布，成为以中央政府名义统一全国教育的规范性纲领性文件，使教育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几千年的儒家指导地位，也废除了千年科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为现当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并以此为主旨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解聘不称职教师、吸收不同学派的新教师迅速改变了教风，使各种思想、文化能够在北大迅速传播、交流碰撞、产生火花、创新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演讲，倡导抱定宗旨的学风，教导学生要树立学习的远大志向，不能仅仅为谋食而求学，迅速改变了学风；通过落实教授治校，设立了管理学校事务的各种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实行民主管理；通过学科体系改革，重视理论基础学科教育，突出了文理两科，改变了“轻学而重术”的思想；通过开放图书馆、扩充图书资料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学环境；通过招收女生入学，改变了公立学校不招女生的传统；还有旁听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北大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各种不良风气，还迅速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成为各种思想交流、堪比战国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成为当时学子心中的圣地。北大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里程碑，与蔡元培办学思想所贯穿的民主、科学、自由、爱国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他所具备的理想抱负、高尚情怀、实干精神，他所倡导的大学灵魂、精神表率为当代学者树立了不朽的典范，是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

（三）当代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部有关教育的法规，逐步完善了横向学校教育、纵向类型教育的纵横交错的现行教育结构体系。当前中小学仍然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重点，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训练。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要积极研究和探索职业教育、培训与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培养面向市场、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的高素质技能性人才。同时职业教育还要担负起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岗、转岗、下岗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够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需求，提升职业竞争力。高等教育要稳定发展，优化结构比例，加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现行教育体系中各级各类教育，不仅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设置了相应的课程标准，为保证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保障；而且在各级各类办学上实行了多元办学主体结构，引导社会力量办学，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既有效盘活社会资源，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内容，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种办学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思想。义务教育法的推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既是实现教育平等的主要途径，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对普及我国初等教育、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提供了大力经费支持，充分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对比中国古代西周、先秦、两汉以来到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清末新政，再到现代民国教育、当代新中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开设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变化，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教育发展变迁既有割舍不断的血脉渗透传承，也有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发展，才使中国教育能在当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培养各种人才。中国几千年教育制度的发展变革昭示我们：一是重视教育，官办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传统。这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文化教育事业始终有着清醒的认知，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时代变迁、异域入侵，文化不曾断裂的根本所在。西周家庭教育、官学教育、乡学教育的体制完整、层次分明，小学、大学的教育都有明确的规定和层次，为中国后来教育体制建设开创了样板，后世各个朝代的官学体制几乎都受到了这个制度的影响。二是官私合办、体制多元是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兴盛发展，促进学术自由，最具有创新活力的源泉。先秦两汉官私学并存，蒙学及基础教育由书馆和经馆承担，大学等高等教育由国子学、太学等官学承担，基础私学发展为后世的私塾、书院等。先秦时期的私学发展不仅繁荣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而且产生了多位学术巨人，促进了思想、哲学、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伟大的教育家，也出现了老子、庄子等伟大的思想家，还出现了墨子等早期从事科学技术普及的科学家等。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三是官办私学稷下学宫、孔子私学、民国期间蔡元培主政下的北京大学的开办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最耀眼的星，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学术思想、教学方法上成为中国社会的教育发展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和实践源泉，是中国高等教育可资借鉴的模范。四是勇于革新，与时俱进，探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学制改革，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历代都曾根据时代需求，改革过学制系统，使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在明中期以前的封建社会始终都是世界经济的引领者，也是世界文化教育的引领者，只是在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节点上错失了良机，使中国陷入了列强入侵、割地赔款的百年屈辱时期，可贵的一点是，中国人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伟大的民族精神感召下，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新学等自我革新，使中国文化教育能够负重前行。面对工业化和科学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教育依然能够适应时代之需，借助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厘定新规，重新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如清末新政时期的学制。五是教育内容从传统经典知识的教育为主向适应工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近现代的分科制改革，从只注重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为主到全面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实现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根本要求。六是从传统教育提倡“有教无类”到真正实现普及人民的、大众的教育，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到当代教育以立法形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实现了教育为社会事业服务的本质要求，也是真正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有益实践。七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带来的教育体制变革、课程设置变革、教育内容的变革在对传统优秀教育思想的传承、创新上还有可供探讨的余地。经过近150年的教育理论变革，对传统教育理念、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近代以来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础上，现代以来建立在“五育”并举基础上、当代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基础上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上的变革，站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考察，对人的全面发展中与当代文明中所应具备的要求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当代教育要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教育本质问题，还要从传统教育中汲取一定的营养，在教学内容中有所体现，传承与创新并举应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