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明教授是我原来工作的陇东学院公认的学术功力最深、科研成就最高的一位老教师。2000年年底，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以自己负责的民进支部的名义在学校举办了“刘瑞明学术成就展”，当时统计其发表各类研究论文共220余篇，遍布除西藏、台湾、海南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众多杂志，包括《文史》《文学遗产》《中国语文》这些历来极具身价的刊物他早年都发表过研究成果。先生虽然1994年就已退休，但始终笔耕不辍，每年仍有十多篇汉语、文学、民俗方面的论文发表。2005年其校注的冯梦龙三种民歌集还在中华书局出版（《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释》）；目前，据我所知，手头正待出版、已经完成和还在撰写的书稿还有三四部。因为一向钦慕和敬重先生的学术精神，所以一直与之保持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调离原单位以后几年，每次回家也都要到他家中一叙。

昨天下午，又去其家中小坐。闲谈当中先生再次问起我的爱人调动与职称晋升两件“大事”的进展情况。对于第一件事，当得知我的校长已主动操持后他显得比我还高兴；对于第二件事，当得知我依然缺乏较多条件时则显得比我更着急。时间已近晚饭时分，我外面还有约会得走了，但他却硬是给我好好地讲了一通我必须尽快将评教授的条件准备好的道理。先生讲得很认真，也很透彻，不仅道理论述比同样也关心我这事的其他人要深刻，而且还摆了曾经也是挚友同事且也已调往外地的两位与他教同样课的老师当年专业发展与职称晋升中他所给予教导的事实。但是说实话，我在心底里对老先生的这些话的反应却并不是十分的热烈和积极，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抵触，虽然我知道他这是彻底地为我好，虽然我也承认他讲得完全在理且很是透彻。

按照这事对我的意义，按照我跟先生的交情，按照我一向对先生的景仰与敬重，对于刘教授的这番话，我应该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地领受才对，至少也应真心诚意地报以感谢，但当时却为什么恰恰就没有这样的心态？反思起来，除了对自己缺乏充分的自信以及近年来日渐增长的惰性而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对先生所采取的这种说教、说服的教导方式不大接受。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一切的人际交往当中，比如朋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干群之间，一方要使另一方的行为或思想发生改变，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是最为有效的？以往人们采用最多的以言语说服为基本形式的训导或教育是否真的管用？

这使我也想起了近期遇到过的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我回家乘坐的长途汽车的司机与其助手之间的事。一周前回家时乘坐的这班车，是我这一年多来奔波于两地之间乘坐次数最多的一辆。之所以总是选择这辆车，主要是对这车的驾驶员有好感。这位年近五十岁的司机，说话、做事、开车都很沉稳，坐他的车让人感到放心。但他那位随员——二十多岁的助手乘务员——却实在不能给人以好的印象，做事毛糙，说话很冲，动不动就跟乘客吵架。所以在我一年多前第一次乘这辆车时，一路上司机就在恩威并重地训导这位徒弟该怎样跟乘客打交道。以后不下十次乘车，每次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形。但直到这次回家，发现这位小伙子的乘务作风还是一点也不见长进，师傅依然呵斥不断，徒儿依旧我行我素。

另一件是我家里几位大人或老人跟我儿子之间的事。虽然我的儿子是个很好的儿子，但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不善言辞，二是迷恋电脑。所以我每次回家，爱人、岳父、岳母都要跟我诉说一通儿子在这两个方面的新的具体表现。关于善于说话的好处和使用电脑太多的坏处他们平时也都没有跟他少费口舌；我虽身在外地，但在与儿子的电话、短信、邮件及QQ聊天等一切联系当中也是经常讨论到这两个话题。但是，已经初三的儿子，却是始终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要开电脑，虽然也钻研软件、硬件、网络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而且也“搜搜问问”查找相关学习资料，但更多的时间似乎还是用于电子游戏。至于其言语交际的能力，更是不仅没有因为听了我们讲的各种道理就有所提高，而且似乎还有每况愈下之势。昨天、今天我两次让他给其语文老师带东西，竟然都是托班上同学办理的。这位语文老师后来电话跟我说她也问了那位同学“郭××为什么不自己来”，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好意思”。(www.daowen.com)

刘教授对我古道热肠的劝告我并没有满心欢喜地接受，班车司机对徒弟一年多持续不断的训导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几位成人各种角度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也是不见效果，这就足以说明，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或思想，单靠别人给讲道理是不管用的，过去我们一向最为习惯、采用最多的以言语说教为基本形式的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看来，以往千百年来我们的教育或教导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这就是太看重言语的力量，太迷信说教的作用。我们总是认为人是应该听话的，所以教育的基本方式就是口耳授受的说话与听话，施教者不断地说，受教者不断地听，即所谓“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只知识的传授，就连技能的培养以至道德情感的培育，都主要通过讲授与训诲这样的言语活动来进行。但有更多的事实也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全好。其实，这种只是强调施教者的讲说的教导方式在清醒的教育者那里历来都不是被充分提倡的。《学记》就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看重的是教师的“喻”和学生的“思”。孔子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大实践者和提倡者，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给学生上课自己直接说的话很少，就连别人称赞他的“诲人不倦”他也是否定的。以后历代的教育家直到叶圣陶都坚持这一思想，因而也使重视引导学生自己动脑思考的“启发式”成为我国教育的优秀传统。遗憾的是，受长期以强调绝对服从、听话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思想的熏染，这种光辉的思想被遮蔽了，大家都喜欢做“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企图通过一讲一听就要把事情完成的说教、训诲的方式倒成了我国教育历史上的主要景象。

和我国的过于信奉“说”不同，西方的教育精神更注重的是“做”。几年前曾有一个教育访问团去西欧，一个国家初中的一节《公民》课，让我们访问团的成员大开眼界：课程内容是关于“相互帮助与合作”的。上课，老师让学生把外套脱掉，接着让穿上；然后再让脱掉，又让穿上，但要求只用一只手；最后再让脱掉，还叫穿上，但不能用自己的手。第一次穿衣，学生觉得没啥；第二次，就有点难度了；第三次，学生开始有点迷茫，但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得靠别人，于是学生彼此通过嘴巴、胳膊肘等给同学们都将外套穿上了。直到这时，老师才告诉学生这堂课的主题。道德教育，是让学生通过“做”来体悟和认同；知识课，也是这样的办法。还是我们的教育考察团在国外看到的上课情形：美国的一节小学自然课。上课伊始，老师叫每个学生到讲台上领走5只蚯蚓，怎么带走这5只蚯蚓老师不作任何交代；等费好大劲学生都将蚯蚓弄到自己的桌子上后，老师又布置任务，每人用自己的办法发现蚯蚓的生活习性与身体特征。课堂极活跃，学生的发言也极精彩。像这样的课，在我们国家，肯定都是由老师直接告诉学生了事。这比外国的做法自然要便捷，但效果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天性或本性是善的、好的，是需要呵护的，但人也是要与人交往接受来自外面的影响的。通过对受教育者施以影响使其天性或本性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这就是教育。教育，可以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受教育者自己。靠自己，就不是只听别人说，而是要靠自己的实践和感悟。只看重甚至只采用说教式的教育的弊端，就是只强调外部的力量和言语的力量而忽视了受教育者自己的主体方面，忽视了亲身实践的功能与价值。“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我们自己”“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实践出真知”……所以，要通过教育使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等尽可能地发生改变，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由相信别人变为相信自己，由注重语言变为注重实践。这其实也不是近年来新课改才舶来的新东西，而是从孔夫子的“学而时习之”到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就早已开启了的道路。

（来源：QQ日志　发布时间：2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