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自20世纪50年代末叛逃离开西藏后，一直在海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60年9月，达赖流亡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同时宣布达赖为“国家首脑”。“西藏流亡政府”正式成立。此后，“流亡政府”又选举了所谓“人民议会”和“内阁”，并在一些国家以达赖名义成立了驻外办事处。1970年10月，一些极端分裂主义分子又在印度成立了“全民族性的西藏青年大会”，大肆进行分裂活动。从80年代起，达赖喇嘛加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他以美国和西欧为重点，频繁出访，结交各国政要和西方媒体，与公众广泛接触。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出现，对普通公众的宣讲重点集中在佛教教义以及佛教的人生观方面，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达赖善于言辞，英文流利，他针对西方人的心理，运用有效的公关技巧，备受西方媒体的推崇，颇得西方人的欢心。尤其是他仿效“圣雄”甘地，在国际上鼓吹“非暴力主义”，更美化了他的国际形象。他先后出版了若干本传记，在西方国家拥有大量读者。西方国家公众本来对西藏知之甚少。他们从美国作家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知道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那里是世外桃源，景色美丽，人民过着简单、宁静、快乐的天堂般的生活，他们淳朴、友善、信仰虔诚。1937年好莱坞把小说搬上银幕，同样获得巨大成功。也就是说，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被大大浪漫化了的地方，西藏的现实与西方公众离得太远，过于隔膜，大多数人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本质也没有什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被一些情绪化的宣传所欺骗、所鼓动。1979年，达赖第一次访问美国。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和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后者是西方议会在80年代第一次利用西藏问题做反华文章的议案。该修正案称，美国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作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总统应当指示美国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并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为之效力的领域。⁽⁵⁷⁾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愤慨和不满。并在6月下旬安排来访的前总统卡特访问了西藏。卡特访问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宗教自由在西藏得到保证感到很高兴，西藏人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西藏发展是有前途的。⁽⁵⁸⁾卡特对西藏人权状况的肯定评价遭到共和党保守派议员的猛烈攻击。9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中美关系听证会。赫尔姆斯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对西藏的政策进行放肆攻击。⁽⁵⁹⁾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劝告，邀请达赖喇嘛第四次访问美国。达赖此次访美，名义上是供祭建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座舍利塔。他在接受纽约亲台湾的《世界日报》的采访时说，他的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第一是宗教目的，如阐扬佛理，主持宗教仪式”，另外则为政治目的，拜访一些国会议员……并“代表600万西藏人民感谢他们在揭发中共侵略和暴行统治的史实上的仗义执言”。⁽⁶⁰⁾9月21日，达赖在众议院人权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不顾基本的事实，称西藏到“人民解放军1949年至1950年侵入西藏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对西藏的现状进行大肆攻击，并提出了所谓持久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殖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等等。⁽⁶¹⁾当晚，参议员佩尔和赫尔姆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见了他。为了扩大达赖访问的影响，5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里根总统，要求运用他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促成西藏问题按照达赖的建议得到解决。22日，佩尔等6名议员联名致函赵紫阳总理，表示支持达赖提出的“五点计划”。28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达赖在美国进行政治活动表示严重不满。⁽⁶²⁾

就在达赖访美期间的9月27日和此后的10月1日，“藏独”分子在拉萨挑起了两次大的骚乱。9月27日的骚乱是1959年以来拉萨发生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这两次骚乱每次都只有数十人参加，并很快得到平息。美国某些报刊和新闻社大肆渲染拉萨事件，极力指责中国践踏人权。美联社1987年10月5日报道了“西藏流亡议会”呼吁联合国干涉和西藏在国外的三座寺庙呼吁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消息。10月9日又报道了达赖致电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干涉拉萨事件的消息。10月15日美联社又说，达赖建议就西藏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美国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拉萨骚乱的过程，这些报道都带有强烈的反华色彩。美国国会也对平息拉萨骚乱作出了激烈的反应。10月6日，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污蔑中国继续无视联合国提出的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利的要求，敦促里根政府向北京施加压力，使其积极响应达赖为就西藏的未来地位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并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西藏大约10万名难民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⁶³⁾

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国政府平息拉萨骚乱表示“遗憾和悲哀”。10月13日，舒尔茨国务卿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任何地方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态度都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但舒尔茨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⁶⁴⁾14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芮效俭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他说：“为了影响中国改变它对人权的态度，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原则，同时承认，当中国在与我们这样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时，当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它的国门时，它对人权的关注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看待中国对西藏的态度时，要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儒学对权威和服从的强调，以及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混乱和屈辱，以及中国担心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实行民主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美国人从自己的传统出发，与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看法不同。从1980年以来，西藏出现了正面的潮流，中国政府给了西藏人更大的自由，鼓励流亡的西藏人回来，达赖喇嘛也曾派了6个调查团回西藏，有的调查团是由他的近亲率领的，西藏也已经向外国人开放。1986年参观西藏的外国人就达到近3万人。他特别强调，必须将政府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对达赖的政治要求的立场区别开来，美国政府支持前者，而不支持后者。他还说：

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以任何方式承认达赖声称由他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美国政府不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不论美国还是任何联合国的成员国都不承认、也从未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我们不认为把西藏的人权状况……与一项与美国政策相左并构成对另一国家内政干涉的政治计划联系起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或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的。

他还对达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表示不满，达赖纯粹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得到签证的，他在以前的3次访问都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⁶⁵⁾这样的证言显然不能使一些国会议员满意。一些议员竭力鼓吹“西藏独立”，众议员兰托斯指责国务院没有严厉谴责中国，并声称他要同国会人权小组的成员去西藏作“调查”。⁽⁶⁶⁾

10月21日，由兰托斯牵头，58名众议员（其中25名来自加州）致函里根总统，要求运用他的“巨大影响和美国政府全部的外交力量，根据达赖提出的建议，促使关于西藏地位的问题顺利得到解决”。12月3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违反人权”的修正案。15日、16日，国会两院分别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作为《国务院授权法》的附件，从而使总统难以否决。该法案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观点，要求美国总统会见达赖，把西藏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更有甚者，该法案竟要国务院对中国的其他非汉民族的权利表明态度，破坏中国民族关系的企图昭然若揭。⁽⁶⁷⁾1988年1月11日，国务院对上述附件作出书面表态说，美国政府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宗教人物而予以尊重，但并不承认他自称为“流亡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承认他声称对西藏拥有政治权力的说法。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政府长期所持的立场。⁽⁶⁸⁾此后，美国政府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1988年4月13—17日，芮效俭应邀对西藏进行了访问考察。他在访问后说，从他1981年访问西藏以来，拉萨有了惊人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他说，他感到拉萨仍有“潜在的紧张局势”，但没有看到3月5日的冲突造成什么具体损失。⁽⁶⁹⁾总之，里根总统任内，国会一些人利用西藏问题兴风作浪，向行政机构施加压力，但在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大形势下，里根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仍然比较谨慎，对达赖的政治活动没有予以支持。

1988年，美国人权观察/亚洲委员会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散发了一本名为“西藏的人权”的小册子。其中把西藏描绘成“世界上人权遭受侵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西藏的罪恶”采取强硬立场。⁽⁷⁰⁾

达赖流亡集团为了扩大影响，在美国成立了专门宣传西藏问题的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声援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该组织成立于1988年，在美国注册，以华盛顿为基地，以游说国会为主要任务。这个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内容非常广泛。国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建立“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给西藏移民发放签证，为流亡的西藏人提供富布赖特奖学金，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等组织都起了重要的作用。⁽⁷¹⁾

1989年3月6日，“藏独”分子又在拉萨挑起骚乱。这次骚乱比1987年的两次都大，持续了3天，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暴徒公然使用枪支，打伤打死公安干警多人。3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直到1990年5月1日才解除。达赖集团的支持者们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中国政府，媒体也不失时机进行炒作。美国国会两院接连就此通过决议。3月16日，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在拉萨闹事的西藏少数分裂分子，要求美国政府将西藏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部分，并要求政府建议联合国派一个观察小组去“监视西藏的局势”。⁽⁷²⁾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掀起反华逆流，对中国联合施压，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突出了，西藏问题也愈加被一些人看好用来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达赖集团与美国反华势力互相利用，结合得更加紧密。1989年7月21日，达赖喇嘛在纽约接受由众议员兰托斯和约翰·波特颁发的美国国会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兰托斯称，在支持达赖“争取人权”的斗争中，美国“国会大概是最积极的支持组织之一”。⁽⁷³⁾10月，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这是西方势力利用人权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举措。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精辟地指出：“诺贝尔委员会的这次决议，却可能开一个危险的先例。达赖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时，西方‘好打不平’的人也只是给他口头上支持。因此，诺贝尔委员会的这次决定，真正的用意其实只是在给中国政府好看……但诺贝尔委员会为了要做给人好看，甘冒干涉别国之指责，有违它原有的宗旨，有损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偿失’。”⁽⁷⁴⁾获奖大大助长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气焰。达赖表示，“获奖将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的西藏”。他在12月10日领取该奖时重申了他关于西藏的“五点计划”，并说，“西藏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只有在得到国际保证下才有意义”。⁽⁷⁵⁾显然，他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尽可能地寻求国际社会对他分裂活动的支持。此后，达赖流亡集团加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达赖及其顾问更加频繁地到西方各国访问，结交各国政要，与各国人权组织和活动分子密切联系，给西方反华逆流推波助澜。

北京政治风波后，一些“民运”分子流亡海外，他们很快与西藏分裂分子勾结起来，共同从事反华活动。达赖对此十分重视。他说：“西藏与中国难民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大，从而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们现在在海外会晤中国人的机会增多了。我们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双方之间“正在建立新的更加密切的关系”。⁽⁷⁶⁾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西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内容。1990年2月，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修正案，批准参议院建立“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的动议，并拨款100万美元作为流亡藏人奖学金。3月23日，参众两院又通过联合决议，敦促总统宣布当日为“支持中国及西藏自由、中国人权运动日”。此外，国会还批准了1000个藏人特殊签证。

在苏东剧变以后，达赖集团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宣传上升到“民族自决”，胡说“根据国际法的原则，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西藏人民遭受着一种形式的殖民或外国统治”，“在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不断受到对人权的侵犯”。⁽⁷⁷⁾199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达赖流亡集团把这一年定为“国际西藏年”，起劲地进行分裂活动，并且决心在打破国家首脑不接见他的惯例方面取得突破。3月，达赖先到英国访问。虽然达赖极力争取，但梅杰首相还是没有接见他，令他非常失望。3月下旬，达赖应美国国会邀请再次到美访问，进行为期4周的宣传“国际西藏年”的活动。在国会的压力下，布什总统于16日在他的住处会见了达赖。这次会见没有安排在达赖的日程表上，也没有记者在场。白宫官员解释说，布什总统之所以在他的个人住处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他，就因为达赖不是国家元首。不管怎样，这次会见突破了以往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更不要说总统不会见达赖的惯例，也为其他国家首脑接见达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会见以后，4月18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独立。然而我们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对那个国家——我是说西藏——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感到关切，我们将继续劝说达赖喇嘛的信徒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⁷⁸⁾中国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18日，达赖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受到众议院议长福利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少数党领袖多尔等5名国会领导人的接见。同日，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当年年底，梅杰首相在唐宁街官邸也会见了达赖。

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年，人权问题曾一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最突出的问题。克林顿政府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并开始公开指责中国的西藏政策。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3年3月31日第一次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阐述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时，讲到了中国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包括在西藏广泛地践踏人权”。⁽⁷⁹⁾行政机构态度如此，国会一些人就更加肆无忌惮。1993年4月达赖再次访问美国，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会见美国新领导人，对他们进行游说，争取他们的支持。27日，戈尔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见达赖。这时，克林顿“路过”戈尔办公室，也进来参加了他们的会晤，与达赖“简短地谈了一会”。⁽⁸⁰⁾这样，达赖第一次在白宫受到正式的接待，而不是在总统的私人住处。第二天，克林顿总统发表一份声明，其中说：“达赖喇嘛因为他在精神上的领导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我很赞赏地听取了达赖喇嘛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形势的看法……美国政府继续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恢复对话，迫使中国解决在西藏的侵犯人权问题。”⁽⁸¹⁾

在达赖与克林顿会晤之前，26日，达赖在国会发表了演说，与洛德共进了午餐，并参加了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28日，他拜会了参议院两党领袖米切尔和多尔，并与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进了午餐。达赖喇嘛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国会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之一是，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反对中国政府“向西藏以令人震惊的比例大规模移民”，其目的是为了“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5月28日，克林顿宣布有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在他的“行政命令”所列的条件中，有一项就是“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在他同日致国会的报告中，更是把中国政府“寻求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对话”作为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一个条件。⁽⁸²⁾而这一决定是在西藏再次发生一周骚乱之后作出的。这样，西藏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一部分，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www.daowen.com)

1993年，中国在满怀热情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国会竟然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由，粗暴干涉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践踏奥林匹克精神，反对北京申办。在国会通过的决议中也拿西藏问题大做文章，他们把达赖及其追随者的说法搬来，称“中国政府正蓄意向西藏大规模移民，以便将西藏当地的藏族变为少数民族，同时还在有组织地压迫藏人和他们的文化与宗教”。⁽⁸³⁾美国国会的决议案恣意损毁中国形象，起了恶劣的作用。

1993年10月上旬，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来华访问，专门与中国有关部门讨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还安排他去西藏访问。可惜他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进展”。⁽⁸⁴⁾11月中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西雅图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这是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强调处理中美关系要放眼世界，要着眼于未来。克林顿则提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敦促中国政府促进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自由，并同达赖喇嘛开始对话。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最高层会晤中提出西藏问题。但行政当局与国会的立场还是不同的。1994年4月国会在《1994和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中又别有用心地提到西藏问题。5月16日，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称这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上述声明表示赞赏，并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其承诺”。⁽⁸⁵⁾

1994年5月，美国政府又该就是否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出决定。5月26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向总统报告中国人权状况时，一方面承认中国取得了若干进展，一方面认为“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行政命令中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无视达赖喇嘛和解性的公开声明，拒绝进入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在讲到“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未来政策”时，报告中列举六点措施，其中就有两点涉及西藏：进一步运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同时“使用汉语和藏语”进行广播，报道各种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广泛接触、“尊重基本人权原则”的消息；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更紧密合作，“监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美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更广泛地予以报道，吸引更多的注意，“在这一方面，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的同时，提倡在西藏实质性地改善人权状况，并促进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实质性讨论”。克林顿在5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再次指责中国“压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⁸⁶⁾

1995年9月，经过设在华盛顿的“国际争取西藏独立运动”的安排，达赖喇嘛再次到美国活动。他先后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温盖特、亚特兰大、休斯敦、波士顿和华盛顿，并在亚特兰大和休斯敦的大学发表演讲。8日，当他在波士顿的王氏艺术中心发表演讲时，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巴尔杰在会上宣布，该州州长韦尔德决定，9月9日为“西藏自决日”，以表示对达赖“争取西藏自由努力”的支持。11日，达赖到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活动。国会多名领导人，包括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会见了他。13日，克林顿又以与上次相同的方式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晤了他，“顺便同他进行了短暂会谈”。白宫的一份声明称，“总统和副总统称赞达赖的决心——坚持致力于非暴力行动以及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务实做法”。美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或他的代表举行谈判以消除分歧”。当晚，达赖还在国会宪法大厅向国会议员和政要发表演说。9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郝扶东，就美方安排戈尔副总统会见达赖和克林顿总统同达赖进行所谓“顺便见面”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⁸⁷⁾

从1996年5月起，克林顿政府认真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然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两国高层互访显著增加。但克林顿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广播于1996年12月2日开始播音。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冷战思维的后遗症，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1997年2月下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在4月下旬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美时，都一再提出了西藏问题。4月21日到24日，达赖喇嘛再次到美国活动。23日，克林顿总统再次“顺便”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他，并再次表示“继续关注西藏文化和宗教保护”。事后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发表声明说，克林顿利用这次会晤只是“表达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并建议中国同达赖或其代表进行对话的愿望”。他在下周会见钱其琛副总理时，在今秋同江泽民举行最高级会晤时，还将“表示这种感受”。⁽⁸⁸⁾

1997年8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沃尔夫以旅游签证访问了西藏。他自称是从1959年以来访问西藏的第一个在任的众议员。但他是专门到西藏去搜集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的。回国以后，他根据捕风捉影的材料整理了一个报告，大肆丑化西藏的人权状况，说什么中国政府在向西藏“大规模殖民”，“汉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藏人”，在拉萨有16万汉人，只有10万藏人；西藏非常闭塞，“没有看到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只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给西藏人带来外部的消息，而且“美国之音”是西藏“人人都听的”；“监狱在西藏是一个发展中的产业”；“藏人做一切事都要得到汉人的允许”，“一切都由汉人控制”，西藏人“正在被毁灭”，“西藏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如此等等。最后，他提出了9点要求和建议，包括：政府要指定一个西藏事务特别代表；在江泽民主席访问期间要向他提起西藏问题；继续努力，使西藏向国际传媒和人权集团开放；国际红十字会和监狱局访问西藏监狱；参众两院议员访问西藏；世界宗教领袖访问西藏，等等。⁽⁸⁹⁾他将自己的报告广为散发，尤其是在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之前，影响十分恶劣。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在两位首脑的会谈中，西藏问题有所涉及。在会谈后紧接着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领导人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锋。江泽民说：

在中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西藏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触犯刑法问题是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框架内的。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应该增进了解。

他还表示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到西藏去参观访问，“亲眼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克林顿敦促中国政府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为了利用西藏的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克林顿政府在国务院中设置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从1994年起，国会开始考虑设置美国西藏特使的问题。佩尔参议员在提出他的议案时说：“我想起，让前任政府进行认认真真的、有见识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是多么困难……一名西藏特使将能保证美中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在高层政策讨论中不断得到反映。此外，这也能保证，同一个行政官员将能与国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讨论。”⁽⁹⁰⁾

在1995年和1996年的《国务院授权法》中都提出了设立大使级的西藏特使的条款，以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行政当局反对这一设置，因为美国向它承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地区派遣特使显然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但为了表示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决定任命一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而且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任命的日期就选在江泽民主席离开华盛顿去外地访问的10月31日，首任人选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克莱格。这项设置的目的是“促进在西藏的人权，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中心的目标则是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实质性对话”。在此之前，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不具大使衔，因为大使衔“可能意味着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相信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⁹¹⁾11月6日，克莱格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他一方面承认中国政府在发展西藏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认为西藏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并且不是所有藏人把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看作是正面的发展”，尤其是大量汉人来到西藏，“对于保存西藏特色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他承认中国政府已经针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人的关切采取了一些措施，当局也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但他说，当局“仍然禁止一些活动，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的活动。作为控制分裂主义活动的手段，政府严密监视着喇嘛和寺庙”。关于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他谈了三点。第一，“美国的政策是明确的，我的任命并不表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改变。美国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惟其如此，美国与“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是把他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几次会见他是表示我们国家对他尊敬的姿态。”第三，“在中国领土主权这个框架内，我们一贯敦促中国尊重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鼓励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他表示相信，“两者之间的沟不是不可跨越的”。⁽⁹²⁾

美国国务院任命专人负责西藏事务，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美国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又在国务院中专门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立场。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事务又何劳美国来进行“协调”呢？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坚决反对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任命”，“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事实。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该也没有权利进行干预或干涉”。⁽⁹³⁾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时，他又在最高层提起了西藏问题，两国领导人在6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比前一年更多的公开辩论。克林顿总统一开始就说：“我敦促江主席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换取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那一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江主席介绍了从1959年达赖离开西藏后西藏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对西藏的支持，以及中央政府在保护西藏宗教信仰方面作出的努力。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在全国，包括在西藏是受到保护的。”至于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他说：“如果达赖喇嘛能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对话与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实际上，我们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若干沟通的渠道。我希望达赖喇嘛在这方面作出正面的回应。”江泽民讲完，克林顿又作了补充说明，表示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理解为什么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要以承认这一点为前提条件，同时希望中方采取“政治”行动，以便使西藏人“有权利实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⁹⁴⁾在为时仅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西藏的话题被一再提起，可见克林顿对此的重视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