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南斯拉夫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猛烈空袭。5月8日，一架美国飞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了5枚导弹，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馆舍受到严重毁坏。

消息传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5月8日当天上午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严厉谴责北约的暴行，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8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向美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和谴责，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立即停止轰炸。王英凡表示，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³²⁾

1997—1998年中美两国实现了首脑互访，并确定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中国民众正在期盼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殊不知，美国反华势力却卷土重来，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中美高峰会议强烈反弹。他们不择手段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想方设法妖魔化中国，大大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克林顿政府则口惠而实不至，在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中一再提高要价。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民的期盼变成惶惑，变成失望，变成愤怒。中国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就像在一堆干柴上落下一颗火种，中国人民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如火山喷发般爆发出来，自5月8日下午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爆发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几十万高校学生聚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各地总领馆门前，高举“反对霸权，反对侵略”、“捍卫主权，还我使馆”、“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等横幅，高声宣读抗议书。中国各地各界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愤怒抗议美国的暴行。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中国国内日渐高涨的反美情绪，北约国家领导人先后作出表态。5月8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也分别致函或致口信，表示深切遗憾和慰问。

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也一再表示歉意，声称这是一起“错误的意外事件”。5月8日晨（华盛顿时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发表联合声明，声称“错误的情报”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原因，表示：“这次轰炸是个失误，参加瞄准目标的人错误地认为，联盟物资供应局是在这个被击中的地方。要攻击的目标是那个军队供应设施，当然不是中国大使馆。”同日下午，克林顿总统在俄克拉何马州视察风灾后对记者的简短谈话中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谨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表示我真诚的歉意并表示哀悼。”但他同时又斥责那些把这种行为称作“野蛮”的人，说米洛舍维奇的“种族灭绝”政策才是野蛮的，从而使他的道歉变了味。当日晚，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连同其他高级官员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表示道歉，并请中国大使转交给唐家璇外长的道歉信。之后，美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声明对这一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表示深切遗憾。9日，驻华大使尚慕杰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表示沉痛哀悼，向无辜死难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转交了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函。克林顿在信中再次表示对使馆被炸所带来的痛苦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哀悼，同时表达了对于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学生示威游行“威胁”的关切，强调了保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人员安全的重要性。⁽³³⁾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表明中国政府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的决心和意志，同时，避免形势失控，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外交上的不利局面。9日（星期日）下午6时，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谴责了北约的野蛮暴行，称赞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表示：

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³⁴⁾

10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北京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这是自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来两国之间又一次暂时取消诸多领域的交往，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当天，唐家璇外长正式照会尚慕杰，向美方提出4项严正要求：（1）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2）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3）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4）严惩肇事者。11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再次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敦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切实行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交代。⁽³⁵⁾

对于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克林顿政府立即作出了回应。5月10日，克林顿在白宫再一次向记者公开表示：“我已向江主席表示了道歉”，“我要再一次对中国人民和领导人说，我道歉，我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表示要致力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³⁶⁾随后，奥尔布赖特重申对于北约“错误轰炸”导致中国驻南使馆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悲痛，表示将就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向中方作出全面解释，并表示要“继续与中国寻求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关系”。⁽³⁷⁾

5月13日，江泽民主席在欢迎驻南使馆人员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时，他说：

中国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驻南使馆的暴行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不能因为反对霸权主义而放弃发展关系，也不能因发展关系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³⁸⁾

这是一个冷静、全面和高瞻远瞩的讲话，是一个把群众情绪引向正确发展方向的讲话。讲话正确地阐明了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阐述江泽民重要讲话，6月3日社论题为《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其中说，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自然还包括要发展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尽管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充满曲折，美国国内还存在敌视中国和干涉中国的反华势力，但广大美国人民是主张对华友好的。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建立和发展健康与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社论又一次强调，“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

5月14日晚，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要求与其通了电话，接受了对方的道歉。江泽民表示，当务之急，美国政府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迅速公布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克林顿表示：“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我个人的歉意。”他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他表示，中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³⁹⁾

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的以上反复表态中可以看出，5月8日袭击事件的发生对中美关系来说是飞来横祸，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因为这一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不想看到双边关系因此而蒙受太大的损害。本来，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中美关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过程，直到任期接近末了的1996年5月，克林顿政府才真正转变政策，1997年和1998年的元首互访及由此带来的两国关系改善实在来之不易。此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反华逆流说明，美国国内对于对华政策仍缺乏共识，改善中美关系美国的国内基础仍然脆弱；“炸馆”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挫折表明，中美关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仍然薄弱。但两国领导人又都清楚，中美两国间是有重大共同利益的，中美关系对两国都是重要的，因此不能任其随波逐流，不能使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双边关系从此一蹶不振。中美关系的恢复还是有基础的。

5月20日，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在答记者问时对美国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首先，她坚持美国并非故意袭击中国使馆，这是误炸，美国要对此事进行调查，要通报结果。她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美决心不让这起由美国造成的可怕事件使美国偏离与中国共同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美希望继续进行高层互访，开展军方合作。北约对南联盟局势的干预并不意味着为将来的干预开创先例，美不可能为改变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而干预中国，中国有核威慑力量，这样做风险太大了。美中实际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没有重大利害冲突。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世界上更加活跃，美国和中国没有理由不很好地合作。⁽⁴⁰⁾

“炸馆”以后的两三个月中，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大辩论，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这种辩论更多地是在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举行的学术会议上进行的，在这些会上与会者基本上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不管发表什么观点，不会因此得咎，不会遭到批判，不会被说成是“左”了，或是“右”了。各个研究机构也都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辩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辩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4个问题进行的。（1）科索沃战争是不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模式？（2）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3）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不是严重恶化了？（4）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美政策？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最担心的问题。因为，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第二，美国和北约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坚持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第三，在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美国又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北约要对周围地区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而且有的北约军方领导人公然声称，这“周围地区”的概念是从北非到印度洋；第四，美日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新指针改变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性质，包括了“周边事态”；第五，虽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讨论“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科索沃战争是这种干预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国家主权的观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何况美国一些官员把它称作“克林顿主义”，显然有把它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意向；第六，科索沃战争是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以后美国还会不会常常绕开联合国，而以西方七大国或八大国来替代安理会？

一些学者虽然也有上述担心，但认为即使美国要一再进行这样的干涉，那也是很困难的。美国国内有反对的声音；美国的盟国不会总赞成美国的主张，在科索沃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就不太积极，而德国希望在轰炸开始后立即进行谈判；“人道主义灾难”到处都有，美国不可能处处干涉，如卢旺达美国就拒绝派出维和部队；即使干涉，也未必处处得手，如索马里；各处的情况各不相同，美国的政策也不一样，不大可能把科索沃战争模式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些学者有深深的怀疑。他们认为，第一，虽然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但世界很不安宁，地区冲突、种族问题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第二，冷战时期成立的军事同盟的继续和扩大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第三，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贫穷国家和贫穷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从而产生了新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另一些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首先，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地区冲突，它不一定具有全球影响，也没有改变时代的性质；其次，国际政治仍然在向着多极化发展，在前几年中我们对这种趋势有些过分乐观，现在看来，这种发展趋势是曲折的，但仍然在继续。

第三个问题直接牵涉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讨论更加热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确实恶化了，原因是：第一，美国要将霸权强加给全世界，而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根本原则，两者必然发生冲突；第二，美国不但维持和加强了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还在加强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遏制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依然存在；第三，在东亚地区有一些热点，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在中国新疆、西藏还有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从而给美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在科索沃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本地区发生；第四，美国已经与日本就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达成协定，美国也表示，不排除台湾获得战区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果真把台湾纳入这个系统，那就对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了新的重大障碍。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因科索沃战争发生根本改变，理由是：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比冷战时期更复杂了，美国与其盟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如法国就赞成多极化，而且各国也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即使美国想对中国采取高压手段，它的盟国是否追随美国是很难说的；第二，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改观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美国再要像冷战时期那样组织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了；第三，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但费用昂贵，而且到底有多大效用还很难说。

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的对策。如果中国的安全环境真的恶化了，中国面临着美国直接的威胁，那么中国的整个战略就要重新考虑，中国就要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所准备。但许多学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如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但两国之间确实有广泛和深远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之间仍然是互相需要的，中国先前的评估仍然是符合实际的。对于中国来说，基本的问题仍然是聚精会神搞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应当以为四化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基本出发点。

“炸馆”以后，两国之间保持了进行沟通的外交渠道。中方在宣布推迟大部分领域交往的同时，并没有把贸易包括在内，表明中国希望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不致受到影响，希望继续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克林顿政府也希望通过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来恢复中美关系的势头，推动中美关系整体形势的改善。6月3日，他在白宫表示，将继续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因为这种关系对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益的。他还说：

继续实行一种有原则的、有目的的接触政策将加强这种推动中国朝着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前进的努力。这是实现中国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的途径，是通向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未来的途径。

我们睁大眼睛地、不抱幻想地实行接触政策。我们继续坦率地说出我们之间的分歧，坚定地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决心在商业上可行的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这不是对中国的恩惠，而是打开和改革中国市场的一个途径，是使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一个途径……⁽⁴¹⁾

这是美方发出的一个信息，表示支持中国入世的承诺没有改变。但鉴于“炸馆”事件后中美双方的国内局势和民众情绪，中国方面显然认为立即恢复谈判时机尚未成熟。

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对轰炸中国使馆的起因进行了调查，6月16日，美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率团来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调查结果。美方代表团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的代表组成，中国外长唐家璇和副外长杨洁篪分别与其进行了会谈。

根据美方的报告，这是一起由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原因有三：一是定位方法不当。美方要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但在查找这一目标时使用了绘制于1997年的旧地图，同时，在定位过程中，美国有关情报人员违反操作规定，使用陆军野战时确定目标的方法，根据街道的布局和门牌号顺序确定目标，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普通的地理定位，完全不适用于空袭的精确定位。二是数据库未及时更新。中国驻南使馆的新地址未被输入美国情报和军事部门的数据库，而美国拍摄的卫星图像也没有显示出中国驻南使馆的明显标志。三是审查不仔细。美国及欧洲盟军各级审查程序未能查出纠正上述两项失误。

中国方面认真听取了报告之后，认为美方以上解释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和逻辑的合理性，难以令人信服。许多地图上都正确标明了中国驻南使馆的位置，美方不可能不知道确切位置，而且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与中国驻南使馆相距甚远，二者的建筑外观大不一样，美国拥有各种最先进的侦察手段，不可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中方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误炸”的结论，美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以实际行动作出交代。

中方要求美方对中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出迅速、充分、有效的赔偿。美国方面表示愿意就此进行讨论。另外，针对中国严惩肇事者的要求，美中情局和国防部仍在继续进行调查。⁽⁴²⁾

这次报告之后，双方都发表了评论。中国新华社对美国调查报告的内容作了详细、准确的总结，加以公开发表。李肇星大使在17日对记者强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过程，需要中美两国长期共同努力，目前这一关系受到很大伤害，美国应负全面责任，修补关系的关键是美方要作出全面的交代，这是当务之急。⁽⁴³⁾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福利表示，中国领导人自5月7日以来一直坚持声称对中国使馆的轰炸是有意的袭击，而并非错误所致，我们当然也没有期待仅仅这次报告就能使中方领导人改变他们的想法，这需要时间。但他表示高兴的是，新华社详细发表了这份报告，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得到这些消息，并自己进行分析。⁽⁴⁴⁾皮克林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立即前往欧洲，向正在参加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汇报访问的结果。(www.daowen.com)

在6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再次表示了对“炸馆”事件的道歉。当有记者问到，科索沃战争有什么使他感到出乎意料时，他说：

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我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心碎的是，由于地图的错误炸了中国使馆。那真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们的制度会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那是这场战争最使我感到意外的事……我为轰炸大使馆感到极端抱歉。⁽⁴⁵⁾

皮克林访华后，双方分别作出了一些修补关系的努力。中国在6月21日宣布暂停核试验，并正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国家。6月28日，美国贸易副代表费舍在新加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时与龙永图进行了与世贸谈判无关的“愉快的讨论”。当记者问及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时，他表示，美国迫切希望恢复谈判，但目前“球在中国的场地里”。⁽⁴⁶⁾7月1日，克林顿政府不顾《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无端指控，宣布美将放宽高性能计算机和芯片出口的限制，适用对象包括中国。这不仅符合美国计算机制造商的利益，而且同时为改善中美关系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尚慕杰大使在离任前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有迹象表明，两国政府都珍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将很快得到修复，并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较好时期”。尚慕杰大使在他3年多的任期中曾经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种种努力，又经历了“炸馆”事件引起的暴风雨，但他不改初衷，依然乐观地认为，中美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能，而且极有可能在今后10年内完成。⁽⁴⁷⁾7月9日，克林顿对有线电视公司记者说，他希望美中两国女子足球队的比赛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表示，“美中关系一直是建设性的”，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这条道路上来”。10日，他异乎寻常地在白宫接见了中国女足队员，并与她们合影。11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又就两国女子足球队的优异成绩互致贺信。⁽⁴⁸⁾

正当中美两国关系开始缓慢恢复的时候，7月9日，台湾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突然宣称：台湾当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是台湾当局首次毫不避讳地公开否定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破坏两岸关系稳定的基本框架。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各方批评纷至沓来。10日，台湾当局发表“四点说明”，为李登辉进行辩护，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以来，即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表示，李登辉的新阐述，将作为未来推展两岸关系和务实外交的法律基础和政治保障。随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表示，两岸关系已从“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走向“两个国家”，两岸会谈就是“国与国的会谈”。一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更是在14日就“两国论”举行专门会议，试图将“两个中国”写入宪法，并将视大陆和国际间的反应，与国民党协商修宪事宜。⁽⁴⁹⁾

李登辉分裂中国蓄谋已久。他上台以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务实外交”，以拓展台湾的所谓“生存空间”为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据报载，他的一帮幕僚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研究“强化中华民国国际主权地位”问题，计划在1999年进行“修宪”时以提案的方式修改“宪法”中有关“中华民国”的主权部分，然后再在10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李登辉却临时改变主意，在未事先通知其高层幕僚，也没有与美国进行沟通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抛出“两国论”。李登辉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

首先，这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1993年4月汪辜会谈后，两岸交流由于李登辉1995年访美引发的台海事件而一再推迟。后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终于在1998年10月实现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应大陆海协会的邀请，于10月14日率参访团前往中国大陆与汪道涵进行了会谈。会上，汪道涵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表示，江泽民主席指出，两岸会谈的第一步应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通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1）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2）进一步加强两会间多层次的交流和互访；（3）对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加强个案协助；（4）汪道涵会长接受辜振甫的邀请，初步计划在1999年秋天访问台湾。⁽⁵⁰⁾18日，钱其琛国务委员会见了辜振甫，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敦促尽快进行两岸政治谈判。此次会谈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岸1995以来的紧张关系，展现了“一个中国”框架下开启政治性谈判的可能性，把两岸举行政治谈判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按照这些共识，汪道涵将于1999年秋访问台湾，第三次汪辜会谈很可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开启两岸政治性对话，这种事态发展是李登辉极不愿意看到的。为了破坏第三次汪辜会谈，给会谈设置障碍，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抛出了“两国论”。

其次，这与美国对台政策有关。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时公开宣布了“三不”政策，台湾当局一方面极力淡化这一表态，一方面对此十分不满。一段时间来，美国学者乃至政府官员都在倡导两岸订立“中程协定”，⁽⁵¹⁾鼓励两岸进行对话。李登辉对此也极为不满。他认为所谓“中程协定”也是对台湾地位的弱化、矮化。如今他提出“两国论”，要与大陆取得完全“对等地位”。

再次，随着2000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临近，李登辉在任期内所剩时间无几，他主宰台湾政坛的机会也很有限了。他有意在下台之前，将两岸关系的轨道铺好，以“两国论”为继任者定下基调，并借此操纵台湾的政治局势。“两国论”的提出正是他的最后一搏。

对于李登辉的分裂企图，中国政府予以强烈驳斥和严正警告。7月1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20日，国台办发表谈话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按照李登辉“两国论”进行“修宪”的图谋，这种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实现“台湾独立”的企图是一个更加严重和危险的分裂步骤，是对和平统一的极大挑衅。⁽⁵²⁾

李登辉的分裂企图在台湾一样不得人心。台湾媒体、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发表言论，批评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一贯的政策依据，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基础，结果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李登辉的言论同样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欧盟纷纷表示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事先没有与美国政府通气，这使美方极为不满。克林顿政府对台湾单方面抛弃美国的既定政策原则和两岸稳定的框架、进行政治挑衅的行为毫不客气地迅速作出了反应。7月12日，白宫副发言人福利表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13日，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例行记者会上一再强调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次重申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鲁宾表示美国政府建议两岸进行“面对面”的、“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不希望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发表言论或采取行动阻碍两岸对话的进行。⁽⁵³⁾在台北，美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张戴佑会见李登辉，要求他对“两国论”作出解释。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坦伯格打电话给曾任“国安会”秘书长的丁懋时，警告说，美国不会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的做法。⁽⁵⁴⁾

美国媒体也连续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呼吁美国政府重申和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华盛顿邮报》7月8日发表了沈大伟的文章，其中说：“尽管北京和台北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尽管形势非常复杂，‘一个中国’的框架在过去20多年中成为从本质上说来极其敏感的形势得以保持稳定的原则基础。台北不应该从这个原则后退，而应该拥抱这个原则，并与北京进行真诚的对话，去重新定义‘一个中国’的意义。”⁽⁵⁵⁾《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反复无常的台湾问题》的社论说：“李登辉突然宣布了关于台湾地位的新定义，毫无必要地激怒北京，并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文章为美国决策者支招说：“尤其是，华盛顿应该让李登辉清楚地懂得，虽然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但美国相信，没有必要地与北京对抗对台湾的前途毫无好处。”⁽⁵⁶⁾

7月18日，应克林顿总统的主动要求，江泽民主席与他通了电话，交换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江主席指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希望美国切实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克林顿总统去年访华时公开重申以及最近白宫再次强调的“三不”政策，这对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恢复与改善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坚定承诺，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完全可以相信他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历次谈话。⁽⁵⁷⁾“炸馆”两个多月来两国首脑再次通过电话交谈，在事关中美关系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显然有助于恢复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气氛。

7月21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两岸关系的三个重要支柱，即“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对话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以肯定语气描述了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并以此说明北京将给予统一后的台湾比香港更宽松的环境。⁽⁵⁸⁾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分别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一立场。与此同时，助理国务卿罗思、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前往北京，进一步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李登辉的“两国论”不是在美国的鼓励和认可下发表的，甚至事先没有告诉美国。美国希望推进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⁵⁹⁾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则前往台湾，要求李登辉作出解释，对李登辉事先未与美国商量突然发表“两国论”表示不满和深深的关注。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取消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⁶⁰⁾总之，在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的十几天里，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明确表示不赞同“两国论”，希望维护美国对华政策原则基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现状，不要再给由于“炸馆”造成的中美关系的挫折雪上加霜。李登辉以为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有机可乘。殊不知，他的突然发难不但没有在中美两国关系中间打入楔子，反而为中美关系打破僵局、走出低谷创造了契机，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美关系的恢复。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7月25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和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前夕举行自“炸馆”以来的首次会晤，双方讨论了“炸馆”事件、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宣布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计划在9月中旬在新西兰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此后，中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为两国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气氛。

关于“炸馆”问题，中国政府明显地减少了对美国的批评。在美国方面，福利于7月7日宣布，美国已完成全部调查，愿意向中国通报进一步的调查结果，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惩罚措施。⁽⁶¹⁾7月22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和国防部副部长哈姆雷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调查表明没有人有意将中国使馆确定为袭击目标。哈姆雷说：“最初的错误出在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确定目标的方法。如果我们早知道他们用以确定目标的方法是靠不住的，我们就不会去轰炸那个目标了”，云云。⁽⁶²⁾

中美双方代表在7月15—16日、28—30日分别举行了关于“炸馆”事件的两轮谈判，在第二轮谈判中，就中国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承诺将尽快向中国政府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费。双方还决定将继续举行有关中国使馆财产损失赔偿的谈判。这一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之间因炸馆事件造成的紧张关系，表明两国关系的恢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双方开始恢复在商业领域的官方接触和交流。7月27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戴维·阿伦自“炸馆”事件后首次访问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贸易会谈，讨论了去年第1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涉及的减少市场障碍、增进美国出口的问题。双方对会谈的气氛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是在27日，美国众议院批准将美国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延长一年。克林顿总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决定，称这是“两党高度一致的表决”，并再次表示“决心在商业上可行的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⁶³⁾

随着紧张关系的缓和，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时机已到。9月6日，中美双方重开谈判。9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会见记者时，乘着中澳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达成协议的机会，向美国发出了强烈信息。他说：

从今年8月开始，美国就不断传来信息，要同中国恢复进行谈判。最近，克林顿总统专门就中美恢复谈判问题给我写信，我复信表示同意，谈判又开始了。

中美双方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1997年我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本来是要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但是，据说由于美国国会方面的原因没有能谈。今年春天，美国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据说又是因为美国国会的原因没有谈成。中澳两国现在已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协议。中美之间谈得好不好，能不能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⁶⁴⁾

9月11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利用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举行的机会，进行正式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两位领导人把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谈话要点放在一边，开门见山地表示，从“炸馆”以来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美两国关系应该恢复正常，继续前进。⁽⁶⁵⁾

此次会晤中，双方再次确认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江泽民表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破坏了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破坏了中美关系并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事实证明，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绊脚石。克林顿公开批评李登辉，指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给中国和美国都制造了许多麻烦，他愿意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⁶⁶⁾

双方着重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作出了正式恢复谈判的指示。江泽民表示，中方对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中国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希望尽快成功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作出努力。

关于中美关系，江泽民重申中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表示中美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克林顿表示，美国政府和他本人高度重视推进美中关系。他十分希望能促使美中关系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两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⁶⁷⁾

中美首脑新西兰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克服了因“炸馆”事件带来的种种困难，已经全面恢复。

中美首脑新西兰会晤后，两国加紧了关于中国入世谈判的步伐。10月下旬，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应邀访问中国。当时朱镕基总理正在甘肃考察。萨默斯、李侃如等赶赴兰州，于10月24日与朱镕基总理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会晤。会晤虽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气氛“非常有益、热情和坦诚”，对于双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沟通极有好处。⁽⁶⁸⁾10月上旬和11月上旬，中美两国首脑又两次通电话，决定加速完成中美谈判，以期在11月份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之前达成协议。

11月10日，由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本来双方感觉可以在两天之内结束谈判，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谈判表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如服务贸易，仍然有很大分歧。两天谈判结束后，白宫宣布谈判延长一天。第三天，谈判仍然艰难。有消息说，美方表示愿意放弃坚持外资控制电信公司51%的股权，中国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外资以49%为上限。在保险业方面，中国坚持在中国入世5年后才开放，而美国要求以3年为期。在纺织品出口方面，中国坚持输美纺织品配额限制在2005年前取消，但美方说至少必须维持10年。12日的谈判仍无结果。⁽⁶⁹⁾美国代表放风说，他们已经订好了13日回国的机票。但他们实际上不想无功而返。巴尔舍夫斯基坚持要见朱镕基总理，要了解中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想法。⁽⁷⁰⁾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十分关心正在进行的谈判。12日谈判结束后，克林顿出来表示，两国的谈判只剩下一些“具体的”和“少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没有放弃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希望。

中国方面在13日（星期六）凌晨3点15分叫醒了巴尔舍夫斯基，通知她，朱镕基总理将在13日上午会见美国谈判代表。13日上午，朱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与他们谈了90分钟。朱总理鼓励美国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认为协议已经指日可待。这天下午，双方继续谈判，直至14日凌晨。美国大使馆曾表示，可能会在14日凌晨发布消息。但会谈结束后却没有消息。清晨，巴尔舍夫斯基的手下已通知酒店退房。他们把行李都搬上了车，但随后又搬了下来，显然是突然改变了主意。

14日这一天，美国代表团在外经贸部与美国大使馆之间多次往返，显然是不断在向华盛顿汇报和请示。据斯帕林后来介绍说，14日谈判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要求扩大电信、保险和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而中国坚持立场，不肯妥协。他们问克林顿，是否要软化一点立场，以期取得协议。克林顿很干脆地说：“不，你们已竭尽所能了。”美国代表团决定15日离开北京回国。⁽⁷¹⁾

15日清晨，美国谈判代表团的行李已经送到了机场。这时朱镕基总理和中方谈判代表传来话，希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吴仪参加了上午的会谈。朱镕基总理突然来到外经贸部再次会见美国代表。他对有争议的七个问题中的两项作出了让步，但认为美方应当在其他问题上让步。情况紧急，当即，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躲进一间洗手间，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安卡拉参加北约的首脑会议。克林顿同意了朱镕基的安排。⁽⁷²⁾下午，谈判继续举行。3时50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在外经贸部签署。外经贸部部长、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石广生表示，协议的达成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巴尔舍夫斯基说，协议的达成使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固定装置”，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固定。⁽⁷³⁾

签字仪式结束后，代表团随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们。他对双方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赞赏。他指出，双边协议的签署，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他表示相信，这一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由此可见，只要中美双方牢牢把握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我们就一定能够将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⁷⁴⁾

获悉中美之间的谈判顺利结束，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说，他对协议的签署表示高兴，这是美中关系发展进程中意义深远的一步，签署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道路，对美国、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均有益。他还保证立即着手实行协议中美国的最重要承诺：促使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⁷⁵⁾15日，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13年的谈判，中国和美国终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有力的、商业上可行的协议，对此我们备感喜悦。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利于全球贸易体系，有利于美中两国的长期关系。”⁽⁷⁶⁾在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巴尔舍夫斯基还表示，这一协议的签订“会有助于以最本质的方式稳定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美好的事物会显现出来，两国间全面关系的状况也将更加稳定”。⁽⁷⁷⁾

在两国关系复归正常的同时，中美双方于12月16日就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向中方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中国使馆财产损失的赔偿；中方将赔偿美方287万美元，以支付美方轰炸引发的中国民众反美示威中损坏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建筑。⁽⁷⁸⁾

1999年对于中美关系是极不平凡、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一年。这一年在中美关系中上演了令人大悲大喜的活剧。“炸馆”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比1989年和1995年更低的低谷，北京等一些地方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以及对美国使馆采取的做法，甚至使一些美国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这就突出说明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仍然薄弱，两国之间仍然缺乏互信。但这场危机没有持续多久。台湾的李登辉机关算尽，本来想乘着中美关系恶化之机捞取好处，不曾想却帮了中美关系的忙，帮助了两国恢复关系。年底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的达成，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对中美关系又是一个大的促进。这又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确实有着难舍难分的共同利益。经过这一年的反反复复，人们会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