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经贸往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中，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52亿美元猛增到122.73亿美元，年均增长15.08%。中国对美国出口由1979年的5.9亿美元增至44.1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由18.6亿美元增至78.6亿美元（见表1、表2）。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这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而且高于美国和中国各自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根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起，美国就超过了联邦德国而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地区和日本。中美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8%上升到1989年的9.1%。

在80年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除原有的一些农副产品、畜产品、陶瓷和玩具外，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198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16.07亿平方码，金额达22.4亿美元，纺织品和服装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此外，原油和成品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二大商品，每年出口原油量达300—400万吨，并出口一定数量成品油。自1987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轻工业品、有色金属等也有较大增长。

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农产品、化工原料和木材一直占较大比重。仅小麦每年进口量就达数百万吨。8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机电仪表等技术产品的比重迅速增加，由1984年的24%增加到1987年的42.2%，主要品种包括民用飞机、柴油机车、各类电子计算机，以及石油勘探开采，化工和发电设备。⁽¹⁾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施压，实行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对中美贸易造成负面影响。⁽²⁾

表1　1972—1988年中美贸易（中方统计数字）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对外贸易》附录三。

尽管如此，由于布什政府抵制住国会的压力，保持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从而维护了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更给两国的双边贸易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所以在90年代，中美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增长。据中方统计，199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28.4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在18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18%以上。1996年，按各自的统计，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1.6%，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42%。美国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1990年至1996年的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增长速度。（见表2）

表2　1989—2000年中美贸易（中方统计数字）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增长对两国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比较低廉的劳动成本，降低了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格，有助于舒缓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中下层消费者得到实惠。世界银行1994年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就中国而言，数百万工人从事对美出口的加工组装业，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一些技术相对先进的产品，也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中美贸易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以转口贸易为主。即无论中国对美国出口，还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大量货物都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据美方资料分析，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³⁾第二，以加工贸易为主。到80年代中期，一般贸易在中美贸易中仍占主导地位，所占比例在80%以上。随着外国在华投资的逐渐增加，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1986年到1996年，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由5.82亿美元上升到615亿美元，在中国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88%上升到40.72%，年均增长率达59.4%，而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17.2%。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加工贸易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50.8%上升到1997年的71.4%，高于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4.5%，⁽⁴⁾即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为加工产品，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初级产品，加工后再出口。以转口和加工为主的贸易方式，促进了两国贸易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两国贸易统计与贸易实况之间的较大偏离。第三，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中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美国国内生产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如进口这些产品。而中国目前还不能生产大型民航客机等。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玩具、鞋类、纺织品、服装、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根据美国《商业日报》分析，1997年美国零售商共进口15亿双鞋，价值超过134亿美元，其中10亿双是从中国进口的；到1997年为止，中国已从美国订购了387架波音和麦道飞机，价值183亿美元。美国出口的飞机在中国民航飞机中占60%。⁽⁵⁾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与中美贸易同步发展的是美国对华投资。美国在华大规模直接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从1993年起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期，到2000年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1309个，合同投资金额604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02亿美元（见表3）。美资企业在数量和协议金额方面均仅次于香港地区而居发达国家之首。从1998年起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华投资有几个特点：第一，分布领域宽广。美国企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所有领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资正在迅速进入第三产业。第二，大公司投资比例高。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各国公司中，前20名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通用汽车、可口可乐、摩托罗拉、通用电气、柯达、杜邦、雪佛龙、宝洁、纽约人寿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恒康人寿保险。这11家公司的总投资已达75.8亿美元，约占美国在华实际投资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大公司的实力。⁽⁶⁾第三，技术比较先进。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把它们比较先进的技术带进中国，从而带动了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口可乐带动中国软饮料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例。从90年代以来，通用汽车、IBM、微软、摩托罗拉、惠普、宝洁、杜邦、朗讯科技等高科技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逐步实现技术研发本地化。第四，管理规范，水平较高。这些公司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随着资本进入中国，它们也把这套管理办法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相关行业提高管理水平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表3　美国对华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在1989年后的十来年里，中美经贸关系受到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的影响。此外，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比较突出的还有3个问题：贸易平衡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市场准入问题。

贸易平衡问题。⁽⁷⁾从表2中可以明显看出，以1993年为转折点，在此以前，中国连年入超，而从1993年起，中国由入超转为出超，而且贸易盈余大幅度上升，到2000年达到297亿美元。而美方统计显示，从1983年起，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存在逆差，到2000年已经达到838亿美元。这样，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中贸易逆差占了美国外贸总逆差的四分之一。（见表4）

表4　1990—2000年的美中贸易（美方统计数字）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为了弄清楚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差异过大及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1994年，美方同意中方倡议，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下成立双边贸易统计小组，进行专题研究。美方成员由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专家组成，中方成员由中国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的专家组成。双方专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比较了中国、美国和香港地区1992年和1993年的贸易统计数据，处理了几十万条记录，整理了几百套分析表，根据翔实的数据形成了《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和投资工作组贸易统计小组工作报告》。报告认为，美方由于对转口贸易的估算有误，导致高估了对华贸易逆差。

第一，美方的进口统计包括了因转口而产生的增值。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认为，这种转口贸易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1992年和1993年香港向美国转口中国内地产品的增加值分别为52.3亿美元和63亿美元。美方将香港转口增加值也统计成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从而大大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值。

第二，美方的出口统计忽视了对华的转口出口。据联委会专家的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中，经香港转口的只占香港方面统计的1／4左右。1992年和1993年经香港转口的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分别约有18亿美元和23亿美元未被计入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中。

此外，美国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1996年12月5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官员在美国《商业日报》上指出，由于出口不像进口那样能够通过征税为政府带来直接收入，所以美国出口统计可能漏掉了10%以上的记录。据此推算，1992年和1993年美国对华出口统计可能分别漏掉10亿美元以上。

考虑到上述因素，1992年和1993年美方对华贸易逆差分别高估了约80亿美元和96亿美元，即平均高估70%左右。1996年美方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被高估了160亿美元左右。

就统计方法而言，中美贸易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统计的。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认为，目前国际通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货物在该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按原产地统计，便将该国列为原产地国。但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来自进口，该国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并不高。1996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中所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按原产地统计，将这2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实际上是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前面已经讲到，中国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加工贸易出口的扩大。1990年至1996年，中国出口总额从621亿增加到1511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从254.2亿美元增加到843.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2.1%。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由此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而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但美国对东亚整个地区的逆差却变化很小。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从1987年到1995年，美国对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减少到78亿美元，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8亿美元增加到338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上述转移过程，也说明美国对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关系在总体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⁸⁾

知识产权问题。90年代，中美两国间曾因知识产权问题发生三次激烈纠纷，每次都到了贸易战的边缘。

1989年5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发布了第一份“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报告虽然没有将任何国家确定为“重点外国”，却将中国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当年列入“重点观察名单”的总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与此相应，美国也没有发起针对任何国家的调查。1990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发布了它的第二份“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国再次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在1991年4月26日发布的“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中国被确定为“重点外国”，被指责为在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做法中均有不足和缺陷。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专利法》有缺陷，尤其是不对化学品，包括药品和农业化学品，提供产品专利的保护；对首次发表于中国之外的美国作品，不提供版权保护；《著作权法》及有关规则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过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足。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指出，中国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的有效实施。⁽⁹⁾这四个方面正是后来中美关于知识产权谈判的基本问题。

中国对美国的做法感到震惊和不解。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商标法》和《专利法》，已经颁布并且即将实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还规定将计算机软件作为一种特殊作品予以保护。中国也加入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国际公约。此外，中国还依据自己的法律制度，处理了一大批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取得这些进展是难能可贵的，要求中国一下子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高度显然是不现实的。

然而，美国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不给予充分的保护，严重损害了美国厂商的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称，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是惟一既不对美国药品和化学品提供产品专利保护，又不对美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的国家。“中国普遍存在着对各种知识产权的侵犯，造成了美国产业的巨大损失。”⁽¹⁰⁾

美国贸易代表在发起调查后，中美两国进行了数轮磋商。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是按照美国一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是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过渡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不顾中国国情一下子就要求中国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上，这不仅是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争论的焦点，也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最后，谈判集中到了美方一再坚持的六个问题上：专利保护的范围和期限；专利的过渡性保护与强制许可的限制；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条件与期限；对录音制品的追溯保护；对著作权法的修订；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根据“特别301条款”的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应当在发起调查后的6个月内作出是否制裁和采取何种制裁措施的决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期3个月作出有关决定。在美国发起调查6个月后，1991年11月26日，希尔斯宣布，拟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6种商品，包括箱包、服装、鞋类、玩具、钟表等，加征100%关税，价值达15亿美元。中国随即提出了价值达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列入清单的货物包括玉米、棉花、飞机、钢铁和化工制品等。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企业界对这种形势十分不安。12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与中国的谈判再延长一个月。⁽¹¹⁾

正在这时，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有了初步的结果，提出了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草案。这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提供了参考依据。1992年1月初，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吴仪率代表团抵华盛顿进行谈判。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战，中方在谈判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经过紧张工作，1992年1月17日（华盛顿时间1月16日），在美国贸易代表作出制裁决定前的几个小时，中美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即《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保护著作权、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保护电脑、软件、书籍和音像制品的版权。美国贸易代表随即宣布，终止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做法的调查，并取消对中国的“重点外国”的确定。一场贸易战得以避免。

中国对执行1992年《谅解备忘录》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加大了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力度。但1994年6月，美国以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侵权行为失控为理由，再次要求对中国进行6个月的“特别301调查”。这一次，美国针对的是与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激光唱盘等产品的盗版问题，声称中国的侵权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中美两国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共进行了七轮磋商。其间中国在打击音像制品盗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美国仍表示不满，并将矛头指向盗版源头——工厂，特别盯上投资4000万美元生产音像制品的深菲公司。中方认为只要达成协议，可以考虑深菲问题。但是美方说：必须先关闭深菲，才能达成协议。中国为了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先关闭了南京一家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音像制品厂恰恰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中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1994年12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公布了价值达28亿美元的对华贸易报复征求意见清单，并称中国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满足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子、发电机、自行车、鞋、玩具等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两个小时后，中国公布了对美国的报复清单。1995年2月4日，坎特宣布了对华实施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随即作出反应，也宣布了对美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美方清单将原定为28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削减为10.8亿美元，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如运动鞋、箱包等产品则不在其内。相比之下，中国对于美国的报复清单除贸易外还增加了“投资”一项。由于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竭力争取在中国合资生产汽车的许可，因此这将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

清单公布后，在实施清单前的最后时刻，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从美国飞抵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最后阶段的磋商。美国代表感受到了来自国内一些大企业总裁强大的压力，没有再对有关中国立法与执法的问题提出过分的要求，中国也做出了一些务实的让步，在坚持不同意美方在中国独资生产音像制品、软件和出版物等要求的同时，中国允许中美双方以合资的方式生产上述产品。双方的立场逐步接近。

1995年2月26日晚，巴尔舍夫斯基和中国国务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草签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美两国间长达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落下帷幕。⁽¹²⁾

协议签订后，美国的一些企业和行业协会认为中国没有认真执行协议，要求贸易代表对中国施加压力，重新考虑对中国的制裁。1996年4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发布了当年度的“特别301条款”审查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认真执行1995年的知识产权协议，再次将中国确定为“重点外国”。报告说：“在知识产权，尤其是享有版权的唱片、音乐、影视作品和商业软件、游戏软件方面，中国仍然是广泛的侵权场所……中国在制止侵权产品的零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却没有制止在中国的大约31家工厂对CD、影视产品和CD-ROM的非法生产。没有防止侵权产品的出口，也没有兑现准许合法的影视产品进入其市场的承诺。”⁽¹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明提到，这次不需要对中国发起新的调查，只要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现有协议，就可以立即对中国实施制裁。

1996年5月15日，依据贸易法第306条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实施1995年的协议。据此，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征收惩罚性关税，价值30亿美元。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中国外经贸部发布公告，提出了反报复措施。美国贸易代表随即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清单举行了公众听证会，并确定了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除非中国令人满意地执行了1995年的知识产权实施协议，制裁措施将于6月17日起实施。(www.daowen.com)

在此期间，一方面，两国间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三次谈判在紧张进行；另一方面，中国加大执法力度，关闭了15家生产盗版制品的工厂，并宣布不再建立新的CD工厂，停止进口CD压缩机；严厉打击侵权产品的生产者、批发者、零售者和运输者，以及地下工厂和地下影院；海关严查侵权物品，在北京机场扣留了2万张侵权CD和VCD，广东海关查获了1.9万张VCD；就建立音像制品的合资企业、进口美国影片和确保公、私实体使用合法的计算机软件等，确立了规则、程序或下发了通知，表明了中国认真执行1995年知识产权实施协议的意愿和决心。⁽¹⁴⁾

1996年6月17日，就在美方的贸易制裁生效之前，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三个知识产权协议。中美之间第三次贸易战又化险为夷。

市场准入问题。由于中美贸易赤字的存在和扩大，市场准入问题成为美国方面特别关注的问题。美国方面认为，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壁垒，存在非公平贸易的问题。

1991年4月美国提出了中国市场准入问题，6月就此举行第一轮会谈，8月举行第二轮会谈。美方提出了关于减少中国市场准入壁垒的建议案，包括具体行动建议和开放的时间表、设计透明度、进口替代、进口许可证等许多问题，并要求中国在一个月内作出答复。此后，中美双方又经过数轮艰难谈判，双方又一次到了贸易战的边缘，终于在1992年10月10日签署了中美《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在一定的时间内使中国的进口管理体制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美方承诺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并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1993年底中国取消了238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1994年6月再次取消了195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中国还就美国的苹果、小麦、樱桃、家畜进口的动植物检疫放宽了限制。为了推进中国的“复关”，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中美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主要就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了长达3个多星期的谈判，但美国要价太高，以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6年4月，中国政府兑现江泽民主席1995年11月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作的诺言，把中国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4000多种的关税下调30%，使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低到23%；同时，还取消了170多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取消了大部分外资企业的进口减免税收优惠政策。1997年3月，中国外经贸部负责人又表示，到2000年，中国将把关税平均水平降低到15%；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实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已由过去的1247项降低到384项，今后将进一步减少。1997年10月1日，中国再次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涉及总税目73.48%的4874个税号，平均降幅26%，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从23%降低到了17%。这次减税后，中国从1993年以来关税降低幅度已经达到60%；同时，在非关税措施、外贸管理、服务贸易等方面，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与世贸组织原则相一致的重要步骤。⁽¹⁵⁾

尽管如此，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仍然没有多少进展。中美谈判集中在关税、服务贸易和农产品关税配额这几个市场准入问题上。1999年1月，朱镕基总理向来访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银行、保险和农业，以加入世贸组织。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年内中国政府将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从现在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在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中，双方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标准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中国原本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创始缔约国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中断了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1982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资格，并于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5年10月3—9日，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沈觉人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利用列席关贸总协定特别缔约方大会的机会，在日内瓦分别同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共体代表团就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问题进行了首次非正式磋商。1986年7月，中国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复关的申请。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成立，从此，中国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开始了漫长的复关谈判。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中国的复关谈判随即转为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中国申请复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的需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复关对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作为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理应参与制定21世纪世界的经济贸易规则。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的复关、入世谈判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7月提出复关申请到1989年5月中美第五轮关贸总协定双边磋商达成谅解。这期间，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进行了十几次双边磋商，并就中国复关的一些核心问题基本达成了谅解，而且中国工作组通过连续召开7次会议，也基本结束了中国外贸制度的答疑和综合评估工作，中国复关议定书基本成形，无论在多边谈判还是在双边磋商中已基本形成共识——1989年年底结束复关谈判。这一时期美欧等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与统一实施、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和选择性保障条款等5个中心问题。这些基本是中国贸易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未全面涉及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各方面的反应表明，中国复关指日可待。

第二阶段，1989年6月至1992年2月。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对华实行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加之国内经济处于治理整顿阶段，复关的双边磋商和以日内瓦工作组会议形式进行的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入停顿，第8次和第9次工作组会议均为象征性例会。

第三阶段，1992年2月到1994年年底。复关谈判重新启动并进入敲定权利与义务的攻坚时期。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这些都要求加快复关谈判的步伐，尽快参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将于1995年1月成立，中国把复关时间定在1994年年底。中国在谈判中采取了务实和灵活的态度，把一些原则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暂时搁置一边，试图待具体复关条件谈妥后再回头讨论解决。但中国的主要谈判对象国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灵活态度，而是漫天要价，“滚动式要价”，即先提出一些要价，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加码，谋求中国作出新的承诺与让步。中美谈判的焦点在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相互适用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没有接近。

第四阶段，1995年7月至1998年11月。1995年6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11月，中国复关谈判正式转为入世谈判。1996年2月，中美双方举行第十次磋商，中方对美方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世的28项要求逐项作出反应。这些要求是美方在1995年11月提出的所谓中国入世“路线图”。1996年3月，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入世谈判中，中方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2）以乌拉圭回合协议为基础，承担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3）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中美双方此后的谈判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而且包括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市场准入等广泛的问题。

1996年6月14日，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访华，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举行正式磋商。经过4天坦率并富有建设性的会谈，17日双方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一致。这是中美双边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1997—1998年中美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双边关系明显改善。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双方又一致认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的利益”。⁽¹⁶⁾但美国政府仍然竭力谋求中国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在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时，中国方面提出，中国准备与美国达成一揽子协议：中国在包括金融保险业、移动电话业务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让步，并在基础电信方面也作出让步并作出开放时间表方面的承诺，同时要求美国在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1999年底中国入世、取消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制裁、取消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这些方面也作出承诺。但克林顿不肯表示明确态度。⁽¹⁷⁾

第五阶段，1998年11月至1999年11月。1998年年底和1999年年初，中美双方都在准备朱镕基总理访美。起先，双方都希望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因此在1999年2月、3月举行了密集谈判，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也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了进一步承诺。但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强烈反弹，在所谓中国“窃取”核技术和卫星技术、李文和事件、《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等一系列问题上攻击克林顿政府，竭力毒化中美关系的气氛。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下，克林顿总统在是否实行“一揽子方案”问题上又犹豫起来。3月30日，巴尔舍夫斯基为磋商中国入世问题匆忙访华，并受到朱总理的接见。中方提出了一揽子让步方案，主要内容有：废除禁止外资参与通信事业的措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柑橘类和小麦等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中方希望在这个一揽子方案基础上达成协议，并强调，为了达成协议，双方都应该作出妥协。但巴尔舍夫斯基在会晤后发表声明说，两国谈判虽有重要进展，但双方还存在很大分歧。她的访华所传达的信息实际是，在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能否达成协议尚难断定。⁽¹⁸⁾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内部，甚至美国贸易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可以与中国达成“商业上可行的”协议意见分歧。巴尔舍夫斯基知道，商界强烈支持与中国达成一个有实质内容的协议，但国会不支持，因此她的态度也犹豫不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与中国达成协定，其中多半的原因是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商务部是支持的，但财政部犹豫。国务院也是支持的，但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则关注更多。在朱总理访美前夕，这种政府内部的辩论变得相当激烈。⁽¹⁹⁾

尽管如此，朱镕基总理仍于1999年4月6日如期开始对美国的访问，这是15年来中国总理首次访美。6日，朱总理访问洛杉矶。7日下午，朱总理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的谈判地点由北京移到了华盛顿，中国谈判代表龙永图等也先期赴美。7日，朱总理住进布莱尔国宾馆后，克林顿总统临时邀请他晚间到白宫进行家庭式的小范围的非正式会晤，为次日的正式会晤提前进行沟通。双方谈了两个半小时，直到深夜11时半才结束。克林顿告诉朱镕基，目前美国国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声浪很大，除非取得可以抵挡国会议员炮火的“防弹”协议，否则双方最好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如果国会否决中美之间的协议，不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待遇——而这是协议的核心内容，那就将是灾难性的。克林顿还表示，美中双边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建议双方在次日的高峰会谈中至少解决一些市场开放议题，特别是签署农产品检疫标准的协议，并以联合声明的方式锁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作为峰会的主要成果。朱镕基表示同意这一建议。随后，白宫立即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联合声明”草稿，双方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直至深夜。⁽²⁰⁾

就在这天，克林顿总统在华盛顿和平研究所外交政策演讲会上阐述对华政策。他说：

我们的长期战略必须是鼓励中国进行这类发展——帮助中国国内发展成一个强大、繁荣和开放的社会……将中国融入到有利于促进关于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机制中。我们必须创造机会，求同存异，与中国合作，一如我们坚决保护自己的利益。

讲到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问题时，他说：“底线是：如果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美国若对它说‘不’，将是莫名其妙的错误。”⁽²¹⁾

4月8日上午，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在白宫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当两位领导人刚刚宣布，中美将就中国入世谈判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发表联合声明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了把已经达成的内容确定下来，就在会场外向无法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散发了一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长达17页的附件，接着又在网上加以公布。美方这一单方面的行动引起中方强烈不满。陪同朱总理访美的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能否发表联合声明，要看讨论的结果如何。国务委员吴仪也就联合声明问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李侃如提出了严正交涉。⁽²²⁾

当晚，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盛大晚宴，热烈欢迎朱镕基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政要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朱总理的陪同人员共200多人出席了宴会。

4月9日晨，朱总理在下榻的国宾馆与近20位美国参、众议员共进早餐。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当天上午，朱镕基总理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97年3月戈尔访华时在北京举行的。两位领导人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环保方面的合作，为两国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朱总理和戈尔副总统还出席了美国10多家主要能源环保公司负责人举行的能源环保圆桌会议。

当天中午，戈尔为朱镕基访美举行了午宴。两位领导人还出席了中美两个环境意向性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朱总理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采访。当晚，朱镕基应邀出席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协会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朱镕基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对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要价过高，而且对中国缺乏信任，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中国，克林顿总统缺乏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勇气。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正在举行关于农业合作协议的谈判。中方告诉美方，朱总理将于4月10日离开华盛顿，这个日程不会因为谈判进程而改变。9日晚，双方举行了通宵达旦的谈判，终于在10日凌晨达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这是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一揽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在朱镕基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临上飞机前，双方达成了新的《联合声明》，它与美国单方面公布的“联合声明”有了很大改动，篇幅缩短了，关于开放市场的议题达成协议的内容取消了，三个附件也被取消了，但加上了美国支持中国入世的承诺。《联合声明》说，中美两国已经大大推进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共同目标。上述协议及在广泛的市场准入和议定书问题上所取得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欢迎这一重大进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此，朱镕基和克林顿指示各自的贸易部长，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满意地解决遗留的重要问题，并尽快在强有力的商业条件下达成协议。⁽²³⁾

与此同时，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²⁴⁾国务委员吴仪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天上午，朱总理一行离华盛顿继续在美国的访问：当日抵丹佛，11日中午抵芝加哥，12日晚抵纽约。

由于8日美方单方面公布了“联合声明”和附件，中美谈判的具体情况在美国变得广为人知。克林顿总统原来因为惧怕国会的反对才没有下决心与中国达成协议，但在4月13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员会成员几乎一致向巴尔舍夫斯基抱怨，克林顿政府没有乘朱总理在华盛顿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是坐失良机。他们担心，中国会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指责克林顿不签订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他说：“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员查菲说：“你们看到各种有关中国领导人在首脑会谈后气愤的讲话，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将立即与中国重开谈判，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好的协议。⁽²⁵⁾

美国媒体也普遍批评克林顿总统缺乏政治勇气，临事而惧。《纽约时报》引用一名贸易官员的话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统这样后退过。我们到现在还困惑不解。”文章还指出，当白宫在激烈辩论要不要与中国达成协议时，克林顿却忙于别的事情。3月底，巴尔舍夫斯基对北京进行了关键性的访问，但她也不能明确知道，总统到底想要什么。文章又引用一位外交政策助手的话说，克林顿总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首脑会晤上来。⁽²⁶⁾有的文章还批评财政部长鲁宾的“出人意料的保护主义立场”。⁽²⁷⁾

美国商界对克林顿政府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一些大公司总裁和商界代表人物对克林顿临阵退缩表示遗憾，他们互相串联，频繁活动，纷纷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给白宫，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些大出口商还在《华盛顿邮报》作整版的广告，要求政府在朱总理访美期间结束与中国的谈判。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向鲁宾抱怨说，“美国误了班车”。许多学者也向政府表示了这种意向。针对参议员威尔斯通要求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媒体和尊重法制”作为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条件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易明致函《纽约时报》质问说，参议院何不拨款支持两国元首达成的关于中国法制的项目呢？⁽²⁸⁾

美国国会、商界这样强烈的批评是克林顿及其助手始料未及的。4月12日，白宫与20多名对华业务较多的大公司代表进行会晤。会上气氛紧张，几近吵架，有的与会者形容“像着了火似的”。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巴尔舍夫斯基，而对白宫经济顾问斯帕林十分冷淡。斯帕林与美中商会会长柯白激烈地争论起来。柯白责备白宫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贸易协议前畏畏缩缩，踯躅不前，只是因为害怕在国会山会有一场恶战。斯帕林要求与会者保持冷静，并解释说，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协议，他只是在等着一个好的协议。“在这方面我们大家是一致的。”柯白和几个大公司的执行官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不，我们并不一致！”这次吹风会后，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向克林顿建议，请朱总理把中方的谈判人员派回华盛顿继续谈判。⁽²⁹⁾

4月13日下午，克林顿打电话到朱镕基在纽约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谈了约20分钟。克林顿建议，与朱总理再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将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两国将尽快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朱总理表示，在5天之内发表三个“联合声明”，太多了吧。克林顿还建议，两国的贸易代表立即恢复谈判，他们可以现在就恢复，在朱总理去加拿大访问时把谈判代表留在美国，在朱总理回国前就达成协议；当然也可以等朱总理回国以后美国谈判人员立即去中国重开谈判。朱总理选择了后者，这样，双方同意将于4月底以前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³⁰⁾

当晚，朱镕基在由纽约经济俱乐部主办的1500人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就中美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朱总理说，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尽管中美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些在中美交往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并相信中美关系能排除干扰，不断前进。朱总理再次重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威胁论”应当改为“中国机遇论”。中美应该是合作的伙伴。

14日上午，朱镕基总理结束在纽约访问后抵达波士顿，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精彩演讲，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作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解释。朱总理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有理有据，谈笑风生，给在场的1200多名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场反应极为热烈。

朱镕基结束访美后，继续对加拿大进行访问，后于4月18日回到北京。紧接着，美国的谈判小组也就到了北京。4月22日，双方重开谈判，但到4月底，仍不能弥合分歧。于是决定，5月中旬在北京重开谈判。⁽³¹⁾

5月8日，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中，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顿时跌入低谷。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暂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