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和中美联合声明提出的合作计划，两国政府安排了一系列高层互访和相关活动。

——12月15日至19日，中国司法部部长肖扬率领中国司法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是江主席访问后第一个访美的部长级代表团。中美双方就一项双边合作协议框架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17日，美司法部部长雷诺说，美中将在两国首都互设对等执法处，包括在北京设立美禁毒署办事处，以打击有组织国际犯罪和贩毒活动。肖扬19日在纽约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虽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双方在司法领域仍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就关于打击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执法合作问题，关于法律交流与合作问题，关于缔结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这是两国在司法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²⁶⁾

——12月11日至12日，第一次中美两国防务磋商在华盛顿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和美国副国防部长斯洛科姆主持了这次磋商。双方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的防务问题，谈定了1998年内两国的军事交流项目，商定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以及有关人道主义救援事项。这次磋商使两国军方建立起了高层的安全和防务的磋商机制。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对这个协定评价说：“它为美中两国共同工作，促进交流，以及当我们的军队在国际水域接触时如何做出反应规定了路线图。”⁽²⁷⁾1998年1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中国，正式签署了上述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两军代表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赵国钧少将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战略与计划局局长海尔斯顿少将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就与各自海上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以及制约各自海上军事活动的法律制度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认为这有益于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并为今后解决可能出现的海上军事安全问题打下了基础。两国的第二次防务磋商于1998年10月中旬在北京进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安全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对1999年的两军交流计划进行了商讨，一致同意继续进行高层互访，开展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活动，以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²⁸⁾

——1998年3月，由克林顿总统指定和受江泽民主席邀请的美国宗教代表团一行3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问。这样的访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中国宗教代表团也对美国进行了访问。⁽²⁹⁾

——1998年3月下旬，负责军控和防扩散事务的副国务卿霍勒姆访问了中国，与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唐家璇、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就地区安全和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进行了磋商。霍勒姆在4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美国要在不扩散方面达到目的，中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对最近一个时期来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³⁰⁾

年终岁末，助理国务卿罗思于1997年12月23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纵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他讲到，在1997年年初，人们对中美关系疑虑重重：对华最惠国待遇也许难以通过，香港回归后情况如何，等等。但一年下来，“中美关系却得到了整体上的稳定”，江泽民主席的访问是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步骤。这次访问为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营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大背景，在许多领域两国可以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对话，如朝鲜半岛、南亚、波斯湾、环境保护以及一些双边问题。⁽³¹⁾

1998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都为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回访进行了许多准备。3月12日，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宣布，由于中美两国间在一系列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并根据许多人的强烈建议，他决定把对中国的访问提前到6月下旬。提前访华的另一原因是这年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当天，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总统的决定时说：“总统有一系列的原因来考虑访问中国的时间。我们希望保持两国关系的势头，这种关系由于两国高层领导人和代表团，包括两国元首的互访而得以发展，我们希望继续发展这种势头，并继续讨论我们的关系中显然还存在的分歧。”⁽³²⁾

为了为克林顿访华作准备，4月9日、10日，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华进行访问；28日，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来华进行访问。29日，钱其琛副总理会见了她，唐家璇外长与她举行了会谈。会谈前，两位外长签署了关于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会谈后，两国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奥尔布赖特表示，克林顿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经常的首脑互访，以处理双边的、地区的和全球的问题。她说：

不管这是什么问题，地区安全、经济稳定、环境保护、人权、反对犯罪，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不该得到的人手中，美国和中国都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的，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地合作共事。⁽³³⁾

30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奥尔布赖特。后者向江主席转交了克林顿的信，强调，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去年江主席成功访美的基础上，使今年两国元首的会晤获得圆满成功。4月30日，奥尔布赖特访问了中国法官学院，并作了演讲。

但并不是美国所有的人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持赞许的态度。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宣布将于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国内立即就开始了一场旨在阻挠克林顿访华、破坏中美关系的运动。一些共和党议员对1997年10月两国首脑会晤的成果大加质疑，尤其是公开反对两国首脑达成的“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本来这种共识不是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着这个方向推进。可是反对者先是把它曲解为仿佛已经肯定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战略伙伴关系，然后提出，中美两国之间有这么多分歧，怎么会是战略伙伴关系呢？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如果中国也是战略伙伴，那美中关系与美日和美韩关系还有什么区别？他们进而说，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者的关系。当克林顿总统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决定提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国会中许多共和党议员纷纷出来反对。白宫和国会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5月14日，助理国务卿罗思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作证。他指出，最近一年多来，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权、防扩散、经贸、地区安全，都取得了进展，虽然进展还不均衡。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两国扩大了和加深了在战略关系方面的对话，朝鲜问题是这种合作取得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担心，他坚决否认，中美关系的进展是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的。他向国会议员们保证，尽管有许多传闻，但不会有关于售台武器的第四个公报。关于总统即将进行的对中国的访问，他说：

当我们在准备6月的首脑会晤时，我们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坦率的对话将继续进行，我们期待着在各个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虽然是不大的进展。更重要的是，在首脑会晤之后的长时间内我们将继续与中国人进行接触，扩展两国合作的领域，坦率地处理双方的分歧，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³⁴⁾

出于同样目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5月20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针对一些议员对“第四个公报”和台湾问题的担心，谢淑丽着重阐述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她强调：

克林顿政府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是零和游戏……台湾的未来是要由海峡两岸人民自己来决定的问题……但美国对于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是和平的这一点有着长远的利益，并表示持久的关注。我们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此相应的是，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或台湾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

坎贝尔强调，美国的“战略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接触，努力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参与者，同时维持《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规定的我们对台湾的义务”。他还说，中美军方的交往是与中国全面接触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列举了美国军方所追求的目标，并说，接触政策的目的是“用积极的对话和外交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接触并不等于顺应，也不排除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显然，克林顿总统1996年3月派遣航空母舰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³⁵⁾

在阻挠克林顿访华的运动中，一些共和党议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美国向中国“转让导弹技术”的问题，对中美两国之间正常的空间技术合作进行攻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998年3月，《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披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似乎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达成一项“拟议中的导弹协议”。据称，政府建议解除美国对198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对中国的制裁，给予整体总统豁免权，取消现在所要求的那种逐项豁免权，从而允许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政府还建议增加中国发射的美国卫星数量。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限制中国的导弹出口。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注意。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4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其中说，从1991年以来，休斯公司和劳拉公司给民主党的捐款是250万美元，而给共和党的捐款是100万美元。该两公司不断给克林顿总统写信，敦促总统在1994年下半年取消了美国因中国1992年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对中国的制裁；敦促政府由商业部而不是由国务院来主要负责对出口卫星的审查，因为商业部更多考虑商业利益，而国务院更多考虑国家安全，果然克林顿在1996年3月批准由商业部来主要负责此事。1996年2月15日，运载价值2亿美元的劳拉公司卫星的中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2秒钟后因事故而爆炸。4月，一个以劳拉公司的科学家为首的事故调查委员会来到中国，帮助调查事故原因，班子中包括了休斯公司的两名专家，以及英国和德国的专家。5月10日，委员会完成调查，火箭爆炸的原因是在电子控制系统的电焊问题。委员会长达200页的报告在未经国务院允许的情况下也给了中国方面，而在该报告中讨论了其他技术问题，诸如火箭的导向和控制系统。⁽³⁶⁾一些国会议员子虚乌有地提出指控说，休斯公司在帮助分析事故中向中国方面转让了先进的制导技术，“提高了核导弹的命中精确度，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他们进而说，克林顿政府允许美国公司继续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是“两国政府之间某种交易的结果”，暗指克林顿政府为换取竞选资金而放松对卫星出口的控制。⁽³⁷⁾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表示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向中国转让卫星和军事技术的问题，以及民主党得到非法捐款的事件。他们甚至企图使用立法手段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以此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5月20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禁止向中国出口导弹和卫星的议案。21日，一些众议员致函克林顿，以美国公司可能向中国出口敏感的导弹技术问题尚未查清为由，要求他取消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尤其利用中国发射美国商用卫星和所谓关于“政治献金”的指控，认为总统此刻访华是不恰当的。金里奇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节目中说：“在我们知道所有那些事情的真相以前，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是不合时宜的……两国政府都会为会晤感到尴尬。”⁽³⁸⁾6月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开始就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进行听证。

美国国会一些人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火箭技术日趋完善。80年代，中国火箭走上世界卫星发射市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先后使用质量可靠、报价较低的中国火箭来发射本国卫星。从里根政府1988年正式批准美国卫星进入中国发射市场，到1998年5月中国火箭已发射了20多颗美国卫星。1998年5月2日，中国研制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又一次将两颗美国铱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完全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行为。

克林顿政府回击了国会一些人的指控，坚持总统应该如期访问中国。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谴责众议院的上述表决说，这是“强硬派作出的机械反应，而不是对外交政策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估”。这样做意味着对在里根执政时孕育并由布什政府首先执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令人吃惊的摈弃”。五角大楼发言人培根也对众议院表决提出批评，指出，这将使美国在通讯领域的主导地位受挫。他说，美国缺少把商业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只要遵守正常的程序，就不会导致美国技术被泄露。⁽³⁹⁾克林顿总统则在5月21日接受《今日美国报》专访时表示，尽管一些议员要求他取消6月访华计划，但他仍将按期访华。他指出，取消北京之行将是“一大错误”，同中国继续建立伙伴关系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⁴⁰⁾24日，伯杰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驳斥了关于克林顿政府以美国的卫星技术与中国的政治捐款作交易的指控。伯杰说，总统对与中国开展卫星合作予以特批并没有政治考虑，这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的“最佳的决定”，总统关于让中国公司发射美国卫星的决定“没有牺牲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认为国会最近的行动是为时过早和情绪化的。⁽⁴¹⁾26日，克林顿又在白宫玫瑰园记者招待会上驳斥了要他取消或推迟访华的论调。他说，“我们现在有广泛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中已经拥有的伙伴关系是正确的，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推迟访问将是一个错误”。⁽⁴²⁾6月3日，伯杰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警告说，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提议一旦成为法律，将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并将极大损害中美关系。他指出，这项由里根总统开始、由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继续执行的卫星发射出口政策是对美国有利的。应当从事实出发，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作出判断，而不是感情用事。⁽⁴³⁾5日，商务部长戴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针对1996年政府作出的将发射卫星的主审权由国务院转归商务部是“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指控，他回顾了1990年开始的、并得到国会支持的这一审查过程，指出，当时布什总统的意思是，他希望使“出口许可证决定变得更加可以预料和及时”。由国务院负责和由商务部负责的区别在于，由后者负责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审查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样有联邦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参与，这种审查与国务院审查一样“是彻底的和审慎的”。他同时指出，“对高技术的出口加以尽可能严格的限制并不一定就是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好途径”，现行的政策是在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发展起来的，它考虑到控制高技术出口中方方面面的因素。美国真正垄断的高技术是有限的。过于僵硬的控制将驱使人们从别的国家得到技术，使美国的公司变得缺少全球竞争力，使它们缺乏创造性，这才真正损害国家安全。⁽⁴⁴⁾

美国有识之士也纷纷仗义执言，对一些国会议员的无端指控进行驳斥。6月5日，《华盛顿时报》发表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的文章。其中说，允许美国公司利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并没有允许技术转让，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也没有提出过技术转让的要求。1996年美国政府并未批准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向中国提供改善其太空发射和导弹能力的信息。11日，前国防部长佩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卡特在《今日美国报》上联合发表署名文章说，关于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争论是发生在华盛顿的“杯水风波”。克林顿政府批准这样做并不涉及敏感技术，况且是沿袭前任的做法。如果把这种商业技术上的争论错误地定性为事关国家安全，进而危及富有成果的中美关系，这不仅是帮倒忙，而且是危险的。⁽⁴⁵⁾

6月11日，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发表题为“21世纪的美中关系”的讲话，这是他执政6年来第二次专门就两国关系发表讲话。他说：

美中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决定，新的世纪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否是安全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世纪……一个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承担起建设更和平的世界的责任的中国，显然是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所有美国人都同意这一点。(www.daowen.com)

讲到美国对华政策时，他说，有的人主张孤立中国，以免它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敌人；有的人认为商业联系肯定会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民主。而本届政府选择了不同的做法：既扩大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也直率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这是“既有原则、又切合实际的政策”。孤立中国的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甚至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都不支持这样做，结果美国不是孤立了中国，反而会孤立了自己。而且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使世界更安全，相反，只能使世界更危险，并将破坏美国稳定亚洲的努力。他详细讲到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努力和作用以及美中两国在其他各方面的合作，表示，“在所有这些紧要的领域，与中国共事是推进我们利益的最好的办法”。但他也讲到了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并称，当他访问中国时，他将尽力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敦促中国领导人。⁽⁴⁶⁾

尽管克林顿政府努力说服国会，国会中的反对声浪仍然非常强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赫尔姆斯，这位习惯于对克林顿政府说“不” 的大人物，6月11日指责政府为了保持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导弹出口置若罔闻”，使中国不受制裁，并允许中国公司发射美国卫星。6月13日的《纽约时报》又无中生有地说，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军方借用了美国为民用目的出售的卫星向中国遥远边境的国防军发送信息。⁽⁴⁷⁾颇有些好莱坞大片故事的味道。

6月17日，分属两党的3位前总统福特、卡特和布什以及历届政府的8位前国务卿、6位前国防部长、5位前财政部长和5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万斯、黑格、舒尔茨、切尼、斯考克罗夫特、贝克、伊格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莱克、佩里、鲍威尔（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联名发表致国会的公开信，信中说：

不与中国接触，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成功。与中国接触，是自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以来美国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它得到尼克松以后两党历届美国政府的支持。克林顿总统即将进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是这项政策的继续。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对亚洲说来紧要的时刻对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于亚洲的重要性的确认。因此，这次访问必须如期进行。

亚洲近来的一些事态发展，如亚洲的金融危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使中美的战略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中国继续开放并改革其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样符合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使中国继续享有正常贸易待遇来促进这种至关重要的利益。

公开信还写道，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近来又有一些传闻，国会正就此进行调查。但这不应当成为铸造一项前后一致的对华政策的障碍。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都在显要版面以半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6月22日，两位著名的中国学家何汉理和罗迪应邀在白宫会见记者，就克林顿总统即将访华进行吹风。何汉理指出，中国的活力、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以及由此造成的困境，使得中国很难被理解、被报道和被预测。克林顿的访问将使他有机会了解中国的这种复杂性。总统将看到，“现在中国社会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自由”，他也将看到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大家对中国的活力和复杂性有了更好的了解，那就是对美中关系的重大贡献”。罗迪说，中国货币稳定，经济增长，对外资“非常、非常开放”，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该地区别的国家和地方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非常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工作。⁽⁴⁸⁾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克服了国内反对势力的重重阻挠，开始了对中国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这是对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的回访，也是美国总统从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他也是自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以来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他还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在任的民主党总统。

6月25日晚，克林顿一行抵达西安，26日在西安参观访问。26日晚，克林顿一行由西安抵达北京。27日上午，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主持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联合主持了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实况转播，这在中国也是没有先例的。招待会后，朱镕基总理为克林顿举行工作午宴。午餐后，两国元首继续会谈。双方决定，中美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表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江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妥善处理它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克林顿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双方认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有着广阔的互利合作的前景；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全球安全和反扩散问题的对话，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双方同意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进行人权对话。会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27日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及其一行。

27日，两国元首发表了三项联合声明：

——《关于〈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双方作为《公约》缔约国，强调《公约》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完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赞成全面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决心严格遵守《公约》的各项规定，认真、全面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生产、储存生物武器，并反对生物武器及其技术和设备的扩散。两国同意努力加强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与交流，积极参加并推动和平利用生物技术的工作。

——《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认识到，《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在解决由滥用地雷而引起的人道主义关切方面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将努力尽早批准上述经修订的“议定书”，并敦促其他各方批准。两国承诺加快全球人道主义扫雷行动，以期尽早消除杀伤人员地雷给无辜平民带来的威胁。

——《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说：双方同意在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内并与其他国家继续密切合作，以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促进印、巴和解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安理会有关文件所确定的措施，再次要求印、巴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化或部署核武器，停止试验或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导弹。两国还表示，“坚定承诺致力于在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核不扩散领域进行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⁴⁹⁾

此外，两国还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⁵⁰⁾

28日，克林顿总统及其一行游览了慕田峪长城和故宫。当晚，江主席在中南海瀛台与克林顿总统话别，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及夫人、女儿游览长城

29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赞扬中国政府坚定地承担了地区和世界的责任，阻止了亚洲货币的新一轮贬值。29日下午，中美两国有关公司和机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签字仪式，共签署了总额近20亿美元的7个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在此之前，中美双方的有关公司和机构已于22日至26日签署了总金额达10.2亿美元的5个大型经贸合作项目协议。双方还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与朱镕基总理

29日晚，克林顿总统抵达上海，开始他对中国的第三站访问。30日上午，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法律、教育、文艺和宗教界人士进行座谈。当问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外，我们并不认为台湾应该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⁵¹⁾应当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的新政策，美国高官曾经数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克林顿本人在与江主席的会谈中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立场，但由总统自己亲口公开说出来，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在克林顿访问之前，台湾方面十分担心中美之间会签订第四个公报，一直敦促美国不要把“三不”用文字形式肯定下来。因此，克林顿的这番讲话无疑是对台湾的一个冲击。台湾高官一方面力图降低其意义，说什么“美国已行之有年、且毫无新意的所谓‘三个不支持’这些都是我方老早就知道的”，同时又责备克林顿的表态。如“行政院长”肖万长说，随时欢迎美方与我们会谈，“不需要作这样的发言”，“外交部”官员也说，“美国此时重复‘三不’的说法并无必要，且对美国政策的实质也无所增减”。⁽⁵²⁾7月1日，克林顿继续在上海访问。他出席了有500多位企业家参加的早餐会并发表讲话，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居民小区。

2日，克林顿一行抵达中国之行的第四站桂林。当晚，他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香港。他是访问香港的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7月3日，他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访问作了总结。一方面，他指出了两国在地区安全、法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并认为通过这次访问“已经将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加积极和更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又表示，“要直率地、有力地但尊重地就我们的价值观问题与中国打交道”。⁽⁵³⁾4日晨，克林顿圆满结束了对中国历时9天的访问，离香港回国。回国途中他在飞机上同记者交谈时说，他的中国之行“是令人着迷的”。他希望美中两国今后定期举行首脑会晤。⁽⁵⁴⁾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回访对两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的重要战略基础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在冷战结束、先前的战略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出现了相当混乱的看法，认识的混乱导致了政策的混乱，克林顿政府头几年的对华政策正是这样。但形势比人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教育了人们，中美两国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只有继续发展的理由，没有倒退或弱化的根据。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表达了双方政府和领导人要把两国关系建筑在新的战略基础之上，继续加以改善和提升的强烈愿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发展，两国关系才能在此后数年中经受住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