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到1996年春，台湾当局举行了多次军事演习。1995年5—6月间，台湾举行了“平实6号”、“先锋”、“昆仑2号”和“同心7号”4次不同规模的演习。1996年1月底举行了“鱼鲨行动”反潜作战演习，2月初，又在屏东县举行了实弹演习。此后不久，又在花莲外海进行了反潜和防空演习。⁽¹³⁵⁾为了震慑“台独”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七八月间在台湾岛以北东海水域进行了两次导弹演习。1995年12月19日，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驶经台湾海峡。当美国官方在事情过后6个星期披露此事时，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气象原因所致；这个决定是由太平洋司令部作出的，没有请示华盛顿。不管怎样，这是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航母第一次驶经台湾海峡。1月3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外国船只可以在这里“无害通行”，但鉴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形势，中国对美国航母通过这一敏感海峡“表示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希望台湾海峡地区保持稳定，反对任何外国干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995年七八月的军事演习后，美国国会要求克林顿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国会报告所发生的事态。克林顿致函国会说：中国的军事演习只是要“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一种政治信息，而不是准备立即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他不必向国会作出报告。尽管如此，国会中的压力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1月31日，有的国会议员已经提出要通过决议，要求总统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并要求总统向国会报告美国如何保卫台湾免遭中国大陆的导弹袭击。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通过一项文件，批评政府的模糊政策，指责政府“为中国对台湾的恃强凌弱开了绿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在主席共和党人汤姆斯的主持下决定从2月7日起举行关于台湾问题的听证会。⁽¹³⁶⁾

在国会这一听证会前，2月6日，有记者问国防部长佩里，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将作何反应。佩里援引《与台湾关系法》说，这将是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之事”。他说，他不认为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对中国的军事调动表示“关切”。⁽¹³⁷⁾

1996年3月5日，中国新华社受权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3月8—15日在东海南海的确定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当日，美国国务院约见李道豫大使，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注，国务院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白宫新闻秘书麦柯里称，导弹发射训练“不是消除两岸分歧的最佳办法，无助于维护地区稳定，是挑衅性行动”。6日，麦柯里又说：“总统强烈地感到，美国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则说，“如果试验出现失误，那将引发某些后果”。⁽¹³⁸⁾

8日，人民解放军向台湾的两个主要海港基隆东北21海里和高雄西南30海里海面进行了导弹演习，3发东风-15短程导弹射向该两地区。3月15日，又一发东风-15导弹射向台湾西南海域。前后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3月12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进行了海空实弹演习。3月18日至25日，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海陆空联合演习。

3月9日，星期六，中央情报局局长德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里卡什维利、国务院的克里斯托弗与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莱克与伯杰聚集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佩里的办公室。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导弹演习是对美国信誉的挑战，如果美国不作出一定的反应，国际上对美国是否坚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就会产生怀疑，美国必须显示它的台湾政策背后的军事决心；不仅如此，美国如不作出反应，东亚国家将会怀疑，美国还是不是东亚的积极角色，美国还是否打算履行它对东亚国家的安全承诺。他们认定，美国对中国的导弹演习必须以展示武力来进行回答，在国外，这可以使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放心，以示美国是靠得住的伙伴；在国内，这也是对国会的一个表态。与会者的共识是，一定要做些事情，但又不要使形势更加恶化。国务院提出，要派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去，但佩里认为一个不够，要派两个。他说，派两个航母编队是一个信号，表明“西太平洋的安全和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那里实现我们的利益”。但会议决定不将航母编队派到台湾海峡，而是在台湾近处的公海进行观察。佩里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说：“北京应当知道，而这也将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在西太平洋最强大的、首要的军事大国是美国。”⁽¹³⁹⁾这天下午，上述人员向总统作了汇报，克林顿认可了他们的主张。

10日，星期天，克里斯托弗在全国广播公司“面对媒体”栏目中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宣布，以“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将在几天内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在必要时“处于能提供帮助的位置”。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将面临“确实严重的后果”。他还说：“我们已经向中国人清楚表明，如果他们试图通过武力而不是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那对我们将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我们已经尽可能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了，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方面作出任何错误估计。”他同时又说，美国政府仍然决心执行与中国领导层接触的政策。但他没有提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同日，莱克重复了有关“严重后果”的警告。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并得到国防部证实，克林顿总统命令“尼米兹”号航母特混舰队从海湾地区驶往台湾附近水域，并同“独立”号航母汇合。这两个航母战斗群由13艘战舰和150架飞机组成。这是美国自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也是在3月11日，正在智利访问的佩里在解释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时说：“我们不相信中国打算进攻台湾。我们不认为在那里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把增加在那里的海军存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¹⁴⁰⁾次日，国防部又宣布，派往台湾附近水域的美国航母编队将滞留在台湾西北水域，而“邦克山”号巡洋舰将滞留在台湾以南地区。国防部发言人称：这些调动是为了“确信，中国人对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不会作出任何错误的估计，并向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再次表明，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的利益所在”。⁽¹⁴¹⁾洛德在这天晚上对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说，美国在那里的海军集结是“为了向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朋友表示，那里的稳定与和平和我们休戚相关”。他还说：“我们没有处在战争边缘。”⁽¹⁴²⁾

3月11日，伯杰与塔尔诺夫前往纽约，在一家饭店秘密会见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他们向丁懋时解释美国派遣两个航母编队的意图和目的，要求台湾当局不要误解这一行动，不要乘此机会采取挑衅性行动。这种行为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一场冲突，这对台湾的安全也没有好处。他们指出，台湾的民主化加强了美台关系。但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需要谨慎地加以经营。稳定的中美关系比本地区的紧张状态更符合台湾的利益。丁懋时向伯杰与塔尔诺夫表示，台湾非常感谢美国的支持，无意挑衅北京，并将与美国完全合作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台双方都表示要对这次会见保密。此次会见7个星期后才被台湾媒体所披露。⁽¹⁴³⁾

3月11日，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派航母驶近台湾海域的问题说，只要外国势力不支持、不纵容台湾岛内一些人搞独立、分裂，就不用担心海峡两岸的形势紧张；反之就会出现紧张，这对美国未必有什么好处。如果有人叫嚷要让美第7舰队介入两岸事务，甚至提出要“保卫台湾”，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事。⁽¹⁴⁴⁾

李道豫大使与前总统布什

美国国会对中国导弹演习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上旬，由40名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政策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美国应该承诺“保卫台湾”，并阻遏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进攻或封锁”。⁽¹⁴⁵⁾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在台湾3月23日领导人选举后向台湾的领导人发出访美邀请。⁽¹⁴⁶⁾

3月14日，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就台湾海峡危机作证。他说，中国政府的军事演习和导弹演习“是为了给台湾当局发出一种信息：中国要遏制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努力”，而不是“直接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但他说：“虽然中国和台湾都不希望军事冲突，但这样一种危险是存在的：误解和强烈的感情可能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甚至不可意料的冲突。”洛德还表示：

在敦促北京保持克制的同时，我们同样向台湾领导人清楚地表示，保持克制是符合他们利益的。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的挑衅。我们强烈敦促双方恢复高层对话……我们同样告诉台湾当局，我们期待他们不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各方的利益都冒风险的行动。⁽¹⁴⁷⁾

洛德的证言部分是为了回答一些议员的责难。但他显然没有能说服国会议员。3月19日，众议院以369票对14票通过第148号决议，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海峡事态的“模棱两可”态度，敦促美国政府协助“保卫”台湾，“使之免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导弹袭击或者封锁”。21日，参议院以97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克林顿政府“鉴于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重新研究“使台湾保持充分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物资和服务，并与国会协商，一旦演习变成真正的威胁如何应对的问题。但议案也要求台湾继续保证和平解决两岸关系问题。⁽¹⁴⁸⁾中国政府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了强烈抗议。

3月15日，中国方面在完成预定的演习课目之后决定结束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导弹演习。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称，“中国今天决定结束在台湾岛海域发射训练意义重大”。17日，李鹏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时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涉。如果有人想在台海炫耀武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强调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但中国绝不能接受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家的做法。⁽¹⁴⁹⁾20日，新华社宣布，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空实弹演习已经结束。25日，新华社宣布，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陆海空联合演习已经结束。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在中国结束演习数日后，“独立”号航母返回了它在冲绳的基地，“尼米兹”号返回了华盛顿州不来梅顿基地。⁽¹⁵⁰⁾美国并向台湾方面施加压力，促其取消了原定在4月举行的马祖地区的射击演习和5月举行的“汉光12号”三军实兵对抗演习。⁽¹⁵¹⁾此后，台湾海峡形势迅速缓和下来。

这一次台湾海峡事件与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主要的相同之处在于，从中国政府方面说，都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沿海的岛屿；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准备解放台湾了。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的说得很明白：为了反对李登辉等一小撮人的“台独”倾向，没有作出任何要对台湾动武的表示，美国和台湾当局也不认为这是军事冲突的前奏。⁽¹⁵²⁾因此就事件的性质来说，它显然不如前两次台海危机那么严重。但此次事件对美国政策却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

首先，台湾海峡事件对克林顿政府和国会都有一种强烈的镇定作用，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中国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稳定中美关系，并且采取行动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克林顿政府开始认真地思考和调整中美关系，从而使冷战结束后一直波动不已的中美关系初步得到稳定。中美关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互相竞争的不同利益的不完整的混合体，它应当有一种结构，有轻重缓急。⁽¹⁵³⁾从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银河”号事件、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一直处在持续的紧张状态，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令人应接不暇。台海事件十分突出地暴露了这种摇摆不定、前后不一的政策的危害，一些学者和前政府官员纷纷指出了这一点。基辛格写道：“美国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正是由于政府未能提出一项前后一致的战略才使得它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在中国失去了信誉，在国内妨碍了一致意见的形成。”⁽¹⁵⁴⁾黑格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混乱，“造成美中关系空前紧张的原因是，美国政策鼠目寸光，缺乏战略性。政府总是按照利益集团的步子跳舞，无法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1996年1月起，由莱克主持、国务院和国防部等部门参加，克林顿政府进行了一次对华政策检讨，于4月中旬基本形成一致。1996年5月13日，国防部长佩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阐述预防性防御的观念的演说中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我们与它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也有强烈的分歧……我们相信，事关战略意图时，接触几乎总是比漠视要好。”他强调了两国军方实行接触的重要性。⁽¹⁵⁵⁾16日，克林顿总统在对美国亚太裔名人聚会的讲话中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说：(www.daowen.com)

我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我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我同样承认，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各方作出的这样一个承诺：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分歧将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予以解决。

我希望我们两个国家间增进了解。我意识到，我们哪个国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我们对将来会是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以求相互了解，并合作共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致力于保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什么我要建立一种更好的关系。⁽¹⁵⁶⁾

第二天，5月17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对外交政策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的一次聚会上讲话，系统阐述对华政策，这是克林顿当政3年多以来政府高官第一次专门系统阐述对华政策。他一开头就说：

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通过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体系，我们就能确保中国发展成国际社会一个强大的和负责任的成员，这将增进我们的以及中国自身的利益。

他指出，从朝鲜半岛到南中国海，“中国将在决定亚洲是安定还是对抗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对于亚洲的继续繁荣，以及我们自己的繁荣将越来越起到关键的作用”。他承认，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他强调：“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并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寻求解决我们的分歧。”他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来由，并说，这个政策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着“持久的价值”，三方有共同的责任来维护它。当然，他也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他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希望两国内阁一级的官员定期磋商，讨论双边关系中从贸易到人权的各种问题。⁽¹⁵⁷⁾

克里斯托弗的这一讲话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经过3年多的犹豫、彷徨和反复，克林顿政府已经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取得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善中美关系，如同1978年夏卡特总统下了决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样。此后，中美两国间的往来密切起来。7月6日至10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莱克。莱克还会见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外交部长钱其琛，并与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双方认为，应该用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双方还就高层互访、各个级别的对话、双边贸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莱克在离京前于10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此行为两国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奠定了基础；双方建立起一种“共同期望的纽带，旨在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如何为今后达成协议创造条件”。⁽¹⁵⁸⁾莱克访华的重要意义在于恢复了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对话。从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两国不断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交涉，中美关系被碎片化了，相互之间没有战略对话。现在，两国间的这种对话恢复了。⁽¹⁵⁹⁾中美关系重又被两国领导人置于地区和全球的背景之中，两国间的短期利益重又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使两国关系在此后数年中能够经得起风浪。

莱克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持续改善的势头，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不断，那势头宛如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后的1979年和1980年。这些互访中包括国防部长迟浩田（1996年12月5—18日）、副总参谋长隗福临（1997年2月）、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7年4月28—30日）、外办主任刘华秋（1996年12月16—19日，1997年10月8—10日）访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6年11月19—21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2月24日、25日）、副总统戈尔（1997年3月24—28日）、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里卡什维利（1997年5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1997年8月10日、13日）、财政部长鲁宾（1997年9月25—26日）、商务部长戴利（10月8日、9日）访华。台海事件后，访问中国的美国参众议员剧增。曾任参议员的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也竭力推动国会议员访华。1996年有39名议员访华，而在1997年1—2月间，有20%的议员（近100名）访问了中国，包括众议院议长金里奇。⁽¹⁶⁰⁾两军交往也得以恢复，199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哈尔滨”号、“南昌”号和“珠海”号先后访问了珍珠港和圣迭戈港。美国海军将领高度评价这次访问，称访问开创了两国海军之间的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时期”。⁽¹⁶¹⁾5月1日，中美两国又就香港回归以后美国军舰继续在香港停靠达成协议。

其次，美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在此后数年中采取了极力维持现状的政策。上文已经提到3月11日伯杰与塔尔诺夫与丁懋时的会见。美国政府此后反复强调，反对海峡两岸中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现状。克里斯托弗在上述5月17日的讲话中就说：“台湾在谋求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时，它应该以与一个中国政策相一致的方式追求其目标”，“避免挑衅性行动，避免采取可能改变现状或会给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威胁的单方面行动，是至关重要的”。⁽¹⁶²⁾美国政府官员在私下也清楚地告诉台湾官员：不要以为你们有一张空白支票，不论你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¹⁶³⁾台湾的“务实”“外交”不能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不能谋求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这就是美国向台湾发出的明确信息。前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在台海事件当中就写道：“克林顿政府必须铸造一个前后一贯的对华政策，并说服国会不要破坏它。我们必须提醒台湾，它没有一张用美国人的血来填写的空白支票。”⁽¹⁶⁴⁾

在台湾领导人过境签证问题上，克林顿政府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1997年1月，台湾的“副总统”连战要求过境签证，国务院要求他不在美国从事任何公开的活动。当他的发言人在洛杉矶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国务院要求他缩短在美国逗留的时间。1997年9月当李登辉再次要求过境签证时，国务院同意他在夏威夷过境，但不许他会见任何夏威夷州的官员。1996年3月末，当台湾官员到华盛顿商谈军售时，克林顿政府没有同意新的军售。⁽¹⁶⁵⁾

为了维持台湾海峡现状，降低海峡地区的紧张状态，避免使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美国改变了过去对台湾海峡现状的观望态度，多次敦促台湾方面尽快与大陆恢复对话。先是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美国“有限介入”的设想。包括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何汉理等都提出过类似设想。他们提议，大陆与台湾签订为期50年的协定，大陆保证不进攻台湾，台湾保证不独立，美国为协定作保。他们的说法稍有不同，有的用“中程协议”，有的用“临时措施”，有的用“中程安排”，但都是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类过渡性安排作为避免军事冲突、保证台海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种措施。1999年3月23日，助理国务卿罗思也提出了类似构想。但台湾方面对这些提议表示反感。他们认为美国方面这样做是违反了1982年7月美国向台湾作出的6项保证。⁽¹⁶⁶⁾

第三，美国政府感觉到，在台湾海峡地区仍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而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关系。从1979年以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趋向缓和，虽然美国的军方也设想过战争的可能性，但一般认为，那不是现实的可能性，除了一些应急措施没有更多的准备。而此次台海事件后，美国政府把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列入了他们的考虑之中。⁽¹⁶⁷⁾有的学者写道：“1996年春的对峙，暴露了美国在能力与策划方面的不足。首先是情报方面，尽管前几年已经出现一连串能说明问题的信号，但直到军事威胁直逼美国，美国未曾察觉或认真应对。随着危机发展，清楚可见美国对于两岸情况的了解和美国监视两岸军事部署的能力有很大的差距。最后，美国还缺乏作战计划。台湾与美国之间有某种非正式的接触，但是从未讨论过彼此联络的方法与联合作战等问题。3月危机令美国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索所有这些问题。”⁽¹⁶⁸⁾从此，美国军方不事声张地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关系，包括武器销售；在美国的国防大学和军事院校中培养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的台湾军事人员，台湾军事人员还在美国各大思想库和一些大学进修，⁽¹⁶⁹⁾课程包括区域和国家安全、全球趋势分析、军事理论等；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军方共享情报，美国军方向台湾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包括对台湾军事演习的建议。随着90年代中期F-16战斗机开始交付，美国发起了一个“软件计划”，即帮助改造台湾军队，使其从人员编制、作战思想、训练、后勤给养、维修保养等等方面都能适应新的更加先进的武器。⁽¹⁷⁰⁾美军还派出专家组到台湾，对台湾的陆、海、空军分别进行军力评估。从1997年起，美台之间还发起了所谓第二管道“蒙特利尔〔加州〕会谈”，美国方面以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为首（当时是坎贝尔，后来是他的继任者史密斯和布鲁克斯），参加人员包括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台湾方面由“副参谋总长”为首。这种会议每年举行两次，一次在年底或年初，一次在6—7月份。对有关军事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成为美台之间就军事问题进行沟通的一个正式机制。会谈的情况则绝对保密，连无孔不入的美国报界也不能窥其一斑，因此详情不为外人所知。⁽¹⁷¹⁾

台海事件对美台关系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在给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的问题上，实际上是白宫否决了原先国务院的主张，国务院对此当然不满。原来国务院通知台湾方面，李登辉的讲话必须是非政治性的，台湾方面也作了相应的保证。结果李登辉的讲话是高度政治性的，国务院颇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并且产生了对李登辉本人的不信任感。台湾利用国会与行政当局的矛盾，通过游说国会来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这种做法又在行政当局中，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中引起反弹。此后他们对台湾方面的要求采取了更不情愿的态度。⁽¹⁷²⁾用一些台湾学者的话说，李登辉访美后，台湾当局与克林顿政府“渐行渐远”。

台海事件对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尽管克林顿政府此后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国会还是不满足，觉得政府“太胆小”。有人认为，在对华政策上，政府与国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一致越来越弱，因此国会觉得要在对华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¹⁷³⁾此后，国会更关注售台武器问题，并一再要求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直至1999年提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

第四，台海事件对日美安保同盟的“再定义”也有一定影响。日本担心，一旦台海局势紧张，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将受到严重影响。3月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对记者说，他已经命令进行调查，中国的演习“是否会对〔亚洲的〕海上运输线产生负面影响”。他抱怨日本的船只和飞机被迫改道，表示他的政府“对形势表示极大的关注”。⁽¹⁷⁴⁾毫无疑问，台海事件不是美日安保条约再定义的主要原因。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先前针对苏联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而两国80年代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两国都有抱怨，商业利益的竞争削弱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加之冲绳出现的反美浪潮；朝鲜半岛的局势，等等原因，美日两国迫切感到需要调整美日同盟，使之适应新的局势。⁽¹⁷⁵⁾从1995年夏以来，美日就开始酝酿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了日本，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决定大幅度提升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地区安全中的地位。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过程中，台湾海峡也一直是美日双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从1995年夏到1996年夏的一年中，美日双方的领导人、高级官员、军方人士、以及学术界、舆论界人士关于冷战后美日安全的言论几乎都要涉及到台湾局势。⁽¹⁷⁶⁾1996年7月日本发表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讲到中国时说：中国“持续推进核力量、海上和空中力量的现代化，扩大……海上活动，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引起紧张局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密切注视……北京的行为”。⁽¹⁷⁷⁾1997年6月和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相继公布，美日同盟新框架基本形成。新指针使安保条约从专守防卫扩大为应对“周边事态”，美日对于“周边事态”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态，既不明说台湾海峡包括在内，也不明说将其排除在外。用有的美国前官员的说法，因为新指针确实可能用于台湾海峡地区，但这样明说又显得带有挑衅性了。⁽¹⁷⁸⁾

总之，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挑衅”引发的1995—1996年台海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从根子上说，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实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双轨政策”的结果，即与中国政府发展官方的关系（当然不止官方关系），同时又与台湾发展所谓“实质性关系”，包括经贸、文化、人员往来，以及售台武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也许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但它却为中国的最后统一制造了严重障碍，尤其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断升级的趋势。美国的这种政策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无穷的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