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克服重重阻力，经过十几年的曲折发展，到90年代初，在人员往来、经贸关系、文化科学交往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1993年，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两岸贸易当年达到138亿美元，占台湾当年外贸的8.4%，其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27亿美元。从1988年以后，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而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增长分别是0.4%和5.9%。根据美国在台协会估计，1993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占了台湾全年出口的21.7%，而1987年它对大陆的出口仅占7.7%。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也迅速增长。到1993年年底，官方统计的数字为60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仅次于香港，多于美国和日本。⁽⁷³⁾两岸关系的这种发展要求两岸开辟正式的协商机制，以讨论各种相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3月，台湾方面成立了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著名的国民党人、企业家辜振甫出任会长。12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成立，由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出任会长。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汪道涵和辜振甫于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会谈。会议产生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项文件，从此打开了两会协商的管道，在海峡关系的发展中“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⁷⁴⁾但由于“台独”势力的阻挠等原因，在此后一年中，两会协商进展甚微。

1993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白皮书共分5部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国际事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强调指出：“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⁷⁵⁾但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却于1993年9月声明说，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没有对白皮书作出积极回应。

克林顿大选成功使台湾感到发展美台关系有了新的希望。1992年12月中旬，台湾“副外长”陈锡藩表示，克林顿总统曾4次访问台湾，对台湾有感性了解。他希望新总统采取两方面措施改善美台关系：（1）取消卡特政府时期作出的有关行政指示，即禁止助理国务卿和部长助理以上官员访问台湾，禁止台湾官员访问国务院；（2）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重新命名。⁽⁷⁶⁾

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没有过多谈及台湾问题。他表示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也对布什总统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表示赞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确认对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表示要“继续以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为指导”，大陆和台湾要“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未来关系，我们所坚持的仅仅是，这个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我们将继续遵守我们的承诺，不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异议，同时继续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建设我们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⁷⁷⁾这似乎表明，克林顿政府不准备对台湾政策作大的改变。

同时，美国政府也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本拟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出席11月中旬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经过一番激烈的外交交涉达成谅解：李登辉“谢绝”克林顿的邀请，而派遣台湾的经济计划发展委员会主席肖万长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出席会议。⁽⁷⁸⁾在这个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克林顿被问及台湾问题时，他说：“美国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它不排除我们遵循《与台湾关系法》。它也不排除我们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关系……所以我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感到满意。我不认为那是会使我们绊倒的我们对华关系中的障碍。”⁽⁷⁹⁾这再次表明，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准备对1979年以来的对台湾政策作任何大的改变。

改变对台政策的压力来自国会。1993年，新一届国会伊始，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就纷纷提出各种有关台湾的议案。2月，众议员克莱因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圈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3月，参议员李伯曼提出一项议案，支持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台湾的代表。众议员所罗门、参议员达马托、西蒙等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9月参议员佩尔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与台湾之间进行高层政府官员互访。而更有影响的是参议员穆考斯基提出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修正案。7月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0票对0票通过这一议案，议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甲、乙两款的规定“取代了”（supersede）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中有关的规定。⁽⁸⁰⁾

克林顿政府尤其是国务院起先力图阻止该修正案的通过，国务院官员警告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应当改变，政府在实行政策过程中需要灵活性，即使现在，台湾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如果通过这一修正案，中美关系将会倒退20年。1994年3月8日，代理国务卿塔尔博特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敦促委员会取消该修正案，认为这一修正案“会严重破坏在过去14年中我们在台湾海峡地区帮助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基础”。

但参议院还是同意了外交委员会的提议，将这一条列入了《1994—1995财年国务院授权法》。可是众议院通过的《授权法》中没有这一条。随后，参众两院讨论《授权法》中的分歧。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的干预下，会商委员会于4月19日达成妥协：将参议院《授权法》中的有关条文，改为国会对《授权法》的声明。国务院还与国会就措辞进行了交涉。国务院不赞成“取代”这个词，认为使用这个词实际意味着8月17日公报失效。经过一再讨价还价，结果使用了“优先于”（take primacy）这个词。4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28日通过的《授权法》，其中附有国会的一则声明：“《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三节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基于上述声明制定的政策”。《授权法》还主张美内阁级官员访台，并要求总统在美国作为成员国的多边国际组织中“支持台湾”。《授权法》还要求总统大幅度提升美台关系，并要求国务院允许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公民以“台湾”而不是以“中国”作为他们的出生地。⁽⁸¹⁾

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召见美国大使芮效俭，就《授权法》中的这一声明和其他反华条款提出强烈抗议。田曾佩指出，《授权法》的反华条款公开践踏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八·一七公报》，是对中美关系基础的严重破坏，违背了美国政府关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5月16日，国务院官员重申，《授权法》中关于台湾的声明是没有约束力的，它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做法。⁽⁸²⁾

几乎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到南美访问在美国过境的问题。从1994年起，李登辉发起了“度假外交”。2月间，他访问了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5月，李登辉又要去南美访问，并参加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的就职仪式。台湾方面起先要求，李登辉要在夏威夷过一夜，打一场高尔夫球。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警告说，如果李登辉踏上美国土地，就会引起“严重后果”。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认为李道豫的警告是认真的。加之当时中美两国间的最惠国待遇之争正在火头上，朝鲜半岛局势又十分紧张，美国威胁要让联合国通过对朝鲜的制裁，朝鲜表示决不屈服，要斗争到底。在朝鲜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不想再让李登辉过境问题给中美关系增加麻烦，决定不让李登辉的飞机在火奴鲁鲁降落。台湾表示强烈反对。结果达成妥协，美国同意李登辉的飞机降落在夏威夷加油，但在加油时，李登辉只能去美国空军基地候机厅，而不能离开候机厅。

台湾驻美代表丁懋时到夏威夷给李登辉打前站，认为给李登辉准备的招待会从保卫到设备都很蹩脚。丁懋时向飞机上的李登辉报告了情况。结果当飞机在希克哈姆空军基地降落时，李登辉拒绝走下飞机，而是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登上飞机去向他问候。李登辉怒气冲冲地对白乐崎表示，台湾再不能忍受这种低人一等的待遇，台湾现在是民主社会了，它的领导人要对民众负责。台湾方面则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国务院不让李登辉下飞机。尽管洛德一再向记者和国会议员解释，但一些国会议员仍然就此事对国务院进行猛烈抨击。6月，两名亲台的参议员穆考斯基和汉克·布朗还致函李登辉，邀请他访问美国。⁽⁸³⁾

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审议出台。这次审议是从中美两国建交15年以来第一次“系统的”对台政策审议。克林顿政府认为，对台湾的政策“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运动”。⁽⁸⁴⁾同时，对台政策的审议也是对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要求的反应。在70—80年代，一些国会议员常常把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与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政权相提并论，进行批评，尤其是1984年在加州发生了行刺作家江南的事件之后更是如此。国会中还成立了倡导台湾民主委员会。及至90年代初，在许多国会议员看来，台湾已经是“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民主社会”。⁽⁸⁵⁾台湾又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1993年对台湾的出口额为160亿美元，超过对中国大陆出口额的2倍。⁽⁸⁶⁾冷战结束后，各国的商界都在竞争市场，欧洲国家纷纷派遣负责官员去台湾，推销欧洲的产品。美国企业界担心，美国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失去台湾的市场。美国的军工企业更是急切希望，F-16战斗机的销售会给他们打开更多的武器售台机会。商界希望政府打破对发展美台关系的政治上的限制。⁽⁸⁷⁾为了不要与处理穆考斯基修正案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纠缠在一起，对台政策审议结果直到1994年9月才正式出台，具体内容是：

——台湾驻美代表处由原来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华盛顿），设在美国别处的称为“台北经济文化处”。

——台湾代表得以在美国政府机关会见美国相同层级的官员，国务院、白宫和白宫西翼除外；建立次内阁级的经济官员对话处理重要的双边经济问题。

——可以不定期地举行内阁一级的会议处理经济和技术问题；允许美国经济和功能机构的内阁一级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在美国作过境停留，但时间不得过长，也不允许他们在美国作私人访问。

——虽然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支持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让台湾的声音能被听到”，并支持台湾加入并非以主权国家为先决条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⁸⁸⁾

9月7日，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些调整。他同时说，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14年来，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海峡两岸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继续是这种政策的核心，本政府打算加以保持。”美国同台湾当局进行较高级别的接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和做生意，“任何人都不应认为是官方关系”。美国的高级领导人，或者没有担任经济、商业或技术方面的部长职务的高级官员，将不访问台湾。同样，美国将不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一般是指行政院长、总统、行政院副院长和副总统”）访问美国，但允许他们必要时路过美国，但必须是“真正出于过境的目的”。在9月2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向参议员们再次作了说明。⁽⁸⁹⁾

9月10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奉命就美国政府提升美台关系提出强烈抗议。他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台湾问题如处理不当，中美关系不仅要停滞，而且会倒退。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地、认真地对待台湾问题，切不可存在任何幻想，更不要错误地认为，美国延长最惠国待遇之后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为所欲为，中国就会吞下这一苦果。”⁽⁹⁰⁾

一些国会议员远远不满足于上述调整，他们批评这次调整具有“化妆品的性质”。西蒙参议员称这次调整是“微小的改善”，“我们仍然冷淡台湾”。布朗参议员说：“政府对待我们在太平洋最密切的民主盟友甚至比对待北朝鲜、古巴和利比亚更糟……我们的政策甚至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众议员托里切利批评政府在寻求与台湾进行贸易的同时“忽视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重大进展。我们已经从使用贸易的杠杆影响中国的行为这样一个念头后退，现在，我们又从更好地对待台湾可以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压力的念头后退了。”穆考斯基称：“政府应当采取更大胆和更有实质性的步骤来承认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比较成熟的关系。”⁽⁹¹⁾

台湾希望得到的远不止这些。10月6日，李登辉公开评论说：“如此微小的调整，是无法摆正美在亚太地区应有的角色。”他还公开表示，希望克林顿到台湾访问，并期待他“明天能跨出一大步”。⁽⁹²⁾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讲话提出了八项主张，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4月8日，李登辉就此作出六点回应，强调“两岸分治的现实”，但迫于当时的整个气氛，他的语气还显得比较缓和。⁽⁹³⁾其实，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正在策划破坏两岸关系的新的更大的举动。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利用形势的变化，凭借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了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台湾当局重金聘用美国专业游说团体和政治顾问，竭尽全力争取国会议员；联络各州政府、州议员、有影响的前政府官员、商会负责人、学术界代表人物，和其他各界头面人物加强联系，邀请他们访问台湾；利用经贸活动，争取对台湾的支持；赞助美国文化事业和美国思想库，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发展与美国舆论界的关系，等等。⁽⁹⁴⁾这些活动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卡西迪公关公司的活动。

其时，李登辉正在为他1996年的竞选作准备。他认为，进一步获得美国的支持是他竞选中一张十分有用的牌。1994年年初，他成立了“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由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兼任。国民党党产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有一种说法是30亿美元，也有媒体报道是2900亿元新台币。⁽⁹⁵⁾1994年夏天，“台湾综合研究院”与华盛顿的一家叫作“卡西迪”的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450万美元的合同。卡西迪公关公司自称：“从1975年以来就为广泛的、各种不同基础的顾客提供积极的富有进取性的政府关系……根据顾客的特殊需要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公司就帮助顾客在与国会、白宫和行政部门以及联邦和独立的机构的关系方面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家公司还十分自豪地宣称：“许多别的公司的本事是‘关注和跟踪’联邦立法，本公司的令人羡慕的记录是超越那种水平的工作。本公司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专业经验和专长在于预计立法和确立规则的状况，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的顾客影响决策过程……我们关于政府运作的知识和可以接触决策者的能力使我们的顾客的利益得到保证。”至于公司的成员那就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公司向客户提供一支两党的队伍，包括前国会议员、政府高级官员和领导人、军方和私人企业。”⁽⁹⁶⁾可见，这是一家旨在影响“联邦、州和地方的决策和立法过程”的公司。公司的自我介绍口气很大，它的能耐也确实不小。它不辱使命，卖力地向国会游说，争取对台湾更大的支持。由于该公司能耐非凡，1997年7月1日，台湾当局与该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每年向该公司支付活动费用190万美元。⁽⁹⁷⁾

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顽固的冷战斗士、参议员赫尔姆斯成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人权意识极端强烈的吉尔曼成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⁹⁸⁾一批与前20年中美关系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的新议员来到华盛顿，他们在外交问题上，尤其在中美关系方面没有多少主见，便常常为赫尔姆斯、吉尔曼等人的意见所左右，成为国会中的随大流者。从40年代末以来，共和党右派就是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的主要势力，在共和党控制的第104届国会（1995—1996年）中，对台湾的支持比前一届国会有明显的加强。1995年年初，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一次会见台湾代表团后表示，他对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和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予以支持。他说：“坦率地说，台湾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它理应得到的。”⁽⁹⁹⁾1月12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吉尔曼和前国务卿贝克都表示支持李登辉访问美国，对共和党保守派颇有影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建议允许李登辉访美，将此作为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个步骤。⁽¹⁰⁰⁾

李登辉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他于1955年在该校获得农业经济博士学位。1994年，一群自称“李登辉之友”的人向该校捐献了250万美元，设立了李登辉国际研究教授职位。⁽¹⁰¹⁾从1995年年初起，台湾官员就在寻求李登辉重访康奈尔大学的机会。但当时国务院的立场是明确的：不同意向李登辉发放签证。洛德在1994年9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政府现行的台湾政策“使政府强烈反对国会试图为台湾领导人访美采取立法手段”。⁽¹⁰²⁾1995年2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到，政府是否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他说：允许这样做“与我们（指美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非官方性质是不一致的”。⁽¹⁰³⁾

但台湾当局却并不罢休。他们绕开政府，通过种种手段，包括所雇用的卡西迪公关公司在国会大肆活动。1995年2月，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作证。有两个情况是十分突出，甚至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出席了，甚至有的非成员也出席了；第二，每一个发言的人只谈一个话题：为什么要给李登辉发签证。有的议员问：“李登辉是个民主主义者，是美国的朋友。让他来到底会有什么恶果呢？”⁽¹⁰⁴⁾(www.daowen.com)

1995年3月初，参众两院的主要成员同时提出了两项内容相同的“国会意向”决议案，其中说，台湾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它从美国的进口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两倍；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拥有者；“台湾是正在发展中的民主的模范”，而“支持外国的民主和人权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总统应该立即表明，欢迎李登辉的私人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聚会。赫尔姆斯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表示怀疑。他在3月15日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难以想象，如果允许台湾总统访问美国，我们与红色中国的关系就会停止了”。⁽¹⁰⁵⁾

1995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会见克里斯托弗。后者向中国外长保证，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国政府将不向李登辉发放签证。但克里斯托弗同时表示，这是很难的，国会中要求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的压力在不断增长。⁽¹⁰⁶⁾

5月2日，众议院对上述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360票对0票通过。一星期后，5月9日，参议院以96票对1票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自然，这两项决议是没有约束力的国会意向。但一些国会议员指出，如果行政当局忽视他们的决议，他们将采取立法行动。这些国会议员大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不甚了了，大多不知道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为何物。⁽¹⁰⁷⁾国务院仍然坚持原先的立场。11日，国务院发言人约翰·奥塔说，如果允许李登辉访美，“那会对美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李以“总统”头衔来访，不管是否称这一访问是私人访问，“都将不可避免地被中国视为背离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从而引起与中国的重大争执。12日，国务院发言人戴维·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李登辉访问不合适，也不可能，建议改为途经美国。⁽¹⁰⁸⁾当时，国务院确实在想方设法地避免李登辉访问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甚至建议李登辉访问火奴鲁鲁，他不但可以打高尔夫球，而且可以进行私人的学术交流。但是，白宫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一问题的决策中，国务院已经被边缘化了。

克林顿总统在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曾经四次访问台湾。他是从美国的价值观来看待这次访问，而不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对待此事的。他强烈主张，李登辉有权访问母校。他同意在完全是私人性质和非政治性的基础上向李登辉发放签证，李登辉将不会见任何政府官员，直接去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然后直接回去。⁽¹⁰⁹⁾他懂得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包括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的势力，和那些游说者的力量。如果坚持不给李登辉发放签证，政府就将与国会处于对立地位，国会可能采取立法行动，那样政府就会显得更加难堪。同时，一些亲台的议员也在积极向克林顿进行游说。5月中旬，穆考斯基、西蒙、罗布等亲台的议员说服了克林顿给李登辉发放签证。5月17日，当他与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共进早餐时，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同时尽量缩小此事对中美关系的伤害。⁽¹¹⁰⁾

当然，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仍然有人强烈主张拒绝李登辉的请求。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坦伯格及其副手容安澜向克里斯托弗提出，应该拒绝李登辉的请求，因为这对中美关系的潜在破坏太大。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杰持相同的意见。但克里斯托弗和莱克拒绝了他们的意见说，不同意李登辉访美的后果可能更严重。⁽¹¹¹⁾当时，洛德正在东亚访问。这就是说，国务院一些官员一直在抵制李登辉的访问，但高层决心已下。

5月19日，美方通知台湾当局，李登辉可以访问美国。但国务院官员同时告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鲁肇忠，李登辉的访问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他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或进行其他的政治活动，在机场不能有挥舞旗帜的欢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讲话也是非政治性的，美国政府官员将不去会见他。他可以在洛杉矶停留一夜，然后飞抵远离纽约市区的锡拉丘兹机场。鲁肇忠点头称是。⁽¹¹²⁾李登辉得到访美签证显然鼓舞了台湾当局。在李登辉动身赴美之前，台湾当局就宣布准备花10亿美元来使台湾加入联合国。⁽¹¹³⁾

5月20日，莱克和副国务卿塔尔诺夫约见中国大使李道豫，向他通报了李登辉即将访美的消息。他们说，李登辉的访问纯属私人性质，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有什么改变。李道豫对美国政府的决定表示强烈抗议。

5月22日，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决定批准李登辉赴美作“私人访问”。国务院声明中说：“李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即作为康奈尔大学尊贵的校友参加校友会。”他“将以严格的私人身份访美，不从事任何官方活动”。声明还辩解说：“允许李登辉私人访问的决定并不反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基本性质方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的经济与文化关系。”⁽¹¹⁴⁾但在1994年审议对台湾政策时美国政府明白表示不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刚过半年多，美国政府就允许李登辉访美，这实际上是对台湾的政策再次作了调整，使美台关系又一次升格。在同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穆考斯基、西蒙、罗布等3位参议员把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称作是“民主的胜利”，并称，台湾朝着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取得的进展是这次突破的主要原因。西蒙还说，美国从政治上孤立台湾的政策是“20年的老政策了，是生硬的、僵硬的和不现实的”，他呼吁美国要实行一种新的对台政策，“一种不是基于权力、不是基于数量而是基于人权的政策”。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受中国的支配。⁽¹¹⁵⁾

5月23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表示，允许李访美是美国政府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根本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极为严重的行动。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此事召见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提出严重抗议。23日和24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于当年6月对美国的访问，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于振武已分别中止对美的访问。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又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原定6月举行的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与核能合作的专家级会谈，并推迟美国军控和裁军署署长及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来华访问。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在台“副外长”陈锡藩等人陪同下启程赴美。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兹透露，国务院对李登辉访问该大学提出的指导原则是，此行完全是“私人的，非官方的，不得悬挂国旗，播放国歌”。8日，穆考斯基、达马托等三名参议员赶到纽约锡拉丘兹机场欢迎李登辉，并送给他参议院以96票比1票通过的允许李访美的决议的复印件。9日，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宣传台湾的“经济奇迹”、“政治奇迹”，声称不应低估“台湾经验在国际上的重大意义”，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要“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他表示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希望此行为美台合作开创新机会。李登辉在讲话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国”的说法，他的讲话是高度政治性的。⁽¹¹⁶⁾事先，台湾官员应国务院的要求承诺，李的访问是纯粹私人性的，是低姿态的，他的讲话只是对他在康奈尔的校园生活的回忆和关于台湾的经济改革。因此，国务院官员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国务院官员对李登辉访美中的种种细节都表示不满，一再与台湾讨价还价：李登辉之行应该带多少新闻记者，带多少保安人员，带多少官员，飞机在哪里停，可以见什么层级的官员，什么地方可以出现台湾的“国旗”。这是因为国务院和台湾当局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华盛顿希望表明，这是一次私人访问，并希望尽可能少地损害中美关系；而台湾恰恰要借此表明，这次访问并不纯粹是私人性质的，李登辉在美国受到足够的“尊重”。洛德从此以后拒绝再见鲁肇忠。⁽¹¹⁷⁾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约见李道豫大使商谈要事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函钱其琛，信中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约束力的立法”。这自然只是强辩之词。他并表示，李的访问是“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会见。李也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¹¹⁸⁾6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紧急约见李道豫大使。克林顿重申，李登辉访美“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访问”，表示他重视中美关系，“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中国）更广泛的参与”。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李道豫大使当场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李登辉访美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¹¹⁹⁾此次约见还违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6月16日，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¹²⁰⁾同日，美国大使芮效俭在华任期已满，离任回国。⁽¹²¹⁾他已被任命为驻印尼大使。这样，在1995年的夏天，有三个月时间在中美两国的首都没有对方国家的大使，这是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所没有过的。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称，美国对中国政府召回大使“深表遗憾”，希望这只是暂时的。他还说，美国将“继续寻求同强大、稳定和开放的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政府不打算对最近中美关系的消极变化作出过分反应，并希望中国政府“同美合作进一步推进两国建立建设性关系”。⁽¹²²⁾

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国务院与台湾取得了新的谅解：台湾方面如果有什么抱怨和要求，直接向政府提出，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国会身上，利用国会来向政府施压，把政府击败。政府不想再一次处于尴尬的地位。克林顿政府同意，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台湾的“国安会顾问”可以在纽约举行会晤，商谈共同关心的问题。⁽¹²³⁾

同时，美国政府也希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7月28日，克里斯托弗在启程前往亚洲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前，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为实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的美国战略”的讲话。谈到美中关系时，他强调了美中关系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性，强调了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对中国的政策。他说：

美国一直没有，现在也没有谋求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一项符合我们大家的最大利益的政策……从1972年以来，“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我们接触的基础。我们前后一贯地遵循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关于转让武器的公报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文件，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承认中国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重申，我们无意倡导或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他还表示，“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并成为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可靠的领导者”。⁽¹²⁴⁾克里斯托弗尽管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中美之间的分歧问题，如人权问题和不扩散问题，并具体提到了吴宏达的问题，⁽¹²⁵⁾但他认为，两国之间的分歧“是接触中的分歧，而不是遏制或孤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奢侈到可以舍弃自己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的责任。”他的这番讲话是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一项最正面、最积极的政策宣示，表明美国政府愿意修复受到损害的双边关系，从而为他与钱其琛即将在文莱举行的会晤铺平了道路。⁽¹²⁶⁾

在克里斯托弗赴文莱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之前，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共同准备了一份材料，以表明李登辉的访问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改变。材料提出了四项标准：类似的访问将是私人性质的，包括健康和家庭的考虑；它们将严格地是非官方的；所有的申请将按照个案处理的原则进行；国务院也预计这样的访问将是“极少的”。⁽¹²⁷⁾

8月1日，中美两国外长在文莱举行会晤。钱其琛说，这次会晤是在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进行的，中国希望双方保持一种正常和良好的关系，但关系的发展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三个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了恶果。他同时对克里斯托弗在7月27日的讲话中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表示肯定，但指出，除了言论必须要有行动。克里斯托弗重申了他在7月27日讲话中阐述的对台湾政策，并表示将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或支持台湾在任何国际组织中发挥官方的作用。克里斯托弗在会见中转交了克林顿总统给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克林顿在信中保证，美国将反对和抵制台湾争取“独立”的努力，将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与一个分离的台湾，将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克林顿还表示欢迎江泽民访问美国。克里斯托弗并提出，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方式。⁽¹²⁸⁾克里斯托弗还表示希望恢复暂时中断的两国之间在不扩散、军控、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对话，希望派副国务卿塔尔诺夫去北京继续这种努力。钱其琛欢迎塔尔诺夫去中国访问。会见的第二天，克里斯托弗致电克林顿汇报说：

会见的调子是好的……我们正在重新获得两国关系中失去的势头。我的感觉是，在翻车以后，我们双方正在挣扎着把车厢一节一节地回复到铁轨上，但这显然需要时间和努力……两国关系正处在修复之中，低潮似乎已经过去，除非出现新的挑衅……在文莱的会晤提醒我们，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多么指望美国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¹²⁹⁾

克里斯托弗的感觉显然没有错。两国外长的会晤和克林顿给江泽民的信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给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而跌入低谷的中美关系在双方努力下开始恢复。

8月底，塔尔诺夫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举行会谈。塔尔诺夫在访问结束时告诉记者，他在会谈中一再强调，美国“远不是要孤立中国，我们希望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与我们及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尔诺夫通报了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今后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政治性和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而且要“个案处理”。⁽¹³⁰⁾

不久，李道豫大使返回华盛顿任所。9月下旬，中国政府认可尚慕杰为新任驻华大使。国防部长迟浩田也准备派代表出席9月在珍珠港举行的纪念活动。两国关系逐渐得到恢复。

这年10月下旬，联合国预定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各国领导人将汇聚纽约。上述克林顿的信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此次纪念活动时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此进行了商讨。美方表示，美国还没有为中国领导人的正式国事访问作好准备。⁽¹³¹⁾结果，国事访问被推迟，而改为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

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了两小时的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1994年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强调，中美关系应结束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进入一种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此，双方要从四个方面作出共同努力：第一，从战略高度、从世界全局和21世纪的角度对待中美关系，排除阻力和干扰；第二，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第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第四，十分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克林顿总统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进行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才是惟一的选择。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再次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关于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的问题，克林顿重申，这种访问是“非官方的、是私人的、次数极少的”，而且要个案处理。双方拟在环境保护、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打击跨国犯罪，打击贩毒，国际执法合作，环保、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经贸合作、两国军事交往问题等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不断增长的成员，但中国要提出商业上可以接受的建议”。双方一致认为，这次正式会晤是坦诚的、友好的、积极的和有益的，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会后克林顿总统说，基于这次会晤，他相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将导致一系列对话，从而可以帮助改善与中国全面接触的机会。”他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框架并举行诚挚的对话，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处理那些分歧”。⁽¹³²⁾

中美双方对此次会晤都表示满意。亲自参加了这次会晤的洛德会后会见记者时称，“可以说，他们不仅规划了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观点，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议事日程”。双方领导人除了将经常会面外，还将探索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如热线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当有记者问：“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会晤吗？”洛德说：“我更愿意强调的是——这决不是要贬低这次会晤的意义——这是一次恢复势头、恢复对话和交流的会晤，以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我认为，在会晤中所已经达成的是中美两国互相对对方、对地区、对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对我们两国人民的福利的重要性的战略认识。”⁽¹³³⁾10月24日，钱其琛在接见记者时表示，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是积极的、有益的，对今后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双方的分歧和问题取得了一些共识。中美作为大国，不管建立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都必然具有战略意义，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合作方面讲都是如此。⁽¹³⁴⁾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围绕着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