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政治风波。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和政府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涉。4月27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威勒说：“美国相信和支持和平集会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我们希望中国的游行示威如果继续下去仍然是和平的，当局将采取克制的行动。”5月14日，国务卿贝克在接见记者时又表示：“我们支持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我们支持自决，支持言论自由、民主化。”⁽¹⁾但一些国会议员对这样的表态仍感不足，要求政府作更明确的表示。众议院外委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索拉兹5月21日敦促总统公开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会晤来“明确公开地表示”同中国示威者“站在一起”。⁽²⁾6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

当时，为了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和各大报纸已经给在北京的办事处增派了记者，后来，为了报道示威游行，它们又增派了采编人员。美国四大电视网的节目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瑞、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得·杰宁斯、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伯纳德·肖都到了北京。北京的政治风波立即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占了压倒地位，占用了大量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播放时间。每天都有几十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报纸上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据统计，1989年上半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网播放了近600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而1988年全年不到50篇。在报道的高潮，4月中旬到6月中旬，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近1/4是播放有关中国的新闻的。无线电广播节目近一半主要新闻是关于中国的。⁽³⁾这些报道或者夸大事实，或者加以歪曲，误导美国公众。一百多年来，美国人，不论是传教士还是外交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他们相信美国的影响力，传教士想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想按照美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美国人以为经济改革必定导致“自由化”，中国必定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美国人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的梦想现在就要实现了。美国公众舆论变得对中国很有好感。⁽⁴⁾美国传媒关于学生示威游行的报道更使美国人兴高采烈。现在一夜之间，美国人感到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美国舆论的反应迅速而强烈。

6月3日深夜（美国东部时间），在缅因州肯尼班克港度周末的布什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驻华大使李洁明询问情况。李洁明说星期一早上（北京时间）北京的情况是平静的，但他担心美国留学生的安全。布什当即就中国事态发表声明，对使用暴力“深表痛惜”，“敦促以非暴力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他同时说，在过去20年中，美中两国通过巨大的努力建成了对双方都有益的建设性关系。他希望这种对两国都如此重要的关系得以继续发展。⁽⁵⁾

6月5日，以共和党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高科技贸易，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参议员保罗·西蒙要求对所有与中国的非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制裁。参议员多数党（民主党）领袖米切尔也要求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⁶⁾布什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起哄非常不满。他在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赫尔姆斯总是想搞乱这一［中美］关系”，索拉兹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⁷⁾布什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十年来的发展历史，熟悉中国领导人，他知道该怎样与他们打交道，他心里有数，不受那些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国会议员的言论的蛊惑。⁽⁸⁾

6月5日晨8时，尼克松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看。从长远看，美中两国要有良好的关系。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保持某种影响，要使中国保持克制，要有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杠杆，那就必须与中国接触。⁽⁹⁾他不打算召回驻华大使，他不想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不准备割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从而使从1972年以来经过如此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关系毁于一旦。他要保持对话渠道畅通。5日下午，布什与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碰头，确定美国对事态的反应。布什对他们说：“我了解中国人。我知道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¹⁰⁾斯考克罗夫特赞成总统的意见，而贝克则认为，如果总统不对事件进行措辞更强硬的谴责，并采取一些制裁措施，那么国会就会采取主动，通过比布什可能采取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布什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他说：“关于中国我们要做的是不要把视线从他们（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事情移开，既不把人权的灾难合理化，也要说，我们要在同这些大国打交道的大框架中来对待此事。”这天下午（华盛顿时间），布什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称“美国不能原谅暴力攻击的行为，不能无视这种行为给美中关系造成的后果”。他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美中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美中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通过红十字会向在袭击中受伤者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重新研究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但在同一次讲话中，布什又说：“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而要采取理智的、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远利益，又要承认中国国内局势的复杂性。”他表示，他不准备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说：“在商业方面，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恰恰认为，正是商业上的接触导致了要求更多的自由。”⁽¹¹⁾从此，布什在制裁中国和维护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

6 日，美国司法部长索恩堡根据总统命令指示移民归化局，现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留下，就不要强使他们回去。该命令有效期为一年。⁽¹²⁾7日，国务卿贝克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建议“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布什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希望美国和一切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组织、人士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希望美国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允许方励之夫妇到大使馆寻求避难。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约见美国大使李洁明，对此提出严正抗议。⁽¹³⁾中国外交部并通知美方，推迟预定的钱其琛外长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

美国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对布什总统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态度大为不满。人权观察组织立即向总统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召回驻华大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暂停贸易发展计划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项目下的各种商业刺激措施，终止所有军售，禁止向中国进一步转让技术，以及反对国际机构向中国发放贷款。该组织还于6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呼吁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有关当局在办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参议员赫尔姆斯和众议员索拉兹同时在“面对全国”电视栏目中露面，要求对北京政治风波作出更强烈的反应。索拉兹还警告说：“如果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主动改变美国的政策，国会将代他做。”⁽¹⁴⁾

针对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的要求，布什在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美国宣布采取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后，许多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如果中国目前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在适当时期采取进一步措施。但他同时又说：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想做的是尽我所能保持这种关系，我希望未来的局势能允许我保持这种关系”。⁽¹⁵⁾同日，贝克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排除了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并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认为，保持这种联系是重要的，因为主要是这些联系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放。”但同日，美国国防部通知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下令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从而中断了改良中国55架歼8型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¹⁶⁾9日，美国科学院院长普赖斯通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暂停两国间的科学交流活动。13日，美商业部取消了向中国出售核电厂装置的许可证，这批设备价值5亿美元。⁽¹⁷⁾

在国会的压力下，国务卿贝克感到，对中国实行新的制裁措施是与中国进行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6月20日，他告诉国会，政府正在考虑新的制裁措施。但他事先并没有与总统进行商量，而他对国会的讲话却使总统非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不可。于是当天晚上，布什政府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表示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对华贷款事宜，这影响到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¹⁸⁾但白宫的声明同时又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¹⁹⁾美国政府取消了原定的美国商务部长莫斯巴赫尔和财政部长布雷迪对中国的访问。⁽²⁰⁾22日，美波音公司称，根据总统命令，美国政府已经中止了对中国销售4架波音757-200大型喷气客机和6架CH-47“支努干”军用直升飞机的交易。⁽²¹⁾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施压，并再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她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²²⁾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采取相应的步骤对中国实行制裁。在6月末举行的峰会上，欧洲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迟了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暂时停止与中国政府官员的接触，不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以及终止与中国的军事接触等。7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也采取了类似立场。日本加入了对中国制裁的行列。这样，共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²³⁾

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采取的方针是稳住阵脚，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动摇。邓小平告诫中央领导同志：“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²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中国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退缩，而是迅速稳定了国内局势，站稳了脚跟。

美国国会继续要求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种各样的议案接连提出。6月29日，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对中国制裁的修正案，修正案要求把对中国已经实施的制裁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制裁措施：把出售武器的禁令扩大到警察装备；暂停实施一项在中国促进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计划；中止执行核合作协议；反对提高对华技术转让水平；等等。但修正案又说，如果总统能向国会证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有重大改进，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可以不予实行。⁽²⁵⁾

行政当局反对国会对对华政策的过多干涉，认为这是白宫权限范围内的事，而且布什仍然认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他在6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你看一下世界，你就会懂得太平洋地区的活力。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现在要得到那种关系是很难了。在当前，因为种种原因，要得到我认为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我将尽力而为找到办法来寻求改善这种关系。

在众议院投票之前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又说，是“美国总统决定他认为什么是对的和最好的……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必须考虑许多我当众议员时从不考虑的事”。⁽²⁶⁾众议院的修正案通过后，7月13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斯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时说，总统6月5日和20日宣布采取的措施对中国的事态作出了“坚定的、适度的、经过仔细斟酌的”反应，其目的在于：毫不含混地表明美国支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社会；可以对中国的事态迅即作出反应；有助于增进美国长远的战略和外交利益。这是将美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对人权的关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政策。强制性的经济制裁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长远的经济地位。他还说，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方面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立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行政当局认为如同众议院通过的那种立法将“严重限制总统根据迅速变化的局势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导致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已被一般地证明是无效的，实行制裁的国家却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²⁷⁾显然，布什政府一方面要对中国实行制裁，一方面又不愿意使中美关系倒退太远，以至损害了美国的根本战略和经济利益。但第二天，7月14日，参议院还是通过了由民主党（多数党）领袖米切尔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较之众院的法案稍为缓和，并赋予总统更大的自由权，总统可根据他对国家利益的评估决定取消制裁。白宫于是支持了这个法案。

显然，在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白宫与国会在对中国实行制裁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国会突出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天安门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为冲突的主题。”⁽²⁸⁾白宫在考虑价值观念的同时，还要掂量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和经济利益，不想因为追求美国的价值观而太多地损害美国的现实利益，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尤其当时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布什一直关心的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不要损害美国的利益。布什1989年2月下旬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了解预定的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想法。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向他保证，中国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中国希望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希望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邓小平还讲了中俄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历史，告诉布什，戈尔巴乔夫访华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复活，不是结成一个反对美国的亚洲联盟。布什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满意，同时他也决心要以尼克松的传统加强中美两国关系。⁽²⁹⁾其次，党派政治的影响。从4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就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足球”，就是进行党派斗争的工具。当白宫和国会分属两党时尤其如此。现在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民主党想要证明，新的共和党总统是软弱的。⁽³⁰⁾民主党人尤其历来举着“倡导人权”的旗帜，现在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党争斗的焦点，当时是民主党的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现在，当着中美关系面临重新正常化时，它又成为两党争斗的焦点，但现在恰恰相反，是共和党掌管白宫，而民主党主导国会。

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6月8日，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但中国驻美使馆经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6月20日，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通过韩叙大使转交。他在信一开头就说，他是怀着对邓小平的“极大的尊敬”，“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 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他接着写道：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曾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很遗憾未能如愿。首先，我是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存在着困难的环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我只是想使你相信，我们希望这件困难的事情能以这样一种既使你满意、又不违反我们对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承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时，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它们。

布什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他希望，除了两国的大使之外，能有“特别的渠道”保持两国交流畅通，还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布什知道这一举动相当冒险，因此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看过这封信。⁽³¹⁾6月2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国大使馆，交给了韩叙大使，同时表示，布什想以秘密的方式与邓小平直接沟通。韩叙大使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非常赞成派遣特使的想法。不到24个小时，邓小平就给布什回了信，其中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同意布什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为密使。⁽³²⁾(www.daowen.com)

1973年后，斯考克罗夫特是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基辛格的副手，1975年又曾随福特总统访华，会见过邓小平。1981年福特作为前总统访华时，斯考克罗夫特又随同前来，再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并设宴招待他们两人。所以，斯考克罗夫特是亲身参与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的，与邓小平也有旧交。贝克国务卿坚持，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应该同行。其实，贝克和伊格尔伯格对这次遣使都不热心，但这是总统的决定。此次出访极为秘密。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没有将这次访问告诉他们最亲近的人，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基米特。贝克担心电报可能泄露机密，将李洁明大使突然召回华盛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向他宣布派遣特使的决定。李洁明在国务院和华盛顿也不能堂堂皇皇地出入，以免接触国务院同事和报界。他甚至没有与刚刚被任命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联系。布什要他们向中国领导人说明，他决意维护美中两国的重要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人民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是永久性的，但现在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这样做。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事态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应，以及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对事件的参与者宽宏大量，尽快使事态恢复正常。

就在众议院投票表决前一天，6月3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开始了他们20小时的秘密的北京之行。7月1日，一架黑色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架飞机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直接飞来，在空中加油以节省时间并避开耳目。在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冲绳。斯考克罗夫特也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飞机外部经过了伪装，涂掉了空军标记，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飞机上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三名乘客：斯考克罗夫特及其执行助理、伊格尔伯格。当他们三人到达北京时，没有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李洁明大使到韩国去探望妻子去了。因此在北京的美国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秘密访问。⁽³³⁾

7月2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李鹏总理、吴学谦外长、钱其琛副外长在座。会见前，邓小平对李鹏等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说，不久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同时又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³⁴⁾

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邓小平说，布什是他的朋友，在过去一些年中他认为布什是可以信赖的，布什不大说什么空话和言不由衷的话。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中国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他批评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美国卷得太深了”，现在光靠友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可能使两国关系破裂的，他说：

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³⁵⁾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最近的行动也许是中国的内政，但中国要考虑它对美国和对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那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希望美国不要火上加油。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态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他同时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他希望这样来处理事件，过一段时间两国就能有健康的关系。但这很不容易，而且要付出代价。而且事态的发展也有可能使布什总统不能这样做。中国所做的和中国的行为方式对美国以及西方的舆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总统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邓小平神情严峻地表示，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³⁶⁾

这次秘密出使是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刻的一次沟通，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的飞机离开北京回国。⁽³⁷⁾

1989年8月14日，韩叙大使夫妇与布什总统及夫人合影

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到美国，立即前往布什在缅因州的别墅汇报情况。根据汇报，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他在信中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还表示，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他和日本首相一起缓和了对中国的批评。他表示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³⁸⁾7月28日，布什再次秘密致函邓小平，通报了不久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他在信中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

8月11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总统，首先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然后，就“解铃”、“系铃”的含义作了特别解释，并指出：“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³⁹⁾

布什致邓小平的信和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试图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7月7日，布什批准对4架波音757大型喷气客机的出口解禁，这笔交易价值1.4亿美元。这种客机的导航系统被认为是一种军民两用技术，这项解禁实际上是对制裁的一个突破。当着国会要求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时，布什采取的这项解禁虽然只是一项具体的商业销售，但却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示。

1989年7月下旬，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美方暗示东道国法国将中美两国外长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其琛。7月31日，两国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双方的合作表示满意。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它“对我们双方来说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和战略意义。”但是美国单方面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他希望中国政府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事态作出反应的方式。他希望中国不要转向关起大门，变得孤立。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其琛向贝克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表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他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背景不同，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双方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中国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在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双方应该对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⁴⁰⁾一星期后，美国国务院修改了劝阻美国人去中国旅行的通告，并批准260名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正如贝克所表示的，这时在国外普遍有一种担心：中国是否会逆转改革开放的政策，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局面。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反复阐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向他们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8月8日，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签署土地划片开发的合同，美国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仪式。该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平息政治风波后中国同外商签署的最大的一个项目，在国内外都有影响。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会见了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和李洁明，对公司的远见表示赞许，对李洁明参加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富强。⁽⁴¹⁾

9月间，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阐明他对中国和国际问题的看法。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他说：

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⁴²⁾

19日，他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和由他率领的访华团，批评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北京政治风波的指责，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是根据一些谎言和歪曲了的事实作出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样处理问题是太肤浅了。⁽⁴³⁾

为了进一步向国内外公开表明中国的政策，9月26日，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江泽民和常委们反复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战略目标，都不会改变。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⁴⁴⁾

9月27日，在纽约参加第44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再次举行会谈。贝克说，总统和他本人都希望加强美中关系，但如果公众舆论表现出相反态度，他们也就很难这样做了。他建议中方取消戒严，减少反美宣传，以改善中美关系的气氛。钱其琛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只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美关系。中国是不怕压力的。他希望恢复执行中美双边的科技交流协议，恢复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履行由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的协定。⁽⁴⁵⁾10月2日，钱其琛在纽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对纯属自己的国内事务采取何种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避免以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不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中国表示赞赏，希望见诸行动。他还说，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⁴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