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公报的达成，中国与美国打了10年交道，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在苏联力图寻求全球扩张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10年的经验也使中国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除了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台湾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年深日久，美国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存在着强大的亲台势力。主要由于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那么艰难，用了近7年的时间。甚至在建交公报即将发表的时候，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还可能使谈判功败垂成。两国关系刚刚实现正常化，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实质上继续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而且一旦成为法律，这种立场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固定下来，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两国建交未几，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问题又把中美关系带到了危险的境地。双方又经过十分艰难的谈判，才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关系渡过了又一个危机。但公报并没有最后解决问题，它只是把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了不确定的未来，所以中美关系中的这个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中美关系发生又一次危机的潜在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公报达成后，美国右翼顽固势力不断发议论，写文章，重弹“两个中国”的老调，并扬言要在国会搞一个反对联合公报的决议，一再向里根政府施加压力。而国务院竟在给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信中说，公报“只是总统的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所作的承诺“不是一项行政协定，并不具有国际法所有的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倒是联合公报的执行要受《与台湾关系法》的约束。⁽¹⁾这些情况都引起中国政府的密切注意。⁽²⁾

除了台湾问题，10年的交道也使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从一方面来说，发展和改善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分别是在两党执政时达成的。另一方面，对华政策又不止一次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热点，甚至焦点，成为美国党派斗争的“政治足球”。40年代末50年代初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70年代以来的情况也是这样。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受到部分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抱怨美国对中国作了种种让步，而没有从中国得到相应的回报，所得到的只是发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空洞承诺。有一份报纸竟用了这样的标题：“他们得到了台湾，而我们得到了春卷”。⁽³⁾卡特总统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遭到共和党右派的攻击，最典型的是里根对卡特的攻击。这种情况也使中国决策者意识到，要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稍后，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美籍华人学者时所发表的谈话正表示了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识，他说：

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⁴⁾

从60年代末以来，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中国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开与美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外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家目标的变化实现了重大转变。由于苏联扩张主义成为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中国在国际上实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即所谓“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中国的对美政策强调的是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这种共同的战略需要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中国的这个方针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维护了世界和平。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适时转变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里根执政后，打出了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振国威的旗号，增加军费开支，力争夺回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加强与盟国的传统关系，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另一方面，苏联由于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在阿富汗又陷入泥潭，逐渐失去了战略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寻求改善苏中关系的积极变化。1982年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苏联“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恢复关系。2月1日，苏联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会谈。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概念’”，“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⁵⁾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拒绝勃列日涅夫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攻击，并说：“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⁶⁾5月13至21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12月被任命为副外长）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进行了会谈。5月2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称，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举行边界谈判。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与苏方商谈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事宜。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立即恢复边界谈判。

中美苏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也使中国决策者能更加充分、更加深远地考虑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外交方针。显然，原来中国所奉行的“一条线”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从1982年起，中国政府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1982年，中国领导人频频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强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2月15日，赵紫阳总理在会见联合国亚太经社执行秘书基勃里亚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对推动全球谈判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基点应该放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上”。2月24日，赵紫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⁷⁾3月18日，赵紫阳在会见上沃尔特外交合作部长蒂安塔尔时又说：“我们要着重发展南南合作，这也是推动南北对话，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际行动。”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斯时强调：“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和加强合作非常重要。”⁽⁸⁾

同时，中国分析世界形势时，不再强调苏联的扩张，而是恢复了对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抨击。4月19日，赵紫阳在为索马里第二副总统库勒米举行的宴会上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遍及各个角落。事实一再表明，它们要对别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剥削和侵略，并使世界和平与安宁受到严重威胁……主要受害者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同日，赵紫阳在与几内亚比绍国家元首维埃拉的会谈中，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成三句话：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认为当今世界紧张动荡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4月25日，黄华外长在欢迎冰岛外长约翰内森时指出，80年代的国际形势不是缓和，而是动荡、紧张。其根源是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霸权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一项急迫任务。4月29日，赵紫阳在同来访的卢森堡首相维尔纳会谈时指出，“当今世界局势是紧张动荡、复杂多变，其根源在于两霸争夺。”⁽⁹⁾

从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出发，中国领导人进一步阐明，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邓小平8月2日会见法国外长谢松时说：

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

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¹⁰⁾

黄华外长在8月20日与德奎利亚尔的会谈中强调了中国外交的总方针，他说，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联合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这种霸权主义来自何方。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明白、坦率的表述。而在一年前中国强调的仍然是“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把联合反霸斗争，不断推向前进”。⁽¹¹⁾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向外交部指示，要对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联松动关系。⁽¹²⁾在十二大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式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际战略为全党所确认。邓小平在9月1日的开幕词中对中国30多年的外交作了十分概括、十分简练的总结，他说：(www.daowen.com)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¹³⁾

鉴于中苏关系仍然处在对抗的状态，这里的“任何外国”显然是指美国。这个说法与邓小平早些时候在中美谈判关于美国武器售台公报时的一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其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就不再是就某个具体事件作出的议论，而是一种带根本性的方针和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就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因为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当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构筑起遏制中国的半月形防线时，⁽¹⁴⁾中国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反对美国遏制的斗争；也正是因为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当着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中国不惜与苏联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两极世界的国际格局下，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某个大国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以及在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和局限。在中国外交中曾经有过以美国划线和以苏联划线的情况，影响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进入80年代，对中国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或正在回到正常轨道，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确实已经有可能实行比以前更完全、更不受干扰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了。

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更具体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再次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在讲到世界形势时，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他强调了要“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阐述中东形势时指名道姓地抨击了“美国霸权主义”。这是近几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所没有过的。他还强调了中国外交向第三世界倾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第三世界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情况”，并认为南南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令人瞩目的是，胡耀邦在报告中对苏联的提议作出了回应。他说：“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¹⁵⁾这就是说，在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中国都将坚持原则立场。在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对苏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安全。自然，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美关系比中苏关系要好得多。但中国将同时寻求继续改善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便不断改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地区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寻求人类的共同繁荣；

第二，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反对另一方；

第三，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区分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据每一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

第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同时广泛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¹⁶⁾

1982年12月举行的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点和任务，对1978年3月通过的宪法进行了修改。在新修改的宪法中对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外交方针予以确认。

中国在经过了50年代的联苏反美、70年代的联美反苏之后，在80年代初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只有在这种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才能营造对现代化建设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中国对美政策也将依据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确定。这一政策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中美关系并不是依赖于第三国，即不是由于，或不仅仅由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而存在、而发展的。在后来冷战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更显出其深远意义。

美国自然密切注视着中国外交方针的这种变化。许多美国官员私下欢迎中苏重开谈判，因为中苏紧张状态的缓和会有助于处理一些重大国际争端，如柬埔寨问题和朝鲜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驻重兵，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武装侵占阿富汗。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尤其是后两条，也能使美苏关系得到改善。自然，中国恢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引起美国决策者的不满。1982年12月，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说：“总的说来，我们欢迎有助于缓和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态发展。我们欢迎苏联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装装门面的削减威胁邻国的军队。”他还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对中国人把我们称作‘霸权主义者’，希望中国人最好不要把我们与苏联人并提为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渊薮。”美国也还有一种担心，中国可能以牺牲美国利益来寻求与苏联的和解。⁽¹⁷⁾